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六经皆史”渊源的几种说法

"六经皆史"是清代著名思想家章学诚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章学诚将这一命题提出后对后世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但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六经皆史"是否为章学诚首创存有争议,笔者试着对"六经皆史"渊源的几种不同说法做一总结。     

章学诚的史学变革思想

章学诚的史学变革思想,涉及史意、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三个方面。章学诚的"史意"不仅具有著述宗旨、别识心裁之意,还包含撰述者关于历史和史学的体会、情感和价值取向,比"史义"内容更加丰富。其"圆而神"的撰述思想既有辩证法的思想因素,又有美学的意境。在历史文学上,章氏一方面强调史文应忠实地反映历史实际,另一方面又主张语言表达的神明变化。     

“六经皆史”说的理学渊源及其意蕴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只有诉诸理学的语境才能获得完全的理解。程朱理学在道器的层面区分了形上之经学与形下之史学,内在地割裂了经、史的关系,最终导致理学末流空谈心性的学术流弊。从史学史上看,理学自发端以来所倡导的"经以载道"及"经本史末"不仅没有影响史学的发展,反而促成了史学的理学化转型。史学的理学化不仅在史学实践方面形成了宋代史著别具一格的理学特色,而且还在史学理论方面衍生出明代王世贞的"《六经》,史之言理者也"以及清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通过对"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的系统阐释,打破了理学家"经以载道"的观念,开启了以史明道的新路向。通过追踪经、史关系自理学以来的演变过程,本文最终厘清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理学渊源及其真实意蕴。     

传统史学理论在民国史学界的回响——论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传统史学虽在西学东渐的强力冲击下失去了主流地位,但仍然保持着一种血脉上的延续与发展。从章学诚到刘咸炘,呈现出传统史学理论在近代自省式的演进路径。刘咸炘阐释了章学诚关于浙东史学、六经皆史、记注与撰述等问题与范畴的论述,这些心得沉淀为刘咸炘史学理论的亮点和底色。刘咸炘还深入比较章学诚史学与西方史学,回击了西方史学优越论,坚守了中国本位的史学立场。刘咸炘承袭章学诚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的衣钵,堪称"续章"的代表人物,但其中又有"匡章"之义。刘咸炘提出的"察势观风"已突破了章学诚史学的固有疆界,在近代史学史上自成一派。"续章"强调的是继承史学传统,"匡章"则是对传统史学的革新,这既为近代本土史学理论的重建注入了必要的传统因素,也为传统史学理论在近代学术转型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在新旧史学和中西史学的交汇、碰撞、嬗变中,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引起了内藤湖南、钱穆、蒙文通、齐思和等中外史学家的关注,从中可见中国本位史学家在民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论章学诚之“撰述”与“记注”

章学诚提出"撰述"与"记注"的分别,后人多以此论上承刘知几"当时简/后来笔"之分。其实两人的分类项目并不对等,态度上也各有轻重。刘说倾向于"历史写作有两步骤",而章学诚欲强调"有两种人,兹有两种历史写作"。此说为近世所重,背景是"新史学"运动带来的"史料"观念革新,与章学诚发论时的情境已大异其趣。近代史学对"撰述/记注"的解读,基于"一手史料/二手史料"的价值高下差异,与章学诚担忧"书繁重而易失"的心态几乎相反。对这个过程加以考察,能呈现一个史学论点在不同学术史语境下的含义变迁。     

《文史通义》中的“家学”问题与章学诚“三书”说新探

章学诚标榜为"家学"的史学理论,是以目录学为根基的历史编纂学;以目录学之法治方志,是章学诚方志理论的学术本色。章学诚的"方志立三书"说中,"方志"指方志学而言;"三书"是章学诚以目录学之法治方志这一学术视野下的三个学科门目。志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尚书》《春秋》之学的再现,本于刘向、班固的目录校雠之学,即章学诚推崇的撰著之书;掌故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周官》《仪礼》之学的再现;文征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十五《国风》之学的再现。这两者辅志而行,是纂辑之作。"三书"说阐述的是两种不同的治学途径。     

周公、孔子与"文明化成":章学诚的儒学之道

章学诚以其著名的“六经皆史”说而为现代中国所知。但是要理解这一说法的全部内涵,我们就必须研究实斋“周孔之辨”的命题,这一命题提出了周公与孔子,谁才是最伟大的圣人的问题。只有考察了这一命题,我们才能在把握“六经皆史”本质含义的基础上全面理解实斋的儒学思想。章实斋超越于清代今古文门户之上,力图通过自己颇具独创性的史学,重窥贯通天人、化育文明的完整儒学之道。     

章学诚对学术风气史的反思与发挥

对学术风气史的思考是章学诚反省学风演变及流弊、寻找学术出路的关键环节。他认为三代道器合一、官师合一体制反映了知识自我满足的理想状态,由于官师合一体制的瓦解,人性的局限失去了原有的规范而奔竞好名,学术泥于三代经典内涵的义理、考据、辞章之一端迭起风气门户。章氏以为扬弃风气循环的最好途径就是史学经世,史学的优势在于它通过道器合一又一次提供了人性的规范,继承了先王的合道"道法"即"史意",熔义理、考据、辞章于一炉,又是包含一切根据个人性情产生的著述之学的根源性学术。章氏的史学经世最终从《春秋》经世深化到《尚书》经世,完成了扬弃风气循环的理论。     

柳诒徵的“史德”论及其史学批评

“史德”论是史学理论中的重要范畴之一。这一概念最早由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提出,后经梁启超等人进一步阐发。柳诒徵在对章学诚、梁启超等人“史德”论批评与继承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论述了“有史而德”及“从德而史”的辨证关系,并强调“治史以畜德”的重要性。柳诒徵的“史德”是对前人的补充和发展。     

章学诚史学批评的目的与方法

一、史学批评的目的 章学诚进行史学批评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下面从两个方面对其思想加以论述。人学以明道。“道”是章学诚思想里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文史通义》和《校通义》里均有《原道》篇,可见其对“道”的重视。章学诚所说的“道”,指的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在论道方面,章学诚最主要的贡献在于提出道是变化的这一点上,清朝乾嘉年代,汉学昌盛,汉学家     

试析章学诚的性情观

20世纪以来史学史领域关于章学诚的学术研究成果已经是蔚为大观。学者们围绕《文史通义》,主要从史学理论和学术思想两个方面,对章氏的学问进行注解和诠释。至今学界鲜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章实斋和《文史通义》。笔者以为实斋先生的文字所折射出的学术思想和他的性情似有内在的联系,其朱陆异同论就是立足于个体——不同人的性情——提出的他对于统一性的儒家之道的理解。因此,     

原经：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意义

“六经皆史”说井非章学诚始倡,却被他特别强调,是他学术理论中的重要命题。本文认为,章氏“六经皆史”说并非贬损经的地位,相反,而是借重史学“道不离器”的传统,矫正心学的积弊,恢复经学的本旨。“原经”成为章学诚毕生追求的学术目标。     

温故知新与继承发展——写在白寿彝先生《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出版三十周年之际

1986年,白寿彝先生所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重温此书《叙篇》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范围、任务、历史分期及其时代特点的论述,思考作者关于中国史学史发展前景的观点,理解作者关于先秦时期史学面貌的叙述,有助于体会白寿彝先生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规划。在此基础上,观照这三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的发展路径,无论对未来的学科建设,还是对学者个人的发展,都会有所启发、有所助益。     

“六经皆史”说文献溯考与思想研究

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在其代表作《文史通义·易教上》开篇首句即言"六经皆史",这四字已成为当今学界关注的学术命题。而关注的焦点则基本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从东亚视域论中国历史思维的几个关键词

正一、引言:东亚历史思维与史论传统中国史学传统源远流长,与欧洲史学双峰并峙,东西辉映,其中最能彰显东亚文化与东亚思维特质者,莫过于悠久之史论传统。从公元前841年起,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记录,绵延数千年而从未断裂。中国史家述"事"以求"理",沿波以讨源,诚如章学诚所说:"述事而理以照焉,言理而事以范焉"。~(2)中国历史叙述力求"理"、"事"圆融,在"价值"脉络中深思并提炼史实中潜藏之意义或史实所彰显之意义。饶宗颐先生曰:"史家之尚论史事,贵能据德以衡史,绝不可循史以迁德。"~(3)数千年     

20世纪初的历史学转向——新史学的兴起

19世纪下半叶兰克学派使历史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以兰克及其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传统史学在研究范围上侧重于政治史,历史书写重归纳、叙述,主张"事情如何发生就如何记叙"。20世纪初期以后,"新史学"各流派开始兴起,他们主张对社会各方面进行整体的研究,历史写作重分析、评论。新史学与近代传统史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本体论上的两个基本概念上,即"历史是什么"、"历史学是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反映了新旧史学治史理念的差别。     

“刘言史法，吾言史意”——章学诚与刘知几史学歧异探析

“史法”与“史意”是章学诚的重要学术术语,是研究章学诚与刘知几史学异同关系的关键,也是把握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关键。本从章学诚所界定之“史学”涵义入手,认为“史意”是针对一家述而言,“史法”是针对馆局纂修而言,“史法”与“史意”能够体现出章学诚与刘知几的分歧所在。     

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开拓性成果——读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

由吴泽先生主编,袁英光、桂遵义先生合著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前不久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近年来国内史学史研究取得的一项开创性成果。自本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何炳松等人倡导对中国史学史展开专门研究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辛勤耕耘,这门学科日具规模和体系化。近十年来,国内的史学史研究更趋活跃,成绩斐然,出版的专著已不下十余种,如白寿彝先生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第一卷)、尹达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仓修良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和朱杰勤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等。不过,这些著作,除尹达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对近代史学有较扼要的叙述外,其余的均为古代史学史。这就使中     

1981年史学史研究概述

1981年,史学史的研究出现了比较兴旺的景象,发表在全国性报刊和高等学校学报上有关史学史的论文有一百来篇。其中有综合性的论述,也有对某一个问题、某一部史著、某一位史家的探讨。讨论比较集中的有: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史书的体裁问题、对司马迁和章学诚两大史家的评价问题。除这四个问题之外,从古到今,上起《春秋》、《左传》,下至近代史家梁启超、王国维都有专文评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史学史研究的范围扩展到了对“五四”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探讨。这种现象在前几年是比较少见的。对前人的史学遗产如何批判继承,这是史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白寿彝同志对这个问题发表了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载《史学史研究》第一至四期。本文所提及的论文及报刊均以1981年为限,故不标年份),从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史书编撰、历史文学四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文章以轻松活泼的“答客问”的形式,谈得比较全面、透彻,对人颇有启     

章学诚的史意与史料观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少喜史学,而后以治史为己任。曾修方志多种,《史通义》和《校雠通义》等。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赞日：“其所《史通义》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近几十年来,对章学诚及其作、思想等研究可谓达到题无剩义的地步。今不揣浅陋,就章学诚的治史与史料思想作一浅论,敬请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