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义演性质的确定与可能的三重悖论

正义演是出于某种道义或公义、公益的文艺、娱乐表演,组织者和演出者不取或少取报酬是义演的基本特征,出于慈善动机而进行的义演活动,可谓慈善义演。在特定情况下,通过慈善义演,天灾人祸的受难者或弱势群体得到某种程度的物质救助或精神慰藉,是艺人或娱乐人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按慈善目的不同类型划分,慈善义演可分为赈灾义演、社会公益筹款义演、爱国募捐义演、扶危济困义     

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的力作——评《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

《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一书利用新史料研究新问题,立体地呈现了中国近代义演活动与慈善公益之间多元而复杂的互动关系。该著通过义务戏、慈善音乐会、慈善游艺会等不同的娱乐演艺形式,分析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发生发展;通过考察不同社会群体如何主办或参与义演活动,使之服务于各自筹募资金、扶危济难的需求和目的,揭示不同社会环境下义演活动的不同面向。该著是中国近代慈善史甚至是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慈善义演作为考察中国近代慈善与社会的新视角,将大大深化中国近代慈善史、社会史的研究。     

寓善于乐:清末都市中的慈善义演

清末,慈善义演作为一种新型的助善方式,历经酝酿、出现与初兴的变化历程。都市商贸的发展、娱乐业的兴盛以及市民的娱乐需求,为慈善义演提供了经济与社会基础。华洋杂居口岸的都市繁华和"租界展示",对慈善义演的出现产生了直接的促动作用。西方慈善理念的东渐和影响,成为慈善义演的思想引导。义务戏、影戏助赈等各类型义演的早期活动在社会上初见成效。义演构成的社会网络结构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成为慈善义演初兴的驱动力。义演蕴含着"寓善于乐"的慈善理念,通过清末娱乐观演及其慈善"场域",对城市民众的思想认识产生影响,有助于改变旧有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促进近代慈善事业的转型。     

“慈善义演与近代社会”笔谈

正【编者按】义演既是一种有效的募捐方式,也是中国慈善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中国,频繁的自然灾害与连年战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灾难,民间自发组织的慈善义演不仅帮助了饥困民众,也与大众娱乐相交织,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城市文化现象。慈善义演在赈灾中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功能,在民间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目前相关研究日渐受到学界关注,文献整理也在不断丰富,从慈善史的角度和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对此进行观察,无论在内涵解析     

晚清慈善义演发生动因

正晚清慈善义演的发生是内生性历史因素与外在环境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口岸都市经济环境的变动,营造市场资源的流动,形塑新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都市娱乐生活逐渐发生变化,新的娱乐形式不断涌现。同时,随着官方荒政制度的衰落,传统慈善事业逐渐转变。伴随"丁戊奇荒"的发生,近代义赈开始兴起。这些均为慈善义演的发生奠定了社会基础。     

近代慈善事业与中国东南社会变迁(1895-1949)

1895-1949年,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与发展促使了中国东南社会的沧桑变迁及其慈善事业的近代化,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清末十余年是初步兴起时期,近代色彩的慈善理念得以萌生,慈善公益活动有了初步扩展,传统的善堂善会纷纷向近代慈善团体转变。民国是兴盛发展时期,东南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慈善团体和慈善家群体,对于民国社会的维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代慈善事业实际上扮演着调节社会的重要角色,成为推动近代社会前进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动力。     

《大公报》与清末民初天津慈善文化

正晚清以降,慈善公益活动以更为生活化的形式融入都市,义演、义卖、义映等助赈活动可谓慈善事业生活化的突出表现,属于近代慈善文化的重要内容。报纸对新型慈善方式的推广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报刊与慈善活动的关系涉及近代慈善文化变迁与媒介转型等问题,目前学界从传播学的角度审视其互动的研究尚显不足,笔者拟以《大公报》馆参与及关注慈善义演、书画助赈为切入点,从传播学与慈善史发展的视角剖析其特色,分析天津重要报刊《大公报》与清末民初慈善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窥探报刊及其把关人在慈善事业近代化进程中的突出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监督慈善团体法》述评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监督慈善团体法》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慈善事业基本法。它的出台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发展的必然,也是规范慈善团体管理运作的客观需要。《监督慈善团体法》的基本内容包括慈善团体的目的与分类、慈善团体的设立及呈报办法、慈善团体所办事业之限制、发起人与会员的资格、会期与财务账目、募捐的许可与监管、褒奖等项。随后,国民政府各级主管官署着力从慈善团体的立案、监管以及慈善事业的褒扬等方面予以施行之。该法奠定了民国后期慈善法制的基石,但也有概念界定不准、内容未尽详备、法理不够充足等局限。     

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开题

正2018年3月17日下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开题报告在开封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苏州大学、东华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及课题组成员与会。河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宝明教授致辞欢迎并介绍评议组成员。朱英教授担任专家评议组组长。     

关于慈善义演研究与文献整理的思考

正学界研究慈善,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那时研究慈善还是禁区。而如今,研究慈善成为热门,至少有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法学五个学科领域的学者加入了研究者队伍。慈善史研究历程30年,慈善义演作为研究分支是从郭常英开始,我见证了郭常英教授自2013年发表见解,并为开拓这个新领域所作的艰辛努力。本文从慈善义演研究现状梳理、问题辨析和思考建议谈点看法和     

晚清筹赈义演的兴起及其意义

义演在中国成为一项较为重要的公益活动,最初主要是借助于晚清时期新型义赈活动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的产物。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筹赈义演活动出现了从昙花一现到常见常新、从一点到多点的转变。义演在逐步成为义赈活动的重要募捐手段的同时,其自身也发生了许多具有新兴意味的变化,其中交织着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等各种因素的碰撞,呈现出复线发展的结构。筹赈义演的这种发展历程和面貌,一方面显著体现了义赈社会化救灾的发展面相,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义演活动日渐适应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需要。     

稀见文献载体及其传播途径

正稀见文献对于史学研究的意义日益凸显,成为当前学界关注的重点。对于稀见文献的样态及传播途径的探讨,有助于对民间稀见文献的掌握。笔者近年着力于民间义演文献的挖掘,不断拓展视野、促进新思考。义演是一种通过演艺方式收取捐赠,用于特定目的的社会活动,清末民初逐步在各地兴起,它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也吸收了近代西方慈善思想的某些元素,并借用了经营性演艺吸纳戏资的方式。义演的形式及内容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演变,其文献载体和传播渠道也与时俱进发生相应变化。下面以义演文献为例,探讨稀见文献载体及其与传播途径。     

“球王”李惠堂与民国体育慈善

李惠堂是民国体育慈善“舞台”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民间对其有“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就看李惠堂”的美誉。他不仅在体育赛场上有上佳的竞技表现，而且经常参与社会慈善活动，展示出高尚的体育道德与慈善热心。作为体育慈善的先行者，他凭借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影响力，担当了宣传者、组织者、竞演者三种角色，长时段、高频度、宽领域投身体育慈善义赛实践。在他的带动下，体育慈善义赛作为中国近代新兴的行善方式，开始吸引慈善界、新闻界的广泛关注，从而上升为民国时期一种醒目的文化风尚。     

简论近代长吉图地区之社会团体

近代长吉图地区社会团体,出现于20世纪初,可划分为政治性、职业性、其他(含慈善、社会改良、宗教等)三大类,具有鲜明的"近代"与"边疆"属性。因风气初开,这些社团大都表现出对政治势力的依附性,思想观念的保守性。虽如此,其积极作用仍是主要的,大致表现在:促进社会交流与沟通,促进社会增强参与意识与聚合倾向,促进区域内各项事业发展,推动社会观念更新,在特定历史时期唤醒国民。     

从地方志看清末民初东北地方精英的慈善参与

清末民初,东北地方精英经办慈善事业的内容从简单趋向繁复;他们多以个人的名义参与慈善事业,有的演变为整个家族的善举,直至许多善士联合成立各种慈善团体,救济平民百姓。其积极地参与慈善事业主要源于中国传统慈善理念的熏染、保护身家性命与在公共领域内发挥济世救人的社会功能等方面的考虑。透过其积极的善举,可以获知东北慈善事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民国前总理熊希龄毁家纾难

熊希龄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爱国民主人士,曾先后出任民国财政总长、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平政院院长等要职。几经宦海沉浮之后,他辞去了一切行政职务,以社会名流的地位和身份,致力于慈善教育事业,迭任香山慈幼院院长、中华慈善团体联合会临时会长、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等重要社会职务,积极投身于社会救济和慈善教育事业。     

中国近代佛教慈善事业的逆势飞扬

在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号召下,中国近代佛教慈善事业在逆境中求生存,传统积德行善与社会公益相结合,佛教慈善蓬发新的生机,逆势飞扬,谱就乱世慈善赞歌,以其大功大德福利社会和民众,成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商人与慈善义演

正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商人,不难发现其中为数众多的著名商董在经商致富的同时,均曾积极从事各类慈善活动。而揆诸浩瀚纷繁的慈善文献史料,也会屡屡看到记载商人们的活跃身影。各地善堂、善会等慈善团体中的主导者,基本上也都是商人。毫无疑问,商人与慈善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商人之所以热衷于从事慈善活动,虽主要取决于商人自身的经济条件与思想观念,但从另一角度看也与中国"重本抑末"的历史传统与社会风气不无关联。20多年前笔者在评介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     

张謇慈善事业的社会意义与时代价值

<正>张謇作为杰出的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他一生致力于实业、教育和慈善事业,开辟出多条他人未走之路。张謇兴实业有起落,然办教育、行慈善影响巨大。他将慈善事业看作是实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理想之重要补充,“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时,惟赖慈善”。^[1]张謇用其毕生精力倾心慈善事业,是慈善事业的忠实践行者。中国历史上行善之事、之人、之论,可追溯者众多,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兼具慈善理念、慈善留存、慈善影响于一身者,张謇当属第一人。本文重点就张謇慈善护佑事业、慈善救助事业、慈善公益事业的社会意义与时代价值作实践与理论上的探讨。     

略论延边地区朝鲜族早期社会团体

延边地区为中国朝鲜族的最大聚居区,朝鲜族先民从朝鲜半岛移居该地的同时便建立了一些早期社会团体。这些社会团体标榜代表朝鲜族垦民利益,争取参与和协助当地政府有关朝鲜族垦民事务。然而,由于社会团体组织者的阶级成分复杂,政治立场模糊,不仅未能真正代表广大朝鲜族垦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团体之间为争夺垦民和扩大势力勾心斗角,结果两败俱伤,很快退出历史舞台,这表明了朝鲜族早期社会团体的不成熟性和团体组织者的阶级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