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强化督查督办职能是落实《信访条例》的关键

新《信访条例》明文规定授予信访机构督查督办职能,但在实践中,该职能却出现了弱化的趋势,针对此现状,本文分析了弱化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认为强化信访机构的督查督办职能不仅是法律赋予信访机构的神圣职权,而且对于落实以《信访条例》为核心的整个信访制度,化解社会矛盾,搞好稳定工作,践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社会意义。     

清雍正时期郁林州升格直隶州问题考论

郁林州久隶梧州府,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在行政管理方面所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考虑到行政成本增加、治理能力不足、地方治安等原因,巡抚李绂审时度势地提出将郁林州及四县从梧州府中析出,改设郁林直隶州。这一举措极大地强化了地方管理职能,在改设直隶州后,使得地方行政效率提高,降低治理成本,安定秩序,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促进作用。     

明清易代与国家制度下的地方运作——论清初云南的黑、白、琅井盐课提举司

盐课提举司在制度层面虽是直隶于省的政区,但其并非像普通府及直隶州一样具备相当独立的行政和司法权力,更多是作为一个有较强经济职能的行政"特区"镶嵌于普通府、州、县之内。从明至清初盐课提举司制度在云南建立并逐步完备,期间发生了一些围绕提举司与其辖境所在府、州、县的行政归属与职权划分的纠纷。通过考察这些事件,有助于理解在明清易代时国家制度下地方如何进行实际运作与管理。     

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大量的社会事务下沉到社区,社区治理对于当前的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都有重要意义。社区居民、社区自治组织、行政机关等是社区治理中的重要角色。如何理顺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各层关系、协调各自职能、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已成为当前社区治理中的主要难题。     

公共行政人员行为选择的伦理困境及其化解

公共行政人员作为最重要的公共行政活动主体,其职权行为对社会具有普遍影响力。然而,作为一个“利益人”,公共行政人员的职权行为具有多元的利益取向,进而可能产生行政行为的伦理困境。实现负责任行政行为的关键在于制度伦理建设、公共精神的彰显以及行政人格的塑造,通过外在约束和自我规制,从而构建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行政行为。     

浅谈警察行政执法规范

警察有着法定的行政执法资格,并且承担着特殊而繁重的执法任务,现代社会的警察行政执法触角已经伸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规范警察行政执法意义重大。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设专章提供对警察行政执法监督法律依据,使得警察权力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切实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权利,符合现代法治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和客观规律[1]。本文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警察行政执法规范理论体系,力求有所创新,为警察行政实践服务,推进警察行政执法活动的规范化进程,推进和谐行政的建设。     

试论明代的巡检司

巡检司作为最基层的国家行政机构,驻扎乡间,接触民众,具有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和稳定的职能。为实现这一目的,明王朝便在农民起义多发区及经济发达、人口流动密度较大的地区大量设置。但从明朝中后期开始,由于监管制度的缺位以及没有根据情况的变化对一些地区巡检司的布局进行适时、合理的调整,最终导致该机构职能的偏离和弱化,引发了明政府对基层社会的部分失控。     

略论秦汉道制的演变

“道”为秦国创设的与县平行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划 ,通常置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道”的设立与少数民族治理关系密切 ,负有处理少数民族地区特殊事务的职能。汉代的“道”多承袭秦制 ,但随着郡县制的成熟 ,“道”在行政职能上与县逐渐融合 ,在职官设置、司法职权、居民管理等方面与县的差别也渐趋一致。至汉武帝时新开“三边”之地 ,初郡中新设置“道”的数量已大大减少 ;直至仅设县而不置“道”,原有的“道”也直称为县或遭废弃。     

古代社会行政管理组织产生、演变和发展述论

随着国家管理职能的增加,当代各国行政管理组织机构越来越庞大,行政职能管理部门越来越多,行政管理体制也愈臻完善。当代庞大且完善的行政管理组织机构不是自古就有的,它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管理的需要而演变的。本文拟对古代的社会行政管理组织产生、演变和发展过程,作一初步的探讨。一、古代社会行政管理组织分类与历史分期古代的社会行政管理组织可进行多种分类。按其组织结构的空间形式,可分为直线制和     

论行政许可监管不力的法律救济

行政许可制度究其根本,体现的是国家对特定领域的管理控制以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生产创造的自主性的平衡。行政许可的设置关系到公共安全、社会秩序,也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基于它的重要性,《行政许可法》第八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擅自从事应当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活动予以制止,并给予法律制裁。囿于法律的笼统规定,在现实中,行政机关的这项监管职能往往不能落到实处,也造成了相对人寻求救济时无从下手。本文拟对行政机关行政许可监管不力的责任追究问题进行定性分析,以期为相对人寻求法律救济提供有效路径。     

政府职能转变视阈下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

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之一就是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增强社会发展的活力。从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到建立政府权责清单制度,从"放管服"改革到不同层级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和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等举措相继实施,都旨在创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因此,要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促进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发挥政府制定规则、解决争议职能,合理确定政府管制、监管与服务职能,充实行政执法职能,完善政府权责清单制度与行政组织法,为营商环境提供法治保障。     

清季督抚文案与文案处考略

有清一代,行省最高权力中心督抚衙门的行政运作和结构演变,经历了从私人性质的非正式组织,至正规行政体制建构的重要转变,其过程至少应分为幕府、文案处和幕职三个阶段。其间文案委员和文案处的出现与发展,经历了道咸同光四朝,显示了清季督抚权力上升,中央控制力下移的趋势。这一变化过程表明,清末政制的转型,决非单纯移植西方制度,而是社会变动与实际需求内在潜因促动下,逐渐突破旧有规制束缚,部分借鉴原有体制中的其他形式,以表达新的政治诉求,不断导致职能转变与内容更新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秦汉边郡研究

在秦汉地方行政结构中,内郡与边郡在行政职能、吏员设置、民族构成、法律制度上存在着诸多差别。研究秦汉边郡,对于探索秦汉时期边地制度与内地制度相互影响融合的规律、秦汉边疆治理、民族关系、秦汉国家结构发展变化、地方行政机制的运作规律等有重要的意义。本世纪初,西北简帛的发现,极大推动了边郡研究。进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外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分别从秦汉中央政府分层次、差别化治理,边郡防御系统,边郡职官设置,屯戍,文书运行等不同方面探讨了秦汉边郡的情况。笔者根据搜集到的相关论著,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秦汉边郡研究做一简要综述,以期对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所裨益,疏漏之处,祈望方家指正。     

大一统王朝地方治理研究的新探索——胡恒《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评介

《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一书,以清代独有的地方行政制度——厅制为研究对象,讨论其形成过程、各种制约因素以及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厅制是清王朝为解决“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超大规模”与“有限政府”这两对结构性矛盾,在各种“边缘地带”实施国家治理的弹性制度与空间。该书推进了清代地方治理和政治地理研究。     

社会—生态系统重构背景下农户适应行为及影响机理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与可持续性科学发展，适应性研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农户适应性为可持续生计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本文基于社会-生态系统重构背景，从农户视角出发，通过构建农户适应作用分析框架来探讨民勤绿洲地区农户适应行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交互效应，厘清农户适应性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以生态治理恢复、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为主导的政府政策实施重构了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推动农户生计适应策略变化。②农户生计适应性行为以农业调整为主，被动适应行为选择较少，外出打工成为未来生计趋势。③系统外部影响因素中有效灌溉率（水资源状况）是交互作用的核心因素，左右农户生计适应选择。农户适应行为选择主要受系统内部自然资本、劳动力资本与认知水平、金融资本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因素影响。④农户资本内部结构与储量的差异是适应行为选择多元化的内在动力，以生态恢复主导的政府计划性适应管理是农户适应行为选择的外在推力。生计资本及系统内外部要素交互作用的综合影响推动农户适应行为发展与变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回应性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进程中,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日臻科学、合理、有效,政府、社会、民众多方良性互动逐步建构明晰,权力与权力的边界日渐厘清、有序的系统动态过程。扩大民众有序参与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统一战线为公民制度化参与提供了组织架构、机制资源。回应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众政治参与双重需求,新时代统一战线应进一步拓展包容性,深化协商性,强化整合性。     

透过公共卫生事件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以基层社区防控防治工作为例

从2020年伊始,突然爆发出公共卫生事件以来,各地社区高度重视公共安全卫生事件防控工作,加强社区管控,成效显著.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在应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中,社区中的社会组织和志愿力量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利用社区社会组织,发挥其在地化优势和直接服务者功能,完善制度化的群众参与治理...     

明中期福建地方财政职权的扩张——以役法改革为中心的考察

有明一代,"费出于役"是地方财政的基本特征。明中期以来,福建地方行政支出及额外征收日渐增多,所需皆以"里甲役"与"均徭役"的名目向里甲摊派,造成基层里甲疲敝,丧失应有机能;与此同时,中央向地方施加的征税压力不减反增。困境之下,福建地方自发进行如"纲银法""八分法"等役法改革。役法改革后,福建地方确立了以官府为中心地位的收支体系,财政职权大为伸张,形成了行政职能总体虽趋于萎缩,但在财政职权上却呈现局部扩张趋势。     

从八旗驻防到地方行政制度——以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嬗变为中心

清代承平日久,驻防盛京的旗人逐渐卷入当地的社会生活,由客居变为土著。旗人社会的变化,使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八旗驻防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本文通过对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考察,认为驻防旗官从行政、司法、经济诸领域渗入地方社会的管理,八旗驻防的地方政府不断完善,与民官一起,成为区域社会的重要管理者。盛京将军辖区的"城"已成为驻防区约定俗成的政区,拥有治所、幅员、边界、行政组织等,驻防制度逐渐演变为带有八旗制度特征的地方行政制度。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中有重要的作用 ,从总商会的纵向联系和横向交往看 ,它是联接东南亚和东亚华商网络的关键性枢纽。这一组织在建构海外华人社会与商业网络过程中不断地发展 ,逐渐成熟的制度化的华商网络对 2 0世纪海外华人社会及其与中国的互动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 ;与此同时 ,它也成为本土化、区域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可或缺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