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与《白话本国史》

20世纪初新史学兴起,运用新观念、新方法编著一部通史成为许多学者的追求目标,其间既有成就,也有缺憾,这一切皆成为吕思勉编写新史的借鉴资源。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的写作宗旨、写作方法正可见在史学转型时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碰撞与交融。而那一代学人丰厚的传统学术根柢与治学路径上的新取向相结合形成的学术品格,则更值得今人反思。     

美国“新史学”的先声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往往把美国的鲁滨逊及其名著《新史学》视为"新史学"的代言人和宣言书,认为他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学者。事实上,新旧史学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分水岭,早在专业史学的形成过程中"新史学"即已发出了先声。鲁滨逊及其《新史学》实际上是"新史学"渐入高潮的一个标志而已。     

史学传统与晚明史研究

本文结合晚明史研究 ,回顾梁启超《新史学》发表百年来中国“新史学”三次高潮。作者认为 ,新与传统原是相对概念 ,但今“新史学”则多指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国新史学三次高潮均受外来史学理论影响 ,其中不乏经验教训 :一是 2 0世纪 50年代后教条主义对于史学的影响 ;一是近年来中国史研究的西化倾向。作者不反对引进新史学理论 ,但反对教条主义 ;并认为新史学不能抛弃中国史学传统 ,2 1世纪中国史学仍是汉学的史学 ,而非西学的史学。     

明代史学研究述评

正20世纪初,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张促使中国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史学史"概念,关于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也开始引起学者关注。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汉唐等史学发达的朝代,受清人影响,学者普遍认为明代史学不如其他朝代。进入21世纪,随着对明代史学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已     

"新史学"之"新"义——梁启超"人群进化之因果"论中的儒、佛思想因素

梁启超的<新史学>介绍了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宣言书.梁启超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貌合神异,内涵一套将儒家哲理、大乘佛学和现代进化论融合起来的历史观、世界观与人生观.而他后来怀疑进化论、否定历史因果律的思想转变,不能完全归因于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他自觉认识并澄清自己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思想界限.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会通中西、杂糅古今,是一套独特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诠释方式."新史学"的"新"义,不但在于移植西方科学史学于中土,同时也是对传统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的推陈出新.     

近几十年来何炳松史学研究概述

何炳松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和出版家,是"五四"前后最早系统介绍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学者之一。20世纪90年代后,关于何炳松史学的研究层出不穷,学者们对何炳松本人和其传播西方史学、对中国新史学所做的贡献、史学思想和其历史教育思想等进行了探讨。     

社会史论战与中国新史学的成长

正以1902年梁启超《新史学》的问世为标志,中国迎来了"史界革命",传统史学(也称作"旧史学")开始向新史学转型。新史学诞生伊始无疑是稚嫩的,清末民初的历史学无论是问题意识、研究方法,还是书写模式、论著内容都带有深刻的旧学印记,许多新领域的研究和新方法的运用尚未展开。以梁启超为例,他虽然对旧史学"四蔽二病三难"的批判极为犀利、到位,但毕其一生也未能完成撰写一部中国通史的心愿,A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遗憾,也是当时中国史学状况的典型反映。如何突破旧     

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

中国现代史学是同时循着两条几乎完全不同的路线一步步产生出来的.从乾嘉汉学逐步演化而来的化经为史的过程,是其中的路线之一;生发于"西洋史学"、对中国学术传统而言意味着炉灶重起的过程,则是其中的另一条路线.前者是所谓的"新汉学",后者是所谓的"新史学"."新史学"是指向历史本体的,"新汉学"则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历史记录的.这两条路径起初各有轨辙,齐头并进,但由于"新汉学"凭借深厚,一段时间内压倒了"新史学";而"新史学"因为符合社会历史潮流、国际学术潮流,又后来居上,再立潮头."新史学"中经"唯物史观派史学",如今已经开花结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新汉学"最富有象征性的学术遗产,事实上已经归并到当今的"古籍整理"和"史料学"学科中来了."新汉学"所主要致力的"文本考据"工作,已变为现代学术构成中的一个部分,治学过程中的一个初始环节;在"文本考据"之外和之后,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学问世界.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21世纪中国史学实证研究的前芽

有的学者在总结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时．对于近代史学的新形势,有“新史学方法论的三种体系”的分析。以为“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一”,即：“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柳诒徵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主体论史学流派,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类型。他们强调在传统学术方法的基础上．结合近代西方学术方法发展出新史学方法。”而“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二”的表现,是“胡适、傅斯年等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另一种发展方向”。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随着以人类学、法学为代表的其他学科纷纷进入史学和后现代思潮对史学的冲击 ,中国史学原有的理论和叙述模式遭遇重大挑战。如何应对这种冲击和走出《新史学》的窠臼 ,成为摆在中国历史研究者面前的重要问题。 2 0 0 2年 8月 2 1日至 2 3日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浙江大学社会思想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在北京组织召开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 0 0周年学术研讨会” ,近 4 0位与会学者来自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经济学、法学、考古学和心理学等 9个不同学科领域 ,这是人…     

张尔田对“新史学”的批评

张尔田作为民国初期"传统派"史家代表之一,与当时史学研究中的"新史学"派存在着分歧,在本中,张尔田主要从考据学与疑古思潮这两个方面进行批评,尽管他游离于史学发展主潮之外,史学观念未免保守,但他对新史学的弊端与批评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新史学: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 --并以此纪念《史学月刊》创刊300期

作为史学发展进程中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史学现象的新史学,是历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史学史表明,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一代一代的历史学者在传承既有史学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追求新史学的永无止境的过程。历史学者对新史学的追求,是历史学者史家主体意识的鲜明而集中的体现。历史学者所追求的新史学,虽有明确的方向性,但一般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正是通过、并且正是在历史学者对新史学孜孜不倦的永恒追求中,史学不断实现着对自身的超越。     

书讯

正《历史学与人类学: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陆启宏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20世纪的西方史学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的进程。新史学"打破学科之间的围墙",孕育出了多姿多彩的史学景观,"历史人类学"也就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应运而生。该书系统地回顾与梳理了20世纪西方学者对历史人类学理论的研究与应用情况,作者以人类学的历史化和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为基础进行讨论,对历史人     

近十多年美国史学的新进展——《当今美国史学》评介

正美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历史虽短,其历史学研究却很发达,且不断推陈出新。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观察到的那样,"美国人似乎对于‘新'有着特殊的敏感,在历史研究中也是如此。20世纪美国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不断求变和趋新中获得发展,以‘新'为旗帜的学派和思潮层出不穷,一种‘新史学'很快就为新的‘新史学'所取代;一种观点、一种解释,往往不出几年就成为节后黄花"~①。进入21世纪后,美国史学的发展更为迅速。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美国史学的许多传统研究领域不断受到挑战,同时涌现出一些新的研究领     

当代西方新史学与“史料之革命”——兼论中国新史学史料体系的重构

近代西方传统史学特别强调史料的作用与价值,但它所倚重的是档案文献资料。当代西方新史学的出现则引发了"史料之革命",扩展了历史资料的范围,建立起了一种多元的史料体系。传统史学所忽视的书面史料、考古资料、图像资料、口头资料等都被纳入到史料的范围内,从前为历史学家所不屑一顾的文学和艺术资料也成为了历史学家探求历史想象和历史现实之关系的重要资料之一。史学家以新的眼光对旧有资料进行重新审视和解读,历史资料在存储、传递、检索和分析、处理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当代西方新史学的"史料之革命"与史学观念的更新、新领域的开拓、跨学科研究等密切相关。     

"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

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共同构成了"新史学"思潮的开端。《中国史叙论》表现为"建设"大于"批判";《新史学》表现为"批判"大于"建设"。两者都以建设中国的新史学为共同目标。"新史学"思潮涵盖了许多不同政治取向、却都看重史学的社会功能并且要求改变旧史学面貌的多数进步学人。"新史学"思潮以批判旧史学为特征,但是其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努力和撰述新型中国通史的尝试等学术建树,亦不应被忽视。     

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唯物史观史学

<正>唯物史观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至少表明,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唯物史观史学具有其产生、发展的社会与学术土壤,亦有其对现实与史学的贡献与担当。在当前中国史学呈多元发展的学术趋向下,更需要认真分析唯物史观史学产生的原因、梳理唯物史观史学在20世纪的走向、研究唯物史观史学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各种影响。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新史学"在批判旧史学     

关于环境史分层研究的构想

环境史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自出现伊始,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参见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它不仅拓宽了传统史学研究的领域,提供了一种审视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全新视角．同时也开创了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尽管不同学者对环境史的定义和研究内容有不同理解,但无论哪一种看     

浅论吕思勉的史家修养观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他毕生专事历史研究和教育工作。在现代史学史上,他是唯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诸多领域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把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钱穆一并推重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吕思勉史家修养论的核心是求真的思想,亦即传统的“直笔”、“直书”的精神。吕思勉认为只有绝去名利之念,才能成为真正的学者。他认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为学术而学术,而应该具有时代责任感,关心社会现实,立志改革社会,积极为社会贡献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