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科:宋代乡村社会秩序的扰动与平衡北大核心CSSCI

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运转,主要依赖于所征收的"皇粮国税"(包括现钱、实物和劳动)为运行基本保障,故"催科"在宋代极为重要。包伟民指出,"催征赋税实为基层管理的首要任务",如何做到足额乃至超额征收,同时保证百姓维持基本生存且总体稳定,既是朝廷所关心操切之国家大事,也是村民在无法公开抵抗的前提下,与官府明暗博弈求生的重要一环。     

清末银钱比价波动与地方官府赋税征解(1901-1911)

清末十余年间,在国内外种种因素交互作用下,银钱比价波动具有阶段性特征与区域性特征.受银钱比价波动阶段性的影响,地方各级官府的赋税征解经历了一个由征钱解银到征银解银发展演变的过程.地方各级官府在赋税征收中私自采取的种种抑勒浮收行径,是造成银钱比价波动具有区域性特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地方官府财政税收行为与货币金融市场之间构成一种复杂的恶性互动关系.这种恶性互动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演变,则导致清末币制更趋紊乱,吏治更加腐败,国家财政日益困窘,商贸运营严重受阻,民生愈益艰难,从而大大加剧清政府统治的危机.     

震动晚清政局的报销案

正云南报销案的发生,起源于同治年间云南地区的连绵不绝的农民起义。当时清政府为了稳定局面,调兵遣将,地方官员也花费了大量精力财力,直到光绪五年(1879)才平定了当地的起义,但多年来的军费开支一直没有向朝廷报销。云南巡抚杜瑞联曾多次饬催当地善后总局造册报销,但直到光绪七年(1881)依旧没有任何进展。这时,崔尊彝作为云南     

湖南湘乡赋税超重为何长达三百年

正"堕粮"之称《明史》无记载、《辞海》无解释,但它实实在在地存在了几百年,且让湘乡(位于湖南省中部,今属湘潭,县级市)的百姓深受其害。所谓"堕粮",大致是朝廷为惩罚某地,而对此地征收高于正常标准的赋税。明朝初年,朱元璋曾因嫉恨平江(今苏州)百姓效忠与之割据对抗的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曾对此地征收高额赋税。而湘乡"堕粮"更早一些,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     

明清图差追征制度的演变及地方实践

图差是明代中后期州县设置的与比限制度紧密结合的追征差役,主要职能是保证按时按限押催乡里赋税征收责任人以及欠户应比。粮里制度下,图差押催的对象通常为里长以及欠户。作为州县赋税催征的中间人,图差在押催的过程中,出现敲诈勒索里长以及乡里纳户,甚至包当里长揽纳税粮、侵蚀正供等弊病。清初,官府开始利用滚单构建落甲自运体系,试图以之取代图差催征。该制设想将一切催征、缴纳都在滚单的传递过程中由纳粮户亲自完成,然而实践的结果却出现了滚单不能尽行、图差不能尽革的局面,民间文书中出现有图差与滚单并行的情况。这说明图差已然成为州县催征实践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州县与乡村联系的纽带。     

明代“幸乱之民”的治理困境

曾经在地方及朝廷为官20多年的吕坤,在上万历帝的《忧危疏》中提到社会存在无聊、无行、邪说、不轨等四种“幸乱之民”,其是国家治理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首务就是安民,重民生而使家给人足,恤茕独以安养鳏寡孤独,劝学艺以期穷民得以为生,建仓储谷以备水旱蝗灾,行保甲以除盗贼,立乡约以去淫邪,禁奢靡而崇节俭,这是安民之道。欲使民安其生,乐享太平,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必须要正视“幸乱之民”的存在,想方设法予以控制。明王朝扶植乾坤正气,打击歪风邪气,奖善除恶,使“幸乱之民”不能危害社会秩序。“幸乱之民”是客观存在的,朝廷方针政策的变化,以及各级官府所采取的策略,不仅关系到对“幸乱之民”的管控,而且关系到对社会的治理。     

宋代地方官员的离任交割——以州县长官为中心

地方官员的交割是基层政治运作中的重要内容。宋代官员迁转、离任、外出差遣或请假等都需要将任内事务交割分明,交割对象除后政外主要还包括次官和路分官员。官员交割依照一定的条式,从地方官员之间的交割中,朝廷不仅可以获知中央政策在地方的执行情况、地方各项事务的办理情况,还可以了解离任官员在职期间的表现,方便对官员进行考核和任用。为保证新官及时赴任、旧官及时离任,朝廷颁布了相关法令,当地方因为交割时间问题产生矛盾时,朝廷对本应离任却拒绝交割的官员处罚较重。     

《浮生六记》中“番银”记载及其史料价值

我国自唐代开始,贵金属白银作为货币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宋以后,白银在货币流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到明朝英宗时放松银禁,于是各种物价多用银来表示,这样中国才真正成了一个用银之国,白银才真正货币化。但直至清代前期,我国的白银始终是称重货币。由于各地白银成色不一,交易时要按照官府的标准进行折算,而各地的“平”并不一致,再加上地方官员征收赋税时以“火耗”为由勒索百姓,所以到乾隆后期及嘉庆年间外国银币（福建、广东、江苏一带称之为番银、番钱或番饼）以其规格统一、重量固定的优势开始被国人广泛接受。沈复在其《浮生六记》中的相关记载便是印证这段史实的力证之一。     

明末清初皖北地区的秩序变乱与重建

明代皖北地区的地方政治呈现出以官府为主导的单轨特点,表面的稳定下蕴藏着变乱的隐患。明末战乱重创了官府权威,引发了空前的社会混乱,朝廷派遣官军进驻皖北,并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建立了战时统治秩序。依靠官军的保护,皖北州县有限地恢复了社会统治,但也因为供给军需、兵民冲突等问题,出现了新的社会危机。甲申之变后,弘光朝廷无法控制四镇军阀,皖北爆发兵乱,致使战时秩序崩塌、地方统治瓦解,民心士气亦由此尽丧。清军顺利占领皖北地区以后,凭借强大的国家机器重建了由官府权威主导的社会统治秩序,以相似的路径终结了明末以来的乱局,获得了民心的顺服。     

清代地方财政亏空原因探析

自顺治定鼎中原以来,清代地方财政亏空现象便如影随形,清代官员、学者对产生亏空的原因进行分析与研究,归咎于官侵、吏蚀与民欠三方面。近代以来,学者研究清代财政亏空问题也是围绕着上述原因展开。实际上,地方赋税繁重使得地方官员难以顺利收缴、物价和银价的变动以及清朝赋税蠲免政策都是导致地方财政亏空的重要原因。     

从“社”到“庄”:清代前期山东寿光县顺庄法的推行

清康熙年间,山东寿光县为缓解"大差"负担,将"大差"由轮当制改为下放给各社自理,但这进一步加重了民间劈社的窘境。乾隆年间知县王椿在缺少土地记录的情况下,采用"顺庄法"重整地方组织,缓解赋税征收的困境。以百姓实际居住的"庄",取代官方登记的里甲组织"社",作为税收登记与征收的基本单位。同时,这也形成了山东以"村庄"为基层组织的地方社会。因南北土地分布状况的差异,顺庄法在山东与江南显示出不同的形态与结果。     

清代康熙年间两湖地区土地清丈与地籍编纂

清康熙年间,两湖不少州县出现了以清田均役为宗旨的土地清丈行动。这些清丈既有算手、弓手、图长、区正等专业组织,亦广泛动员了户长、湾长、地方生员等乡土资源。由于各自立场和观点不同,围绕着清丈活动,官府、地方豪绅和普通民众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纷争。因此,丈量与否,抑或是以何种方式丈量,更多的表现为不同地区、不同情形下的一种地方性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在清丈的州县,一般都进行了丈量册、鱼鳞册、归户册等地籍的编纂,这些赋役册籍构成基层赋税征收过程中实征册的主体,并与朝廷的赋役全书互为表里。     

明嘉靖《陕西通志》（校点本）序

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由朝廷或地方官府出面组织编修地方志。现在校点的这部《陕西通志》,是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由时任陕西巡抚赵廷瑞主修、陕西三原籍名学马理等人编纂的一部省级地方志书,共四十卷。不过,当时的“陕西”是一个     

清代台湾官府建筑

清代台湾的官府建筑包括官署、城池、炮台和文庙等。官署建筑是地方官员办公、住宿、休憩、待客之地,建筑格式体现了封建礼制,是朝廷行政权力的体现。城池、炮台起到了防御作用,但朝廷对修建的规模有严格限制,对城池建设的限制与放松,以能否加强统治为根本依据。文庙和儒学的修建显示了清朝统治者都相当重视文教的发展。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文教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这些官府建筑体现了台湾人民的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     

辽朝官员的考绩与迁转探赜

官员的考绩与迁转是辽朝职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检索并钩沉相关石刻文字及文献史料,发现辽朝官员任职有期,一般为三年。在官员任职期内,朝廷要组织相关部门定期对其品德、业绩和年劳等进行考绩。考绩工作由相关的机构和官员来完成。经过考绩的秩满官员,其职阶迁转方向大致为:职阶迁升、留任进阶、退闲不仕及"左迁"降黜等。     

晚清田赋加派与基层社会管理格局变动——以江苏“积谷捐”为中心

为筹集备荒仓储谷本,晚清江苏普遍推行积谷捐这类田赋加派。由于积谷捐加重民众负担,亦有违清廷定制,曾引发争议和抵制。鉴于此,官府主动调整策略,根据清廷"民捐民办"的政策,将强制带征的积谷捐称作"民捐",并要求地方绅士参与仓储管理,其目的是以"民捐绅办"或"民捐民办"为名,绕过清廷不准加赋勒派的制度障碍,减少积谷捐的推行阻力。但所谓"绅办"实属"官督绅办",备荒仓储仍由官府掌控。"官督绅办"管理模式的兴起,反映出晚清基层社会管理格局的变动趋势。由于"官督绅办"的管理模式往往以强制"民捐"为基础,加重了民众负担,因此亦可视作官府转嫁责任的表现。这是清末反地方自治及绅民冲突事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论明后期辽东安乐、自在州的变化——兼及辽东行政问题

明代辽东安乐、自在州是专管内迁女真达官的特殊建置,明中期以后随着对女真政策的调整,自在州南迁辽阳,改变了原有的管理模式。尤其弘治以后,随着辽东都司事权逐渐转手文官,巡抚、分巡、分守等临时派出官员权重事繁,然而却无类似地方机构的完善机制,管达官的安乐、自在州知州遂成了抚、道离不开的"差官",管马市,代管民人、粮储及委派审理军民刑讼等。两州抚缉女真的性质并无改变,知州兼管也无敕命。这种不正常现象反映的是辽东军政体制下文官有权却无相应运行机制的矛盾。     

从领民酋长到华夏长吏:厍狄干石窟的兴造与部落记忆

位于河北省唐县城北两山峡的厍狄干石窟,为东魏武定三年定州刺史厍狄干率僧人祈雨有灵所建,摩崖碑铭记述建窟缘起和厍狄干部落家世。石窟可以与刘师培《左盦集》著录的一通佚失造像相联系,可知原为"水石窟寺",寺主为比丘道能。石窟的兴造可以置于汉晋以来的官府祭祀和祠庙修造传统之中理解,背后是佛教影响下地方官府政治文化的延续和转换。碑铭对厍狄干部落家世的叙述,以地点、首领地位和世系作为主要要素,是一位怀朔镇内迁领民酋长的部落身份记忆。厍狄干石窟展现了官府习惯、佛教与地方信仰民俗、部落历史记忆等多重内涵,成为观察和理解汉晋历史景观在北族、佛教两种外来因素影响下延续和变化的重要遗迹。     

战国授田制简论

战国授田制度是政府将国有土地直接授予农民耕种的制度 ,其标准是以户口登记为前提 ,计户授田 ,每户百亩 ,农民按受田数量向基层官府交纳赋税、提供徭役。授田制度下 ,农民所受田地要纳入国家田地的总体管理 ,其封疆受国家保护 ,并依一定期限“换土易居”;国家则依据授田情况和年成好坏向农民征收粮食、刍等赋税。     

秦代两种“赋”的性质及其地域性

秦代已经有多种“赋”,但从岳麓书院藏秦简与里耶秦简来看,当时的赋有两种主要方式：一是律令中有规定的、由县管理而课以民众的,用于军事方面及贡献中央的“户赋”;二是郡课以县官府的“赋”。目前未有证据说明此赋是课以民众的,它是县官府让其属下的劳动人员来完成的搜罗物品的任务。县官府完成任务后将这些收集品提交给中央。其用途与户赋相同,用于军事及贡献。文献中所见的“献”,是中央课以地方政府的,县通过赋的征收来准备“献”的贡献品。秦的赋在创设后,随着历史的演变,按照需求逐渐添加新的规定,并且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岳麓秦简《金布律》正反映了上述赋的特性。秦统一前后,可进行赋税收纳的地域逐渐扩张,并在很多新领域征收了赋税。秦结合这些新领地的地域性进行了巧妙的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