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言说中的“五四”

本来多面相的五四,随着时代的变化,自然会出现更多面相的解释.20世纪30年代,对于五四,知识界不但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诠释,如个人解放、社会改造、内容复杂的运动等,而且也出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不同比附.各种阐释与比附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言说者自身的心态和思想;“五四”常常以各种曲折的形式参与现实的关怀和作为.其中,同一派别所言的五四往往因实际的需要前后不一,而不同派别对五四的认知,却能有相通之处,这既显露了五四的本相,亦昭示了更深层次的历史轨迹和走向.     

20世纪90年代初“过渡时期”的俄罗斯史学

一般来说,史学比自然科学更受制于社会的变动和意识形态状况。20世纪90年代初的俄罗斯历史学较之其他学科更大程度上承受了国家巨变的后果,许多特征反映出所处"过渡时期"的时代影响。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史学不仅承载了苏联解体的所有社会反映,而且折射出俄罗斯的历史科学发展方向。其领域的"档案革命"、"教育革命"与"方法论革命"三个方面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同构建着历史学的总体变局。     

外交、外债和派系——从“梁颜政争”看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京政府的外交运作

北京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外交制度成型的重要时期,一批主要由留学生构成的职业外交官活跃于北京外交界,并以“独立”和“超然”自居。但在派系纷争、军阀混战的20世纪20年代,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实践,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呢?在以华盛顿会议期间围绕山东问题而引发的“倒梁(士诒)风潮”和“梁颜(惠庆)政争”中,颜惠庆不仅主动出击,把梁士诒拖入外交漩涡,还巧妙地利用军阀“电报战”,令梁内阁垮台。可以说,在这场政争中,颜惠庆成功地利用派系斗争,既争得了外交部对胶济铁路交涉案的控制权,也进一步提升了自己在外交界和政坛的地位。可以看出,在派系政治的化环境中,中国的外交官们虽然表面上标榜独立与中立,但常常不得不依靠非正常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来推进外交实践,甚至主动参与派系斗争。而当他们越来越深地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对于权力的迷恋也日渐加深的时候,“独立”和“制度”都是可以搁置和牺牲的。     

20世纪60年代初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探析

商品"走后门"是中国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发展起来的特殊社会现象,源于计划分配的体制性原因和商品短缺的经济原因,在困难时期曾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中共中央审时度势,谨慎开展了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阶段性遏制了这一社会现象,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     

陈云与20世纪60年代初的农业恢复

三年“大跃进”给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带来了一场浩劫。20世纪60年代初,“大跃进”运动结束后,农村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还在发生,农业生产降到1949年以来的最低点,农村一片凋敝。面对如此惨重的灾难,陈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力挽狂澜,大显身手,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对缓解饥荒、摆脱农村困境以及恢复农村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     

芝加哥华人：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跨国移民与商业活动

论文通过中英文原始资料,追述了芝加哥唐人街历史,论证了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芝加哥华人社区在跨国移民与商业网络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芝加哥所拥有的水陆空交通枢纽的优越地理位置让城中的华人杂货业得以扩大生意范围;芝加哥的国际化氛围还培养了中餐精致饮食文化的先驱;城内的华人洗衣业也成为美国中西部城镇洗衣业的典范。这些特征都表明了芝加哥城内的华埠社区是美国中西部地区跨国移民与商贸中心的一个重要枢纽。华人企业家们不仅仅为他们个人商业的成功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美国中西部地区华人社区及家乡父老的集体生存、发展与成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引进西方化肥生产成套技术设备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在使用现汇和外国贷款从西方国家大量进口粮食以渡过粮食危机的过程中,中央领导同志意识到,进口粮食不如进口化肥乃至进口化肥生产成套技术设备划算。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决定从西方国家引进化肥生产的成套技术设备。在此过程中,中国开辟了从荷兰、英国和意大利等国进口化肥生产成套技术设备的渠道,打开了中国同西方国家经济技术交流的窗口。     

20世纪80年代初引滦入津工程的规划与实施

20世纪80年代初,缺水问题严重影响了天津市的工业生产、群众生活与城市安全。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在水利部等中央部委指导下,在人民解放军和河北省、北京市等兄弟省市支持下,天津市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引滦入津工程建设,并提前通水。工程的实施疏解了城市缺水困境,取得了显著效益。跨区域协作、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创新对工程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试论20世纪30年代初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冯玉祥在20世纪30年代初与中共再次合作,是出于其反蒋的现实需要。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与中共北方特科的积极参与和正确帮助有关,但它的失败又与中共临时中央的错误指导和前委的极左举措密不可分。冯玉祥对中共的政治态度取决于他当时所处的主客观条件。冯与中共合作的经历说明,出于实用主义目的,他会主动联共;但当他认为这种联合的实用性变小,或对他构成威胁时,就会转而反对、阻止中共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甚至不惜与中共闹翻。同盟军失败前夕,冯玉祥之所以没有公开“分共”,是由当时的特殊环境决定的。     

“青年节”抑或“文艺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五四纪念节问题探析

通过设立纪念节来纪念五四运动,是政府、社会各界传承"五四"记忆的重要途径。1939年,国共双方共同把5月4日定为"青年节",1942年国民党中央又宣布五四"非青年节",1943年三民主义青年团另选3月29日为"青年节",文艺界则于次年定5月4日为"文艺节",并得到国民党官方默认。在五四节日设定和变更过程中,国民党试图通过更换"青年节"来压制青年对五四的纪念,构建对"国民革命"政治文化的追溯和继承,打造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中国共产党则强调五四的爱国精神和反抗强权的革命精神,为发动民众投身到争民主、反内战等政治斗争中寻找历史合法性。     

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当局对美“外交”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前一年内,在尼克松政府的要求和现实的压力下,台湾当局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不断让步,但最终还是没能保住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在决策过程中,蒋介石表面上不断展示强硬立场,实质上却并非如此。他手下的高级"外交官"们为保住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而倾向于妥协,但在威权体制下难于向蒋介石进言。     

20世纪50年代上海的妇女解放与参加集体生产

在国家的主导与大力推动下,以"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为口号的妇女解放运动使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上海家庭妇女纷纷走出家门,进入企业和里弄工厂(场),成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劳动力量。然而,此时的社会性解放却是以性别差异的忽略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的延续为前提的,因此,走出家庭的妇女不得不同时面临工作、家庭的双重压力。后来随着"大跃进"、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许多已经走出家庭的妇女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重回家庭。但是,50年代后期上海家庭妇女走出家庭的经历为她们再次走出家庭并最终走向全面解放奠定了初步基础。     

朱维铮先生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

朱维铮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本文以作者亲历的事实,并利用相关书札文献,比较翔实地描述了朱先生组织"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策划出版《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和《中国文化史丛书》,以及筹办"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和著作《走出中世纪》等若干重要的工作,阐明其作为80年代中国文化史学科建设和规划的主要策划人的贡献。     

20世纪70年代初驻韩美军减撤与韩国“自救”政策探析

朝鲜战争停战后,美国开始对韩国实施减撤政策,在撤出大批作战部队的同时,着手推进韩国裁军计划,但受当时国际环境和朝鲜半岛局势制约,这种减缩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伴随着尼克松主义的出台,美国进一步推进减撤驻韩美军计划,然而这一计划遭遇韩国的强烈反对,双方就此展开了艰难曲折的协商,最终美国强行从韩国减撤了部分驻军。这一行动使韩国陷入极度的安保焦虑之中,同时也激发了韩国强烈的自主意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朴正熙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自救"政策,走向了经济"自立"、国防"自主"、外交"自强"道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专”问题的讨论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掀起了颇具声势与规模的关于"红专"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受"左"的思想影响,对"红"的概念界定不清,将"红"与"专"割裂对立开来,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很大混乱,教训深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的“窃电”难题

正北京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拥有电力照明的城市之一。创办于1905年的京师华商电灯公司,曾是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电力企业。电力照明也是近代北京普及度最高的公用事业,1936年全市用电户已达到4万多户。电灯公司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实力雄厚,业务发达,但也面临着一些相当棘手的难题,其中一个就是长期存在的市民用户"窃电"——今天的白话叫"偷电",以及恶意拖欠电费等问题。     

阿英与20世纪30年代的俗文学研究

“中国俗文学”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个新学科。随着清末敦煌石窟文物的发现,大批久已湮没的唐五代俗文学作品展示在人们眼前,这一文学传统的源流因革昭然若揭。此后,文学艺术工作者们对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兴趣日趋浓厚,许多学者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逐渐开始对存世的俗文学资料进行系统的发掘、整理和研究。     

大萧条的“替罪羊”——20世纪30年代美国已婚就业妇女研究

19世纪末到1930年,美国已婚妇女的就业地位发生了很大的改善。大萧条期间,尽管已婚妇女就业人数持续增长,然而,她们却遭到了公众的强烈歧视,就业地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大大下降。在某种程度上,已婚就业妇女成为大萧条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