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苏南“一田两主”制的认识与改造(1950-1951)北大核心CSSCI

"一田两主"制现象在苏南地区分布广泛,全面抗战爆发后受到较大冲击。苏南土改中,着力打通原耕农民思想,并兼顾社会经济状况与动员需要,制定折田标准。在对苏南"一田两主"制改造过程中,中共秉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土改过程始终贯穿强烈政治意味,不单纯是经济和技术问题。     

新中农崛起后中共阶级政策的调整

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最突出的变化是,大多数贫雇衣上升为新中农,农村普遍出现了中农化趋向.新中衣的崛起及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经过时新中农这一阶层的定性分析,中共在制定合作化运动的阶级政策时,将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作为依靠对象,而将其中的上中农列为团结对象.本文主要依靠1950年代大量调查报告、工作汇报及其他文献资料,对土改后新中农的崛起及农材中农化趋势进行细致考察,揭示社会结构变动时中共阶级政策的深刻影响,借以说明土改后党的阶级政策不断调整的合理依据及其调整中的利弊得失.     

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

无锡位于江苏南部,太湖北侧,是近代中国蚕桑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蚕桑生产维系了近代无锡农村经济的荣枯,促进了无锡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是无锡近代社会经济演变过程中影响特别深远的产业部门之一。     

土地改革前的辽东民族乡村状况研究——以辽宁岫岩满族自治县为例

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村问题的总根源,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后成功地领导了辽东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本文对土改前的辽东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政治状况、农民生活状况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考察。     

毛泽东决策苏南土改政策记

一1950年4月初,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来到无锡,下榻于太湖饭店。中共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来向饶漱石汇报苏南区的工作。早在1949年初,中共中央曾设想渡江后建立江苏省,后来考虑到这里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加之     

新区土改时期的地方干部群体——以晋中新区为例

中共在新区土改期间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无不依赖于一定数量与质量的地方干部,但其时恰处中共即将获得政权并不断巩固政权的关键时段,大批干部被分散于各项社会建设中,专注于土改的干部资源明显不足。为此,中共不断采取措施以积极应对,一方面要把有限的干部资源合理有效地配置于土改实践,另一方面更要克服这些干部因信心不足、思想不纯、经验缺乏、素质低下、纪律不严等自身局限可能对土改实践造成的消极影响。虽然各项举措并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但对中共在土改中及土改后的干部队伍建设和执政能力提升助益颇多。     

何去何从:山西潞城县后期土改整党试点研究

土改整党的激进偏向使农村干群观念意识中的封闭保守性被催化和凸显出来,形成诸多困境,这使中共面临较大的治理危机与挑战.是坚持整党还是中途放弃?有学者认为,反"左"纠偏后土改整党戛然而止,建党建政亦被暂时搁置.但事实上,尽管面临着诸多困境,中共仍然坚持完成了既定的整党试点任务,而且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铺开,进行了"结束土改"和系统整党工作.由此,对于反"左"纠偏后的土改整党应重新审视.     

经济的"土改"与政治的"土改"——关于土地改革历史意义的再思考

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意义进行了再思考.在诸子平分家产制度、乡村社区生存伦理和中共早期经济政策等因素的作用下,土改前夕乡村土地的集中程度和租佃率都远远低于中共领导人的估计,因此土地改革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方面的意义可能被高估了.对于党和国家而言,土地改革更重要的功能,在于重塑"国家--乡村社会"关系,帮助国家有效地控制和治理乡村社会.     

蒋介石的农村合作经济思想

本主要依据档案资料研究蒋介石的农村合作化思想。全共分五个部分。分析蒋介石开展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原因、主要内容、合作社的基本形式及其特点,以及中体西用式的合作教育,从中揭示其开展的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实质就是加强专制统治,调和阶级矛盾,抵制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     

土改运动中的群众动员——以晋中新区土改为例

群众动员是解放战争时期土改运动顺利完成的第一步骤、关键步骤。面临未知的土改,贫雇农阶层和地主、富农共同抵制土改。当土改工作组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实现群众动员后,贫雇农转而支持土改,运动得以开展完成。在群众动员的过程中,村庄传统的权力结构开始土崩瓦解,中共初步实现了对于广大农村的整合和控制,为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抗战初期薛暮桥对农民动员问题的历史认知

<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新四军老战士、一代经济学大师薛暮桥(1904—2005),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党内较早探讨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问题的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家。1932年,他参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陈翰笙主持的农村经济调查活动,以家乡无锡礼社镇农村社会调查为主要内容,撰写了《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浙江省的二五减租》两篇论     

农村大集体生产的评工计分

1950年10月,苏南地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苏南农村工作团的指导下,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土改后,刚翻身的农民仍以家庭为单位生产经营,由于贫下中农缺少农具、资金不足、劳力强弱不均等因素,生产遇到困难。当时,党和政府号召"组织起来,互相帮助"。于是从1953年开始,农户以邻居、亲戚组成临时性的伴工互助组,继而发展为常年互助组。1955年下半年,传达了毛泽东     

革命与性:晋察冀根据地村干部“男女关系”问题的由来

1947年至1948年土改整党之际,村干部的男女关系问题是大量存在的。但这类问题不能简单以干部腐化论之,如果将其放在乡村社会的背景下去考察,即可发现非婚性行为是固有并长期存在的,这与当地的男女比例失调有一定关联;加之战争影响与中共革命动员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一问题。抗战期间中共在晋察冀根据地曾发动了反淫乱运动,以图杜绝乡村的男女关系问题。但是在1947年至1948年的晋察冀土改整党当中,中共发现村干部男女关系问题仍大量存在。这一问题成为村干部被中共整体负面化的一个例证。但是整党运动的实际进程证明,此次整党,村干部问题被严重高估,具体到村干部的男女关系问题也是如此。熟识当地情况的干部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相对温和的解读,并被中共决策者所接受。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建国初期中共克服"李四喜思想"的成功经验

1951年7月18日,<新湖南报>发起了关于土改后农村出现的农民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及乡村干部松气退坡的"李四喜思想"的大讨论,持续达5个多月,在湖南乃至全国农村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场讨论是建国后中共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对农民自私、狭隘思想的批评运动,也是第一次真正地对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的思想教育活动.在这场讨论中,中共逐步积累了用民主教育、典型示范、改进领导方法、切实解决乡村干部实际困难等方式解决农民思想问题的成功经验.这些成功的历史经验构成了建国以后中共教育和改造农民的基本思路.     

晋冀鲁豫边区土改中的"魏殿花事件"

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解放区立即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解放区的各种报刊展开了有关土改运动的宣传报道活动.这些报道,一方面集中宣传中共党的土改路线、方针与政策,一方面大力揭发地主阶级剥削罪恶,反映农民的呼声,为农民伸张正义,激发农民参与土改的积极性.……     

非同寻常的世交深情——毛泽东对小学教师吴启瑞一家的关怀

1950年7月下旬,中共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收到无锡师范附属小学教师吴启瑞转来的一封信,信是毛泽东写给她的。在信的第一页上有一段批示: 请陈丕显同志酌办。写信者是有八个孩子的母亲,在锡师附小当教员,请求将她的三个孩子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 毛泽东 七月十八日     

参加襄城县土改工作的回忆

我于1949年5月考入许昌专区干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许昌地委土改训练班学习。在此期间,我学习了土改的政策、方法、工作步骤等知识,还聆听了地委宣传部部长纪登奎所作的土改工作经验报告和团地委、专区妇联的工作报告。学习结束后,我成为一名土改工作员,到襄城县三区参加土改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无锡农村的租佃状况与减租实践

抗战以后无锡农村租佃关系发生较大变化,不同的地区和田制之间,地租增减的趋势和租额升降的幅度并不均衡。地主阶层内部也出现较为剧烈的分化,当权派地主、兼营工商业的地主和一般中小地主的经济状况、各自对待地租收入和土地的重视程度以及与佃农的关系,不尽相同。1949年推行减租时,各阶层在复杂的租佃关系背景下,对减租的兴趣和要求不一。在无锡减租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地方领导者一定程度上意识到无锡农村推行减租的复杂性,因而在一些具体措施上有所灵活变通,对当地租佃状况加以一定程度的承认和尊重,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的原则基本贯穿始终,体现了减租运动强烈的政治性。通过减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并使中共初步实现了发动组织群众的政治目标。但是各阶层和各地区之间,减租的经济与政治效果并不均衡。     

苏南城市规划中古桥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以常州古桥遗产保护为例

正一、引言苏南地区是江苏省南部地区的简称,包括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五市,拥有广袤的太湖平原,长江东西横贯境内,京杭大运河流经苏南大部。苏南地区受地理位置的影响,雨量充沛,气候湿润,河网纵横交错,是名副其实的水乡泽国,其中水域面积占21.15%。再加之经济繁荣发达,创造出丰富的以苏南古桥为代表的众多城市文化遗产。苏南古桥文化遗产是江南"水乡记忆"的重要符号,是苏南城市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近几十年来,苏南经济持续以较快速度增长,城市建设大规模展开。城市发展带来难得历史机遇的同     

苏南反“清乡”:中共干部汪大铭的作战与生活

1943年春,日伪在苏南镇江地区发动"清乡"运动,同时重庆国民政府第三战区集结兵力从皖南北上苏南,"进剿"新四军主力,苏南抗日根据地面临极大的困难与危险。新四军主力跳出"清乡"区,留置精干队伍在日伪"清乡"区内坚持斗争。通过汪大铭日记及相关资料,可切实探寻日伪"清乡"区中共干部紧张作战、戎马倥偬的具体面相——昼伏夜出的生活方式,如何攻打日伪据点,开展群众工作,破坏封锁线竹篱笆等。经受反"清乡"历练的中共干部,一方面得益于成功的统战工作与群众路线,另一方面依靠自身的吃苦耐劳和坚定机智,成为深水之鱼,实现在日伪"清乡"区内长期坚持的目标,维持并打开了工作局面,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由此也约略可见中共中层干部的培养与成长方式以及在困难危险关头,中共抗日根据地苦撑坚持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