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许之命》与西周外服体系

清华简《封许之命》为研究西周诸侯及外服体系提供了新资料。西周内外服制继承殷商,是一个政治地理综合体系。西周外服君长包括诸侯和未受封为诸侯的邦君。诸侯包括"侯"、"田"、"男"三种称谓;邦君包括:被周人尊称为"公"的殷商后裔宋君、被称为"子"的蛮夷戎狄之君以及称为"伯"的周之同姓或异族邦"伯"。西周外服还分布着某些内服王臣的采邑,以及身份尚难确定的卫官。公、侯、伯、子、男并立于西周外服;朝见周王、参与王室大和会,是他们对周室重要的"服"之一。朝觐和会上,外服君长之间存在着特定的礼仪层级。这种层级在春秋时期成为诸侯会盟交往中排定位次的重要参考,并由史家记录下来,成为战国学者建构五等爵制的重要依据。     

畿服制与择中立都

学界对于畿服制的研究,大部分将文献记载的五服、九服等混为一谈,较为附会.根据先秦秦汉文献对畿服制的不同记载,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国语》《荀子》仅有"五大层次"的五服描述;《禹贡》《夏本纪》形成了"五大层次、方五百里圈、等距离地带"的五服模式;《周礼》的畿服制则是"千里王畿为核心、九大层次、方五百里圈、等距离地带"的理...     

释“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西周分封制再思考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是对西周分封制的笼统概括。“封建亲戚”的原因在于追念夏商之灭亡,其由来有自,而非空穴来风。分封对象的称谓多有变化,含义有广狭之别,深层原因可能是基于对藩屏效果的判断。西周统治者通过分封、宗法及世官等制度将周邦与天下多邦“合为一家”。西周分封制表面上是“分”,实质上是“合”,即在王畿及四土的疆域范围内通过分封同姓亲族及异姓贵族,达到将点连线,进而扩充至面以维护其政治统治的目的。王畿采邑和畿外封国皆是西周王朝分封制的组成部分,但从拱卫周王室的实际效果来看,同姓封国依然是维护西周政治统治的中坚力量。     

商代的分封制

正商代国家的政治空间与地方管理分为内服与外服两个圈层,内服、外服也被称为王畿、四土,王畿与四土均为商王朝版图之内的疆土,而疆土之外则被称为四至。王畿、四土、四至构成的圈层不仅对应着具体的空间地域,而且也存在不同的政治属性与管理方式。属于内服的王畿是商王直接掌控的政治区域,具体管理由商王派遣百官臣卿进行,因此这一区域不实行分封制。王畿之外属于外服,这是商王的间接控制区,主要有诸侯、方国等。商代诸侯分三类:第一类由派往当地的职官或军队驻守的据点转变为     

殷墟卜辞所见商代的王畿

殷墟卜辞所见商代的王畿连劭名商王朝的国家体制有内服与外服的区分,同西周王朝一样,内服是王畿,外服是诸侯。《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社茫茫,古帝命成汤,肇域彼四方,奄有九有。＂商王朝是天下的宗主国,代行天命,负有统治天下方国诸侯...     

《尚书·酒诰》“侯甸男卫邦伯”断句新证

《尚书·酒诰》中“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句,事关商周时期国家结构中外服诸侯的重要信息,应理解为“侯、甸、男、卫、邦伯”,断为“侯、甸、男、卫邦伯”和“侯、甸、男卫邦伯”都是不可取的。作册令方彝的“侯甸男”应是商周外服的省称,不能否认“侯甸男”之外还有其他诸侯;“卫”即“采卫”,虽源自武官,但也系外服诸侯;《白虎通义·爵》“侯甸任卫作国伯”似为《尚书·酒诰》或者《尚书》其他篇目佚文;“邦伯”为距离王室较远的异姓方国首领,不应是诸侯泛称;保卣铭文和斗子鼎铭文对看,可知“东国五侯”和“多邦伯”不是一种人。“侯、甸、男、卫、邦伯”才是符合商周外服体制的表述。     

西周诸侯入为王官有无考

自汉代以降,历代学者多认为西周时期存在诸侯入为王官的情况,这种说法直到今天一直相沿不衰。但笔者在对相关文献和金文进行梳理后发现,在西周时期,我们并未见到畿外称侯者入为王官的情况,过去学者所称之"畿内诸侯"实际上都是畿内大族代表或王畿周边封邦之君。诸侯入为王官的说法既与文献和金文记载不符,也与周王室分封诸侯的初衷相悖。     

论商代复合制国家结构

商代的国家结构和形态,既非一般所说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亦非所谓"邦国联盟",而是一种"复合制"国家结构,它由"内服"与"外服"所组成。内服亦即王邦之地,有在朝的百官贵族;外服有诸侯和其他从属于商王的属邦。内、外服关系亦即甲骨文中"商"与"四土四方"并贞所构成的结构关系。维系内、外服"复合制"结构的是商的王权及其"天下共主"的地位。商的王权既直接统治着本邦(王邦)亦即后世所谓的"王畿"地区,也间接支配着臣服或服属于它的若干邦国。王邦对于其他属邦就是"国上之国";其他属邦则属于王朝中的"国中之国"。这是一种以王为天下共主、以王国(王邦)为中央、以主权不完全独立的诸侯国即普通的属邦为周边(外服)的复合型国家结构。     

《禹贡》五服的考古学观察

《禹贡》五服制度实质是指以王城所在地为中心、从内到外可以划分为三个大圈:内圈是甸服,是王畿之地;中圈包括侯服和绥服,是大小诸侯所在地;外圈在最外边,包括要服和荒服。五服制度的实质是以理想化的图式描绘出一幅中央与地方及四邻的相互关系的网络图。这三大圈恰好与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分布格局基本吻合。可见,《禹贡》五服制度不会是古人的臆说,而是曲折地反映着龙山时代中原与四邻的相互关系。     

从“寰”与“奠”的性质变化看西周王土的“诸侯国”化

西周都城区域内有“县(寰)”与“郑(奠)”,两者相互关联,同时也与“王畿”、“畿内诸侯”、“郡县”等概念相涉。根据学者研究“县”、“奠”的性质是周王最早的直辖地域,属于“王土”,这是正确的。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县”、“奠”的发展方向,不但像学者说的与后来的郡县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也有向“诸侯国”变化的趋势。方     

西周五服制的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

既往对西周服制的研究集中于服制形态的居多,而对西周服制的建构及其反映的国家结构形态与国家治理研究不足。西周王朝以建立五服制的方式建构国家结构形态,实现国家对全社会的治理。周成王可能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建立起甸服:第一,册命王朝大臣,赐以管理大小不等的土地和数量不等的若干族群;第二,划出特别的区域安置征服的异族与历史上遗留的姬姓族邦,设立邦君及其臣僚,管理这些族邦。周成王以赐命、封建的礼仪,建立大小不等的诸侯宗族体系,形成侯服、宾服。周成王举行会盟诸侯、方国的典礼,将征服的淮夷、荆蛮划为要服,戎狄划为荒服,使要服、荒服亦融入到周王朝国家之中。由是周王朝建构起以周王为天子,西部以宗周五邑为中心及甸服内朝臣、邦君宗族为主,东方以成周为中心的甸服朝臣、侯服宾服诸侯,南部、东部蛮夷方国,西部、北部地区戎狄方国臣服于周的国家结构形态。周王朝通过册命礼仪赐朝臣采邑,册封诸侯封地,纳方国于要服、荒服体系的方式,实现了对宗周地区、成周地区及地方诸侯体系和边疆方国地区的治理。     

西周异族邦伯考

异族邦伯作为一类政治团体早在商代已经存在。西周时期的异族邦伯品类复杂,部分与周关系密切,臣服较早,在伐商过程中立下功劳,故或进入王畿担任官职,或被置于边关要地,承担镇守之职。这类邦伯作为一个团体,参与周王朝的祭祀大典等政治活动,王朝则通过聘礼或劳慰等方式加强与邦伯的臣属关系。部分邦伯处于边域,叛服不定,遭受王朝的武力打击,成为周王的"王臣附庸",供周王驱策或赏赐诸侯大臣。西周时期分封的地方诸侯对封域内的异族邦伯亦有因治之责,至迟到西周晚期,这种因治已形成一种比较成熟的模式。     

商代“宗工”考

甲骨卜辞中宗工两见:1.…戌卜,[贞],众宗工(图一)。2.庚…[卜],贞,[众]宗工(图二)。宗工在《尚书》中也是两见,均出现在《酒诰》:3.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4.汝劼毖殷献臣、侯、甸、男、卫虼笫     

与西周王陵相关的几个问题

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它开创的许多制度对后世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它实行的是分封制度,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周王朝为了达到“分藩建卫”、“以藩屏周”的统治目的,从文王开始分封诸侯。据《荀子·儒效》篇记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然而史书对于西周封国的地理位置及社会状况记载简略,多数今已无从考证。本人不揣浅陋,试以有关“杜”的文献记载及近年来发现的考古材料,通过对秦汉时期杜县、杜陵的分析来探讨与西周王陵相关的杜国、毕原的地望,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西周金文“佃人”身份考

西周铜器铭刻资料中习见的"佃人"一词,是指隶属于王朝或依附于贵族家族的农业人口,属于庶民阶层,而非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甸师"、"甸人"与"田畯"之类的官师。这些"佃人",有他们自己的包括土地、生产工具和家畜在内的私产。他们在农官或私臣的带领和监督下,以耕作"公田"的劳役为形式,服务于大大小小的贵族阶层,受各级统治者的剥削。通过各方面的比较,他们的身份地位与当时的"仆庸"颇为相近,故"佃人"一词很可能就是"仆庸"的异称。     

金代汉制封爵的爵称与爵序——《金史·百官志》“封爵”条的勘误与补遗

《金史·百官志》记载了金代汉制封爵的爵称与爵序,但其内容并不完整,亦有失准确。通过《金史》及碑刻资料对其进行补遗和勘误,得出有金一代汉制封爵有王,即以国号所封王爵,其内部又有两字国王、一字国王、一字王三种类型,王爵之下有郡王、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郡侯、开国县侯、开国郡伯、开国县伯、开国郡子、开国县子、开国郡男、开国县男。虽然其中有的爵位名称并非与金代封爵制度相始终,但其体现了金代汉制封爵制度发展的历程,这对全面认识和把握金代汉制封爵体系的完整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从康簋铭看西周井田形式及宗法关系下的分封制

周代有无井田制度?西周时期一代又一代天子、诸侯、卿大夫是否依宗法关系把自己所属土地再次分封给诸弟?这些制度问题虽然在战国秦汉以来的文献资料中有所记载,但西周甚至春秋时期的文献中有关方面的资料却比较少。     

从非王卜辞看殷商时期的家臣制

作为管理商代内服一般贵族家政事务的家臣,与商代王臣、外服诸侯之臣等共同组成了商代早期王权体制下的等级臣僚形态。相关论题的探讨,不仅对复原商代家臣制的本原面貌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对深化商代一般贵族家族形态的认识亦有重要意义。从殷墟"非王卜辞"来看,古代家臣制起源与形成于西周春秋时期的旧说难以成立,商代由于早期封建已形成颇具体系的家臣制,其具体内涵则与后世家臣制度互有异同,富有时代特色。     

从韩伯豐鼎铭文看西周贵族政体运作机制

近出韩伯豐鼎铭文,其时代约在西周昭王之世或昭穆之际,记述地方史官接受中央王朝卿事司、内史之命,传达于地方,为韩伯、伯二氏度量、析分土田,并返回成周向王朝复命之事。通过这篇重要的铭文,再结合师永盂、裘卫盉、五祀卫鼎、晋侯苏钟、引簋等金文材料来看,西周王朝对内外服贵族有较强的控制与约束机制,特别在内服区域,通过设置于基层的三有司、师氏、地方史官,可以直接管理各地的土田与庶人,处理贵族家族的土地分配与交换,达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愿景。     

从卜辞“亚”字的一种特殊用法看商代政治地理——兼谈“殷”的地域性问题

关于商代王畿、"四土"与"内外服"问题,已有相当多的学者做过探讨,所得成果亦很可观。本文对殷墟YH127坑出土的一组特殊卜年卜辞进行对比,发现存在"亚"与四土在地域性质上相对的现象,由之配合传世文献、文字学以及考古材料的观照,进一步对此问题做意义上的梳理,指出在传统的内外服观念外,商代可能还存在一种对大邑商边缘的特定政治地理认识。此外,本文同时针对卜辞中的"殷"字进行探讨,对其地域性用法做出较为清楚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