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启蒙运动的两种研究范式——反启蒙思想与反哲学运动

过去半个世纪中,思想史研究的一个趋势是重新认识和阐释对启蒙运动的抵制现象。基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不同,反启蒙运动研究形成了两种范式。"反启蒙思想",是对启蒙思想的对立面的思辨研究,依据传世经典,开展文本分析、抽象推理,对一些主要思想家进行阐释。这种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是以赛亚·伯林。"反哲学运动",则遵循思想观念的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将反对启蒙思想家的人及其活动置于18世纪复杂的社会现实之中,发现思想在社会中生产、传播、被接受、被拒绝的方式和引起的反响。"反启蒙运动"这个概念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方便的理论装备,但它也很容易误导研究者,将他们引入一个截然对立的幻象之中。     

论启蒙时代的历史观

一般把18世纪初到1789年法国革命前的那些年月称为启蒙时代。这一时期,是启蒙运动“真正重要的阶段”^①。作为深刻的思想化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启蒙理性主义冲击了几乎所有的思想化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学、教育学等,开创了启蒙时代的化新气象。其中,历史学作为一个新兴而重要的思想领域,其知识地位得到首次确认,形成了独特的印记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力量。     

略论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反启蒙运动

旧制度末期,启蒙运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同时,对这一思想文化运动及其核心观念的反抗,也一直存在。这就是所谓的反启蒙运动。这场运动的成员成份复杂,既有天主教会、耶稣会和冉森派,也有普通的教士;既有君主政府、王室成员和大臣,也有不少反启蒙的文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启蒙运动的方式来反对启蒙思想,他们在出版物、在公共空间与启蒙运动针锋相对,以求影响和主导舆论。在这一过程中,反启蒙运动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虽然反启蒙运动对于旧制度末期的法国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由于法国社会思想和文化在18世纪发生了有利于启蒙运动的变化,反启蒙运动最终未能阻止启蒙运动的发展。     

伏尔泰的中国法律观

伏尔泰作为启蒙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其法律思想对18世纪及以后的欧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颂华派＂的代表人物,伏尔泰的法律思想受中国的影响很大,研究其中国法律观首先可以对伏尔泰本人在启蒙时期的政治法律主张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其次还有助于从侧面了解中国文化与社会现实对18世纪欧洲的影响。     

中国启蒙——走自己的路,甩自己的鞋

启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从启蒙运动一开始就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后来又对其进行反思。国内外对其研究也成果颇丰,但大多都是从某个侧面进行的,比如从中国启蒙失败的原因,中西启蒙对比,还有从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的角度对其进行的反思。本文试图从对启蒙本身存在的缺陷,以及中国启蒙存在的特殊性的梳理中管窥当今中国启蒙的走势。     

自下而上:罗伯特·达恩顿的法国启蒙运动研究

通过挖掘鲜为人知的档案材料并借鉴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罗伯特.达恩顿形成了研究法国启蒙运动的独特路径——“观念的社会史”。此种研究方法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力图在社会的网络结构中追踪思想观念的传播。达恩顿认为,被研究者忽视的下层文人和地下出版物是启蒙精神与革命意识形态向社会渗透的重要载体。通过考察格拉布街文人的悲惨境遇与激进思想,勾勒传播畅销禁书的文化与社会环境,他实现了自下而上的启蒙运动研究,并重新阐释了启蒙与革命的关联。达恩顿史学对18世纪法国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影响深远,但同时也因其解释框架排除了著名哲人与经典文本而遭受批评。     

两面镜子里的肖像——伏尔泰与卢梭自然观的比较

18世纪的启蒙运动就是要人类承担自己的责任,摆脱外在的权威,用理智把自己从幼稚中解救出来。启蒙思想家在"理性"这杆大旗下集结起来的同时,其内部也存在着激烈论争.突出表现在伏尔泰与卢梭的论争上。以伏尔泰为代表的一方相信理性,并相信理性能带来社会进步;而卢梭坚定地相信"激情",认为对理性的误用会产生一系列灾难性的社会政治后果。其论战充实了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理性,共同为法国政治革命准备了理论武器,也为当今社会提供了精神养料。     

王元化批评鲁迅

翻开吴琦幸先生的《王元化晚年谈话录》不几页,便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一些西方18世纪的启蒙著作。在王元化先生生命的最后一年,当他重新谈及年轻时代的自己,谈及中国的启蒙运动“五四”,谈及鲁迅,谈及卢梭,这位沉静、深厚并极具反思精神的老者仿佛跨越了时空的阻隔,与暮年歌德执手相望：历经生命的苦难,他们在耄鬃之年都进入了一种和谐及平静。     

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商业社会”理论——以亚当·斯密为中心的考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研究发生了转向,苏格兰启蒙运动受到重视并成为热点。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不同,它是以亚当·斯密提出的"商业社会"理论为中心而进行的另一种启蒙。亚当·斯密改变了17世纪和18世纪一批思想家从政治的维度来思考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一模式,而是从市场交换出发,论证了"商业社会"的道德基础,确立起了以"自利"为中心的现代道德观。在市场的观念下,"商业社会"的运行机制发生变化,整个社会以市场交换作为其基础与法则。而市场交换的前提条件和目的就是实现公正,由此带来了整个社会的自由、文明和繁荣。亚当·斯密的"商业社会"理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其阐述了现代社会的基础,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性,从而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建立。     

论伏尔泰的史学思想

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是世界上一场影响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启蒙运动中涌现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伏尔泰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伏尔泰作为启蒙运动的领袖,用他的思想、著作和行动影响这当时的欧洲,也对日后的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伏尔泰在文学、哲学、史学等方面有很专业的水平和造诣,他在史学方面的贡献是开创了理性主义史学,是理性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风俗论》和《路易十四时代》使他在世界上极负盛名。但他的著作仍然有着时代的印记和限制。他的史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希伯来语复兴与犹太民族国家建立

公元2世纪,希伯来语从流亡异乡的犹太人的日常生活中消逝,但却在近两千年后的20世纪上半叶复兴,成就了一部语言复兴与民族重生的双重神话。然而揆诸史实,却发现:选择哪种语言作为民族语言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现象,而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思想启蒙与民族意识崛起的产物,这体现为语言复兴和民族国家创建思想上的碰撞和交锋,期间的反复和曲折导致18世纪犹太启蒙运动与希伯来语书面语率先复兴、19世纪下半叶希伯来语口语才在犹太民族主义与复国主义的纠结下缓慢复兴、20世纪上半叶希伯来语在现代民族国家创建的推动下全面复兴。     

圆明园艺术珍品与耶稣会士郎世宁——17至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之一例

在圆明园以及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有不少有意义的艺术沟通的范例,郎世宁(Giuseppe Castinglione)(1688—1766年)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郎世宁在圆明园的作品,代表了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     

浅谈欧洲启蒙运动对欧洲音乐的影响

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以理性为思想武器,要求以理性的思想检验旧制度、和道德标准。并以理性的光芒带领全民摆脱愚昧,解放自我。本文围绕启蒙运动时期的音乐文化、音乐重要的美学思想及其代表人物、音乐的改革和新形势、以及启蒙运动下欧洲音乐对我们今天的影响几方面进行了阐释。并在研究欧洲启蒙运动对音乐的影响中,汲取精华与经验教训,来探求未来音乐道路积极地发展方向。     

《人的哲学论说》序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兴起了一场新的启蒙运动。这是20世纪中国第二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上承五四运动“科学”“民主”的先声,下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的主潮是人的重新发现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发现,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复兴。历史的灾难,常常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引发全民族进入一个反思的年月。     

启蒙运动、科学与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浅论

独立战争前夕,在欧洲启蒙思想两大灵魂——科学和理性的影响下,伊比利亚美洲殖民地也兴起了一场被后人称为"拉丁美洲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并带动了科学的第一次大发展。这一大发展由六大因素促成,即殖民地经济的发展、教育的世俗化、科学和技术性报纸和杂志的出版发行、私人图书馆的建立、各种科学团体的成立以及秘密社会的兴起等。拉丁美洲启蒙思想和科学范式呈现出两大新特征,一个是融合、妥协和混合性特征;一个是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特征。这场启蒙运动与科学对拉美独立战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科学本身成了独立战争的一个政治工具;理性的科学为独立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科学研究催生了拉美特有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科学的形成;殖民地新兴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阶层成为独立战争新型领导人。     

启蒙运动、科学与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浅论北大核心CSSCI

独立战争前夕,在欧洲启蒙思想两大灵魂——科学和理性的影响下,伊比利亚美洲殖民地也兴起了一场被后人称为"拉丁美洲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并带动了科学的第一次大发展。这一大发展由六大因素促成,即殖民地经济的发展、教育的世俗化、科学和技术性报纸和杂志的出版发行、私人图书馆的建立、各种科学团体的成立以及秘密社会的兴起等。拉丁美洲启蒙思想和科学范式呈现出两大新特征,一个是融合、妥协和混合性特征;一个是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特征。这场启蒙运动与科学对拉美独立战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科学本身成了独立战争的一个政治工具;理性的科学为独立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科学研究催生了拉美特有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科学的形成;殖民地新兴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阶层成为独立战争新型领导人。     

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

近代启蒙是近年来学术界十分关注的一个前沿问题。鉴此,本刊特约请国内一些富有思想深度的学者,共同探讨"历史学语境中近代启蒙的反思"问题。学者们或者站在历史的情境之中,解读卢梭的"公意"学说和自由思想及其对于近代启蒙的意义,从而回答"什么是启蒙运动"问题;或者以康德的启蒙学说为切入点,深入剖析20世纪中国两次启蒙的缺陷;或者考察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转向学说的前瞻性与历史局限;或者通过对启蒙限度的考究,凸显正当信仰的重建在科技理性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本组笔谈注重史实,富有历史使命感。本刊相信,在倡导科技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这组笔谈应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笔谈的组织工作得到了南京大学历史系于文杰博士的协助,在此特致谢意。     

当代启蒙及其历史使命

近代启蒙是近年来学术界十分关注的一个前沿问题。鉴此,本刊特约请国内一些富有思想深度的学者,共同探讨"历史学语境中近代启蒙的反思"问题。学者们或者站在历史的情境之中,解读卢梭的"公意"学说和自由思想及其对于近代启蒙的意义,从而回答"什么是启蒙运动"问题;或者以康德的启蒙学说为切入点,深入剖析20世纪中国两次启蒙的缺陷;或者考察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转向学说的前瞻性与历史局限;或者通过对启蒙限度的考究,凸显正当信仰的重建在科技理性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本组笔谈注重史实,富有历史使命感。本刊相信,在倡导科技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这组笔谈应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笔谈的组织工作得到了南京大学历史系于文杰博士的协助,在此特致谢意。     

从科学主义到人文主义

近代启蒙是近年来学术界十分关注的一个前沿问题。鉴此,本刊特约请国内一些富有思想深度的学者,共同探讨"历史学语境中近代启蒙的反思"问题。学者们或者站在历史的情境之中,解读卢梭的"公意"学说和自由思想及其对于近代启蒙的意义,从而回答"什么是启蒙运动"问题;或者以康德的启蒙学说为切入点,深入剖析20世纪中国两次启蒙的缺陷;或者考察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转向学说的前瞻性与历史局限;或者通过对启蒙限度的考究,凸显正当信仰的重建在科技理性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本组笔谈注重史实,富有历史使命感。本刊相信,在倡导科技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这组笔谈应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笔谈的组织工作得到了南京大学历史系于文杰博士的协助,在此特致谢意。     

什么是启蒙运动

近代启蒙是近年来学术界十分关注的一个前沿问题。鉴此,本刊特约请国内一些富有思想深度的学者,共同探讨"历史学语境中近代启蒙的反思"问题。学者们或者站在历史的情境之中,解读卢梭的"公意"学说和自由思想及其对于近代启蒙的意义,从而回答"什么是启蒙运动"问题;或者以康德的启蒙学说为切入点,深入剖析20世纪中国两次启蒙的缺陷;或者考察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转向学说的前瞻性与历史局限;或者通过对启蒙限度的考究,凸显正当信仰的重建在科技理性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本组笔谈注重史实,富有历史使命感。本刊相信,在倡导科技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这组笔谈应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笔谈的组织工作得到了南京大学历史系于文杰博士的协助,在此特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