清代地方官学的恢复与重建——以清代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官学在封建王朝的教化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新王朝建立后,往往会采取兴文教的举措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清定鼎之初,便要求各地恢复战争中遭到毁坏的地方官学。但由于财政拮据,没有足够的款项资助地方官学的重建,所以地方官学的恢复和重建大多是依靠地方官员和绅士、生员的捐助来完成的。     

清代地方诉讼中的“客民”——以《樊山政书》为中心的考察

客民是清代地方诉讼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从《樊山政书》所载案件来看,客民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上控的案件基本都以失败告终,仅在对方当事人的道德被官员否定时才会出现例外。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清代社会价值观对客民进行否定;官僚制度设计使得地方官员偏袒本地民众;客民的出现使得地方政府难以实现有效治理等。这种历史现象对今日社会仍具有借鉴意义。     

清代桂西白山土司的赋役制度考察——以《白山司志》为中心

一条鞭法改革后,明清时期的流官区主要依赖赋役全书登记的田亩户丁数,直接将钱粮徭役折银,向编民个体征派。清代白山司所见,国家赋役征派的主体是司官而非土民,而在土司内部,土司对土民的赋役征派仍主要依赖“城头-村”的基层组织,桂西土司区田地分类、田赋征收及劳役征派等仍保留原有的社会传统。不过,随着国家管治的深入,清代白山司赋役制度呈现出适应性调整,司官向国家承担的田赋与劳役部分,其田地丈量、粮赋征收与劳役征派均可见其深受一条鞭法的影响,尤其是粮田、垦田名义下越来越多土民进入国家赋役体系,劳役征派也实现了由役民向纳银的过渡。白山司个案呈现了国家制度与土司地方传统并存运行的转折中的形态,而土司逐步纳入国家体制的过程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中的重要一环。     

“个体性”的思想谱系——以约翰·密尔《论自由》文本为中心的考察

思想家如何组织文本,是思想史研究中的的重要内容。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在撰写《论自由》时,便借用和转换了其他思想家的思想资源,来组织自己的文本。凭借这些思想资源,《论自由》文本才得以写就,并充满思想的力量。也正是在这种借鉴中,密尔和其他思想家的思想形成了一种内在关联和思想谱系。通过系统考察密尔所提及的一些思想家的思想内容,梳理这些思想谱系,将有助于把握《论自由》这一文本的组织方式,明晓文本产生的思想渊源,以及理解其思想的意义指向。     

地方志与地方史的建构——以清代《江夏县志》与民间文献《灵泉志》的对比为中心

明末清初,湖北江夏有人编纂了《灵泉志》一书,①它围绕明代楚藩强占灵泉山(今江夏龙泉山风景区——笔者)为陵寝的事件搜集了大量文献,其中主要是族谱、文集与民间口碑传说,惜已无存。清嘉道年间,地方文     

惠栋荀学思想刍议--以《荀子微言》为中心的考察

惠栋是乾嘉汉学吴派宗主,经学熟洽,著述等身.《荀子微言》是他的一部重要荀学著作,也是汉学家专治《荀子》的肇始之作.惠栋节选《荀子》篇章,作案语阐述微言.他以《易》理解《荀》义,以"绘事后素"释"礼后",由"尊儒"论重"师法",由辨"危、微、精、一"以驳程朱,均透露出松崖的学术旨趣,体现了《荀子微言》真正"微言"之所在.在《松崖笔记》、《九矅斋笔记》、《易微言》、《九经古义》等著作中,惠栋多处论及《荀子》,反映其"尊荀"思想.在清代中叶的荀学复兴运动中,惠栋占有重要一席.     

清代循吏研究——以《吴中判牍》为中心

我国古代社会,官吏是皇帝与百姓间的桥梁,在诸多的官吏群体中,循吏是其中的典型。对循吏的记载,见诸于历代正史的"循吏传"。受儒家文化影响,循吏除遵守法律外,还因循人情。循吏所因循的人情,体现于正史循吏的政绩中,尤其是理讼中。《吴中判牍》为清代循吏蒯德模撰写,是清代循吏理讼实践的代表,以此为中心,可更好地研究清代循吏。     

清代北京的旗民关系——以商铺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以清代京师(北京)内城商铺为切入点,就旗民关系的变化作了考察。清朝定鼎北京之初,实行旗民分治两元体制,强迫民人迁出内城,但是却无法阻碍其重新进入。文章第一部分,考察内城商铺的发展。嘉、道以降,以三项制度(编查什家户、铺保制度、户口调查)的实施为标志,表明清政府完全接受民人定居内城的事实。第二部分,以契书为基本史料,从商铺的分工、商铺的转手、商人的构成等方面,就内城商铺与商人群体作了考察。指出京城经商人群的最大特点,是包括旗、民两个部分。旗人经商,并与民人频繁互动,密切了彼此关系,促进了旗民分治制度的瓦解。     

寺庙权力中心的转移与佛教方志的文本建构——以清代《黄梅老寺中山志》为中心

《黄梅老寺中山志》是一部以记载明清黄梅老祖寺及周边佛教活动为中心的佛教方志。通过对该志的梳理可见:在明末清初,士绅山主通过捐修寺院,延僧弘法,成为当地佛教事务的权力中心;清初随着几位著名僧侣先后住持老祖寺,僧团的力量迅速崛起,山主的权威隐而不显;晚清"太平天国"运动后,寺僧再次依附于捐资修庙的士绅大族。同时该志本身的编纂和增补过程也反映了寺僧对自身地位和权力网络所进行的建构,以及此过程中寺庙权力中心的两度转移。     

清代县官吏与讼师——以《樊山判牍》为中心

本文以《樊山判牍》为中心,通过书中提及的徐毓坤,王庄临,张兴有等讼师来窥探清代县官吏与讼师的关系。本文将从讼师的身份,讼师的行为,以及县官吏对讼师的态度三个方面来研究清朝的讼师。     

清代京官的经济生活与社会交往——以《王文庄日记》为中心

清代乾隆朝户部尚书王际华,京官群体中代表性的人物。《王文庄日记》提供了清代乾隆朝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线索。文中对王氏家庭乾隆三十九年的家庭收入与支出进行分析,探讨其经济生活和社会交往,呈现18世纪清代民众的生活图景。从个人角度文中对乾隆时期的"养廉银"制度进行印证和解读。同时,对王氏的社会交往特点进行进一步研究。     

《四库全书》与清代国家意识形态考论——以忠节观为中心

清廷纂修《四库全书》,不仅是一个文化工程,还是一个思想文化整合工程,是清朝推行文化与思想统治,塑造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忠节观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环,有必要进行深入阐释.明确清代国家忠节观的内涵,归纳出清廷通过纂修《四库全书》,塑造国家忠节观的途径.借以呈现清廷塑造国家意识形态,推行文化统治的不懈努力.     

《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

若干年来,士绅研究一直是晚清史的一个热点,本书不但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个案,而且得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结论。本书认为,在晚清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农村的士绅阶级开始自我分化,其上层是清末新政的利益获得,权力迅速膨胀;而下层士绅却被急剧边缘化。[第一段]     

漕控与清代地方社会秩序——以匡光文控漕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The cases of caozheng 漕政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llection and transport of grain taxes by water in the former times) are present in all stage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social interaction and interest dispute involve the commoners, officials, and gentries in the localities in all kinds of caozheng cases. Caozheng cases that are inspired by lofty motives and filed under the established procedure are often mingled with trumped-up charges that are pressed through illegitimate means. They are employed as conventional methods by both commoners and officials for their own interests. By virtue of an in-depth analysis of such representative cases as the lawsuit issued by Kuang Guangwen, it is plainly evident that caozheng cases happen on many occasions because the long-standing malpractices spread uncontrollably in the middle and late stages of the Qing. It is both the attitude taken by the local officials towards the management of caozheng and their rationale behind the exercise of power that always dictated how such incidents take place and come to an end and therein lies the crux of a persistent problem. The caozheng cases reflects the pervasive influence that the collection of grain taxes extends on the life of the gentries and commoners, and the far-reaching effect that the taxation exerts on the change of the social order in the localities. In essence the cases reveal,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 national affairs of Qing are administered in society in the localities, and the tendencies that are displayed in the social order in the localities.     

朝廷功令、个人意图与书院志编纂——以清代两种《白鹿书院志》为中心的考察

有清一代,白鹿洞书院修有两部志书,一为康熙十二年(1673)廖文英所撰《白鹿书院志》,一为康熙五十四年毛德琦所撰《白鹿书院志》。毛志在继承廖志的基础上,对部分内容进行增删、调整,使得新修志书中,程朱之学对书院的影响大增。康熙间朝廷推崇程朱理学的时代背景,以及毛德琦迎合上意的个人目的,是促成毛氏此举的主要动因。对《白鹿书院志》编纂过程的探讨,揭示出的官方意志、个人意图等影响文本形成的因素,为理解书院志、书院历史书写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于反思史料与史实的关系亦具有启发意义。     

美国革命时期南部州政府的建构——以约翰·亚当斯《关于政府的思考》为中心的考察

美国建国精英约翰·亚当斯写于革命时期的《关于政府的思考:适用于北美殖民地现状,一位绅士写给朋友的信件》(Thoughts on Government,Applicable to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American Colonies.In a Letter from a Gentleman to HisFriend,以下简称《思考》),集中表达了他对于英属北美南部殖民地建构新型政府的思考。在美国革命时期,《思考》是最具影响力的关于政府建构问题的一本小册子,成为多数殖民地建州立宪的指南。在美国历史上,《思考》是一份重要文献,无论是研究约翰·亚当斯的学者,还是探讨美国早期政治思想的史家,都无法忽略这份文献。     

清代淮河流域商业重镇亳州境内的徽商——以乾隆、光绪《婺源县志》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亳州境内的徽商以婺源籍的商人占主体,他们的经营活动具有较为明显的宗族化和地域化的倾向。他们在致富后,积极参与地方公益事业,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形成了徽商与亳州地方社会的良性互动。     

老舍的民族身份与文学创作——以《正红旗下》为中心的考察

按照目前约定俗成的使用情况,汉语中的“民族”一词有着狭义和广义的不同含义,因而老舍与很多作家一样具有双重民族身份:他是一个旗人,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老舍的民族身份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表现得异常突出:作为一个旗人,他的文学创作在题材、风格、语言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满族文化特质;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他的文学创作表达了外抗强敌、内主团结的时代主题。     

清代士绅与地方文化秩序的构建——以恭城文庙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恭城文庙频繁重修,仅康熙年间就有四次.文庙带动了当地科考和文化的发展,恭城不断涌现科考中式士子,进而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士绅阶层.士绅们活跃于当地社会,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推动教育发展,教化当地子民,并确立地方文化秩序.恭城文庙对当时社会和今天都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