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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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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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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及"历史编纂学",人们总会联想到与之对应的英文"historiography"。一般也是如此对应翻译。但这种以主要意谓"史学"或"史学史"的"historiography",去界定和理解中国语境下历史"编纂"之学存在很大问题。语义分析表明,中文"编纂"所指的是单纯的文本编织组织,而没有"historiography"的意指。中文所谓"编纂",是对国家职掌管理、整理档案文献职能的史官组织历史文本行为的描述。这种"编纂"的性质,决定了中国传统史学文本的以连缀组织已有文献为主的生产方式,而史官的官僚性,也决定了文本组织的立场和视角的国家性,决定了反映内容的社会性和整体性,决定了其对于政治实体的治乱兴衰,以及为容纳多重内容而追求的文本组织形式的多样性。与此不同的西方史学,由于相当长的时期属于个人行为,没有被纳入到国家的职能之中,所专注的焦点多局限于个人或亲历或传闻的诸如战争等重大事件,关注的是人性的善与恶,导致在组织文本时,不太考虑社会各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和整体性,更注意表现事件的线性过程和事件的情节。因而,在西方史学中,与历史(history)一起组合使用来表示文本历史的,一般采用narrative或writing,如history narrative,或history writing等。"编纂"一词的分析,或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中西史学文化上所存在的差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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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历史是一门大学问 ,中外古今许多历史学家都曾研究过。中国是世界上惟一有几千年不间断历史记录的国家 ,一是因为中国人历史意识强烈 ,认识到历史学的重要性 ,以研究、编写历史作为自己的责任 ;二是因为有制度上的保证 ,即开馆修史 ,专门设立国史馆、历史研究所、历史编纂的机构。在中国史学著作很多 ,主要的题材有传记体、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 ;中国的史学评论也很多 ,并且明确提出了对史学家的要求 ,即史才、史学、史识。当代史与现实密切相关 ,具有强烈的政治性 ,修史者必须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同样一件史实 ,从不同的政治立场看待 ,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评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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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有关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成果中,庾向芳教授的《近代史学转型视野下的民国清史学(1912—1949)》(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对民国时期的学术组织和学者研究清朝历史、编纂清史的活动进行了缜密考察,是一部值得重视和肯定的著作。一是选题新颖、论述构架宏阔。与既往研究取径不同,这部书聚焦于民国时期清史学以呈现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型。易代修史,本是中国官修史学的传统之一,但对于清史的修纂,其处境与前代则大不相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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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藏族史学家在撰写史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史书编纂理论。虽然历史上没有出现一部专门的史学理论著作,但从大量史书零散的言论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史书编纂的一些原则:一是高度重视史书编纂的意义;二是作者要知识渊博,有能力承担编写任务;三是重视史料,既要广泛搜集史料,也要善于甄别史料;四是遵守述而不作的撰写方法;五是撰写态度要端正,在不违背佛经的前提下,要实事求是,不能有意歪曲历史;六是注重史书的社会功能,通过史书编纂达到自利利他的目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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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历来有重视治史的优良传统,历朝的统治者都会编纂前朝的历史。就所修史书来说,清朝康雍乾时期无论种类之多或数量之巨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此时期官方编纂的《明史》,体例严密,考订详慎,史料正确,对人物事件的评论比较符合公论,被公认是二十四史中质量最好的史书之一。可见,清朝康雍乾时期的史学成就,超过了清朝以前任何一个朝代。康雍乾盛世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秉公持平"论兴亡;(2)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角度看待明亡清兴;(3)十分重视对史料的收集和鉴别运用;(4)重视选拔和任用有学问的人担任史官。"康雍乾盛世"时期的史学思想给我们当今盛世修史以很多启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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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编辑部 《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2014,(4)
正本期"理论与思想"栏刊发了两篇关于当代亚洲史学的论文。赵轶峰的《民族主义、现代性、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在回顾朝鲜半岛早期民族主义史学、殖民地史学基础上,梳理了晚近时期英语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文章指出,西方学术界的韩朝历史研究曾受现代性话语、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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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书记述人类的社会活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侧重点。清代以前的旧志,受"为帝王将相做谱牒"的传统史学影响,偏重政治。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形势和为了彰显新方志与旧志的不同,志书编纂过于强调经济部类。在关注民生的时代背景下,社会部类的编纂应趋向重视和更为全面。对于社会部类所涉及领域深刻而巨大的变化,社会部类编纂者应按存史的要求增加记述内容,应从科学性的角度提高编纂质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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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被甸、董经胜著《拉丁美洲史》是一部有较高学术品位的拉美史著作。两位著者以批判的眼光、求实的精神以及虚心的态度学习和吸收世界上最新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新的创造:在主题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单纯以独立运动和五大革命为拉美近现代史的主线的做法,强调以现代化为拉美独立后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在研究方法上,以"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为指导,并以这一历史观为理论工具来解释拉美曲折复杂的历史现象;在体例上,吸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编纂的《拉丁美洲通史》以拉美自身为主体的编纂立场,创造性地吸收《剑桥拉丁美洲史》所采用的地区性综述与代表性国家相结合的编纂方法,精心设计了一种将历时性叙事与重大论题的论述相结合的体例;在内容上,坚持历史著作的人民性、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和历史主义原则,第一次提出了拉丁美洲"拓殖榨取型殖民地模式"这一新概念,从源头和根基上破解了经济发展水平超过英国北美殖民地的拉美殖民地为什么独立后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历史之谜。《拉丁美洲史》也存在一些矛盾,遭遇了一些有待解决的难题,提出了中国拉美史学者必须严肃应对近年来出现的一些陌生的学术现象和新的发展趋势的挑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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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史研究》2020,(3)
"会通"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的《周易·系辞》中,用以表明卦爻之会合变通。经过两汉至魏晋隋唐时期学者们的阐释和运用,其内涵得以不断丰富发展,在原有含义的基础上还衍生出了"执一"与"折中"的观念。随着会通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史家会通的史学意识也开始萌生,在早期的史书编纂和历史评论中都有所体现。到了宋代,理学的发展促进了会通思想的深化,会通成为历史撰述的思想主旨,由此被正式纳入史学思想的范畴。明清时期,胡应麟、黄宗羲、章学诚等史家在继承和系统总结前人史学会通思想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会通之义的"一"与"中"的关系,推进了这一思想的哲理化发展。中国古代史学会通思想是对传统通史撰述精神的传承与创新,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注重历史撰述的客观性、史学认识的通识性以及突出史家独断之学等特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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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2015,(4)
<正>本期"理论与思想"栏中,赵轶峰的《韩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民族主义》在回溯韩朝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演变历程基础上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既是一种同质化的以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兴起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也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思潮,经历了从国粹主义到民主主义,从激昂亢奋到相对温和的色彩转变,晚近西方学者对韩朝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也具有宏大叙事的性质。李根的《卡罗·金兹堡微观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向》认为,卡罗·金兹堡的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