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苏州商船赴日贸易史实辨析

顺治九年(1652),一艘赴日本贸易的苏州商船回国。史学界对该商船的赴日时间及贸易方式存在争议:一说是1644年赴日,在日本进行了八年的海外贸易;一说是1650年或1651年私自出海,交易完毕后即回国。本文根据明清档案及朝鲜史料对该事件的记载,以及当时中国、东南亚、日本之间的贸易状况进行综合考察,可以肯定该商船是于1644年前往日本,并在日本与交趾之间从事贸易活动。     

敦煌壁画中的舟船

敦煌石窟虽然处在陆路丝绸古道上,但其壁画却为我们保存了非常丰富的水上交通工具舟船的形象。据笔者的实地调查、核对,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等石窟的北周、隋、唐(盛唐、中唐、晚唐)、五代、北宋、西夏时期的50多个洞窟中,有70余幅画中绘有约计100多只舟船,在敦煌藏经洞保存的绘画中也有舟船。其中有的是一至数人划桨摆渡的一叶扁舟,有的是扬帆出海的商船。以造型来看,有飘板、椭圆形船、无帆小船、帆船、双尾船、楼船等数种。敦煌壁画及绢画、纸画中的舟船大都出现在"观音经变""报恩经变""贤愚经变""佛教史迹画"及个别"金刚经变"、"密严经变"和"尊胜经变"中。其中"观音经变"中出现的大都是帆船,尤以莫高窟盛唐第45窟的航海船描绘的清晰,在大帆船桅杆的顶部清楚地画出五级挂帆扣,以示该船可根据风力随时调整行进速度,这是在敦煌石窟所     

康熙晚年清政府海疆政策变化原因探析

明朝中叶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相继东来。1557年,葡萄牙人欺占澳门;1624年,荷兰殖民者强取台湾;1637年,来华贸易的英国商船直闯广州,攻陷虎门炮台,迄清朝入关时,中国海疆的局面已是藩篱尽撤,门户洞开。在东西方两大世界日益接近的时代,东南海疆应如何平定与治理,无疑是摆在清朝统治者面前的一项重大选择。康熙亲政前期,在海疆治理方面有几件值得称道的大事,一是恩威并用,统一台湾;二是开海设关,发展内外贸易;三是重用海外传教士,虚心学习西方近代科学。而在其晚年,亦有许多令人非议的变化,如康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明清福建商人

根据朝鲜李朝的《备边司誊录》记载的明朝林成商船、清朝黄宗礼商船的珍贵资料,说明从明朝后期至清朝中期,福建商船单船的货物资本在白银两千两至一万两之间。绘于明清时期的日本"唐船图"表明,清朝中期赴日本贸易的福船中,有船长43米的大型福船"金全腾号"。文中辑录有关闽商与福船的海外资料,在国内少见介绍,因此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环境管制措施对区域环境与贸易的约束效应

环境管制是指各国在国际贸易中为了实现环境与贸易的协调关系,以环保为目的而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主要包括课征环境进口附加税、限制或禁止进出口、推行国内加工和生产方法、实行环境标志制度、政府环境补贴等5种类型。本文总结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环境管制措施产生的原因及施行内容,在此基础上就其对区域环境与贸易的约束效应做了分析,旨在为我国突破"绿色壁垒"提供警示和借鉴。     

“哥德堡”号走私鸦片的反思

“哥德堡”号商船的主人瑞典东印度公司,虽然号称从未向中国贩运过鸦片,但其实是中国贩运鸦片的始作俑者。清廷对国内社会各阶层普遍吸食鸦片现象控制不力,从而变相助长了西方列强的鸦片倾销行为,加速了晚清封建社会的崩溃。     

乾隆时期清朝与中亚哈萨克部的贸易关系再探讨

学界对乾隆时期的清朝与中亚哈萨克部的贸易多有讨论,一般认为贸易是清廷给予中亚哈萨克部的"特恩",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实质是一种"羁縻"关系。实际上,以清廷为视角进行的研究,有片面夸大清朝与哈萨克贸易所具有的"羁縻"作用之嫌。首先,作为中原王朝"羁縻"游牧部落的核心要素,茶叶贸易并未出现在乾隆时期的清朝与哈萨克贸易活动中;其次,以往研究忽视了哈萨克人所具有的能动性,仅将他们视为清廷‘羁縻'政策的被动承受者。此外,由于缺乏对清朝与哈萨克贸易背后的事件进行深入分析,将清朝与哈萨克部贸易视作一种"羁縻"关系的观点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唐船风说书”与流传在日本的乾隆南巡史料

一日本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终江户一朝,幕府在严禁国人渡海出航的同时,也限制外国船只来航,只开长崎一口接纳来自荷兰和中国两国的商船,有人因此将日本江户时代的锁国与清代中国的闭关相提并论。然而细考江户时代的种种措置便会发现,作为小国和岛国的日本在关紧国门的同时没有忘记留下窗口来了解海外的世界,以便审时度势,寻求应对,而当时前来长崎进行贸易的荷、中两国商船就成为日本幕府了解外部情形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平泽元消（琼浦偶笔）卷六“唐船互市杂记”载：“凡唐船入港,即日邮报,蛮…     

康熙朝中后期内务府商人赴日办铜的利润问题

利用中日史料中留存的相关数据,将1700年夏清内务府商人张鼎臣兄弟名下船只的赴日铜贸易活动作模拟还原后可知,当时商人们将以生丝和白砂糖这两个主要出口货物换回的日本铜按照国内税关的收购价售出,这个过程获得的利润要比张氏兄弟在奏折中向康熙帝宣称的30%要高得多,亦并非真如其所言,办铜一项上所获利润在支出"节省银"、高利贷利息等费用后,竟变得无利可图,而是在购铜成本,即早在大宗收购生丝等赴日贸易品花费上就已隐瞒了相当的利润。可以说,在1700年至1715年内务府商人承包办铜的十余年间,只要日本方面铜的供给量不发生大的下滑,那么铜这一商品将给这些"皇商"们带来长期稳定的高利润回报。但日本铜供给量不断下滑的事实,导致内务府商人在办铜后期积欠了大量的铜额。在此情况下,即便铜贸易本身仍有利可图,但作为清廷而言已必须要重新考虑变换办铜体制了。     

明与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从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一书谈起

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一书认为 ,就海外贸易政策总体发展趋势而言 ,明代是开放的 ,清代是封闭的。这种观点具有片面性。从官方出海贸易政策、海外国家朝贡贸易政策、本国商民出海贸易政策、外国商民来华贸易政策、关税政策等五个方面分析 ,明朝与清朝前期没有本质的差异。清朝前期的许多海外贸易政策不仅直接继承于明朝 ,而且在很多方面比明朝更加务实 ,更有利于国计民生     

清前期中国与巴达维亚的帆船贸易

中国与巴达维亚（雅加达）的帆船贸易,既是清前期南洋贸易的主体,也是中荷通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多世纪,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它的兴衰,反映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帆船业由依靠、利用到排斥的过程;同时,也记录了中国商人和南洋华侨,在西方资本主义掀起的商战中,反抗霸权主义的斗争,以及他们对印尼经济发展做出的卓著贡献。18世纪前30年,被称为中荷间接贸易时期。此间,荷兰东印度公司不直接派船到中国口岸,而是依靠中国帆船来往于闽广和巴达维亚之间,完成进出口贸易。这种通商方式,客观上为刚刚弛禁后的中国…     

清代广州外销丝绸上的康乃馨

正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丝绸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世界各地。明清时代,伴随世界地理大发现,东西航路开通,标志着世界性海洋贸易圈逐渐形成。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是历两千年而不衰的贸易大港,尤其是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颁布了"(洋船)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1)的上谕,欧美各国商人仅允许在广州口岸一地进行通商贸易,西方人称之为"一口通商政策"(theonlyportpolicy)。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许的专门经营管理对外贸易的商行,垄断着丝、瓷、茶大宗商品的商业贸易。屈大均《广州竹枝词》:"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两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就是对清代广州十三行时期外销丝织品贸易盛况的描述。     

朝鲜前期赴京朝天使臣违禁贸易之再认识

朝鲜王朝前期,与明朝间贸易形态多样化,双方在使臣往来过程中,有政府主导和认可的朝贡贸易及使臣贸易,也有被政府禁止的各种贸易方式,一般被称为"违禁"贸易。其中被禁止的贸易物品主要包括明朝政府禁止的军需用品和朝鲜国内稀缺的珍奇土物山货,违禁贸易不仅交易品数量巨大、参与者身份复杂,而且朝鲜王朝政府也是外紧内松给予很多支持。     

最早的人民造船业:“黑河”号大型内河轮船诞生始末

正黑龙江水系的轮船运输业出现得较早,从1871年始,沙皇俄国的蒸汽机轮船就在中俄界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运营。当时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俄国船只逐步入侵,渐次闯入我国内河松花江,到达了哈尔滨市和吉林市之后,完全压倒了处于萌芽状态的我国民间航运业(均是帆船)。最高峰期俄船在我国境内有200多艘,以"大哈尔滨"号为代表的500吨级的大型船舶有30多艘。1931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后,日方接收了大部分原由苏联商会控制的轮船,由日方     

清初清理藩勋逆产的政策演变

康熙"更名田"诏是对顺治时期相关规制的继承与调整,学界对前者考察颇多,对后者尚无专文探讨,因而认识不清。本文在细致爬梳档案等史料的基础上,分析清初清理藩勋逆产的制度演变,认为:一、顺治朝处置明代藩勋产业的政策有一演变过程,即从名义上认可其对产业的所有权,转为没收入官、圈为旗地;尔后再变为征收赋税、推行民田化,并停止圈为旗地,其目的亦相应地发生重要变化。二、为增加财政收入、实现民田化,清廷希冀尽数变价藩勋逆产,但受各种条件制约,不得不兼行召佃,从而形成变价与召佃并行的双轨制。三、由于相应规制的缺乏,顺治朝前期的清理效果欠佳。至顺治十二三年,户部制订了系统的清理规制,为清理效果的改善提供了制度保障,亦为康熙朝"更名田"政策的颁行奠定了基础。     

日韩东盟8国入境我国旅游与进出口贸易关系的研究

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是相互联系的,旅游引发贸易、贸易推动旅游。本文在前期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旅游与贸易互动的三阶段模型,即旅游引发贸易、贸易推动旅游和偏好-容量限制3个阶段。以日韩东盟8国为例,选用1986年-2009年统计数据,分析了8国入境我国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构建了入境客流量与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和进出口贸易3组24个推拉方程。在此基础上,以1992年和2002年为分界点,分析了各阶段入境客流量与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增长率的变化及弧弹性;依据每万人次入境旅游引发的进出口贸易强度,将日韩东盟8国划分为四种类型,分析了近10年来旅游引起进出口贸易强度的变化,为通过旅游拉动贸易或通过贸易推动入境旅游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鸦片战争前清代外贸口岸体系研究

鸦片战争前,清廷建立了一个与朝贡体制密切相关、涵盖所有贸易对象国且功能齐备的外贸口岸体系。其外贸各口岸多系顺应中外贸易发展规律、具有交通及外贸地理区位等诸多优势,故能基本满足需要。作者在考察清统治者构建朝贡贸易体制以及相应的口岸体系的基础上,分析清前期外贸政策的性质及其时代适应性。     

大坌坑遗址出土十二至十四世纪中国陶瓷

<正>一前言:追索一处国际知名史前遗址的"后世"十六世纪末期、十七世纪前期开始,台湾岛在欧洲人积极前来寻求东亚贸易之际,因时地利一度成为东亚的重要转运站之一,中国陶瓷器作为贸易商品或者日常生活用品,陆续过境或输入台湾,数量比起以往远高得多。近年,伴随台湾历史考古遗址调查     

从“籍民入所”到“以舟系人”:明清华南沿海渔民管理机制的演变

明初至清中叶,国家管理沿海渔民的方式从移植针对内地定居农民的户籍身份管理,转变为根据濒海人群生计特质,通过船只来掌控流动的人。明初设河泊所登记渔民并征收渔课。地方官府为解决亏欠问题,默许濒海豪强以承揽渔课为条件圈占海界,构成晚明华南沿海军事化的基础之一。为应对寇盗、取消包纳且有效征收,闽粤官员探索出围绕濒海人群流动性的凭借——船只进行管控的新方法,如以船只或港澳为中心编制保甲、对渔船课税。清廷继承"以港澳控制船只,以船只约束渔民"的思路,完善樑头制度以实现治安和征税。局势趋稳后,则侧重点从治安向税收转移。以舟系人与滩涂经界相结合,构成清朝对濒海人群和海洋管理的基本策略,建构了18世纪以降沿海社会秩序。     

1935年日军炮击“专条号”巡缉舰事件始末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台湾在沦为H本殖民地的同时．也开始成为对福建沿海走私的渊薮。闽台之间一衣带水．地理条件便利,加上日本当局的姑息纵容．使得台湾海峡的走私活动经年不衰。自1895年起．来自台湾的日本货船及台湾帆船就经常出现在厦门附近非通商口岸各地沿海进行非法贸易,走私军火、鸦片、毒品、盐等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