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学术讨论会综述

中国思想史学科是五四前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出现的。近年来 ,随着社会史的兴起以及西方思想史研究社会史化趋势的增强 ,中国的思想史界日益关注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问题。为进一步推动思想史研究 ,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共同召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学术讨论会 ,4 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一　思想史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人是有思想的动物 ,人类历史始终有思想观念的作用 ,这是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的本质区别。研究历史不能不研究与人类历史如影随形的人类思…     

“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笔谈(一)

<正>【编者按】新时期以来,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一个被称为"思想文化史"的概念颇为流行。无论是高校的课程设置,还是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的招生目录,抑或是学术讨论会的选题,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词的频繁出现。但是,却很少看到有人去给这个新的思想史词汇作出明确的概念界定。那么,什么是思想文化史,它和传统的思想史、文化史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如何划分他们的边界或畛域,如何理解或看待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     

制度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另一种写法——《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范式意义探析

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一书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雷氏认为除传统研究范式外,可从制度与思想的互动中建构出政治思想的复杂脉络,这种由制度分析揭示出来的思想史可称作"制度思想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不但需要分析思想家的理论建构,也需要对制度实践过程中的政治思想予以阐发,这正是制度思想史的必要性所在。而制度思想史"制度分析"和"技术分析"的提出,使得这种制度思想史研究成为可能。制度思想史的提出,不但使旧史料具有了新的价值,更使思想的阐发回到了历史现场,同时也为平庸时代思想史的撰写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毫无疑问,该书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值得我们深入发掘与探讨。     

“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目前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真正以带有后现代倾向的“话语分析”法来透视问题的学者为数还很少,但受到影响的研究者却越来越多。话语分析对该研究领域的积极影响,至少已在三个方面体现出来:凸显了将思想与社会更紧密融合起来的思考向度;强化了思想史研究者对语言本身的敏感性;促使人们将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件和现象与后人的历史书写、阐释结合起来予以双重透视,增加了认知的复杂性和深度。这类探索本身也带来一些认知困惑,需要进行新的反思。     

“农村发展组”:八十年代的改革互动

近年来,人们在关注、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历史时,包括我自己在研究80年代民间政治、思想史时,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以下简称"发展组")。"发展组"是"一群自愿者"的自由组合,但却"颇有深度地参与了高层决策",在80年代的改革中发挥了相当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学科渗透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边界

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之下,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已成为一种新常态。这种渗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内容的相互渗透;二是研究方法的相互渗透。一就思想史研究,尤其是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来看,也是如此,甚至更为明显。众所周知,中国思想史学科是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中国思想     

论希罗多德的“探究”是何以成为“历史”的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不少学者从书写风格、叙事方式、材料的使用以及写作的目的和动机等多方面,质疑希罗多德历史书写的真实性,进而否认其作为史家的身份以及古典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的传承关系.面对诸如此类的质疑与挑战,又有许多学者撰文维护希罗多德作为史家的声誉.本文正是以希罗多德研究中这两种学术思潮为背景,通过对希罗多德著作产生的思想背景、文化语境及其作者的写作方式和叙事逻辑等方面的考察,力图从思想史的角度综合论证,希罗多德所开创的这种写作体裁是古代希腊人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它与后世的“历史学”有着实质性的关联与承接关系.     

学术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清初程朱理学研究》读后

正百余年来,有关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从大处分,至少有三种研究路向:其一为"研究之研究",对过去的学术作必要的回顾;其二为"思想史的研究",侧重书写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存在,甚至以思想史"代替"学术史;其三为"社会史的研究",将学术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放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中去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朱昌荣集十余年之功,出版了《清初程朱理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以下简称《研究》),在反思理学学     

中国思想史学科主体性问题的再思考

在思想史研究成为学界热点学术话题之际,思想史书写的学科主体性仍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学科命题。从学科意义上说,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应该有独特的视角和立足点。就目前学界的情形看,从内涵上说,中国思想史到底是什么样的界定并不清晰;从外延上说,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立论范围不甚明了;从论证方法上说,思想史还没有达到如其他人文学科炉火纯青的地步。鉴于此,需要对思想史书写的学科主体性做出进一步的分析和研判。     

中国思想史学科主体性问题的再思考北大核心CSSCI

在思想史研究成为学界热点学术话题之际,思想史书写的学科主体性仍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学科命题。从学科意义上说,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应该有独特的视角和立足点。就目前学界的情形看,从内涵上说,中国思想史到底是什么样的界定并不清晰;从外延上说,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立论范围不甚明了;从论证方法上说,思想史还没有达到如其他人文学科炉火纯青的地步。鉴于此,需要对思想史书写的学科主体性做出进一步的分析和研判。     

“侯外庐学术思想研讨会”综述

正在《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33卷,长春出版社,2016年)出版发行之际,由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西北大学社科处共同主办的"侯外庐学术思想研讨会"于2016年6月18日在西安召开。30余位学者围绕侯外庐史学理论建设的特色和价值、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国逻辑学思想史研究、治学方法等问题展开了热     

"天高皇帝近":一个重要的中国思想史命题——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评介

雷戈所著《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一书,认为从秦朝到汉初的思想史发展阶段是中国思想史上皇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成和确立时期,并将其概括为"后战国时代";采用独特的"历史-思想"研究法,从政治制度、官场规则和官吏的政治生活中,挖掘特定时期的政治思想共识,为政治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并扩大了思想史的资料范围;认为秦汉时期生成的皇权主义秩序,把"天高皇帝远"的制度现实变为"天高皇帝近"的观念实存,实现了对人们思想的可控性,从此,思想成为皇权可以控制和规范的领域,达到了有效的思想专制。这是秦汉以降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特征。该书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思想深度的开掘上,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试论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

"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是柯林武德在他的《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共同构成了其历史哲学的两大支柱。然而长期以来,这一命题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事实上,只有把这两个命题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真正读懂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从"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这个命题出发,本文以历史是历史学家依照现在的证据对过去的推论这一观点,论证了历史的观念性和现实性;以"我"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为基础,论证了思想史与史学史的同一,表明了历史的主体性和思想性,进而论证了历史重演论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从历史的概念出发,以反思为中介,论证了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先验性和辩证性;最后,结合当下史学理论发展的趋势,表明"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这一命题蕴含的思想资源和认识论价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史学理论界对历史编纂和学术史的重视。     

“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想与实践——第五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西北大学联合主办,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共同承办的第五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10月18~19日在陕西西安举行。会议收到论文45篇,来自海内外的近70位专家学者与会。本次会议的主题为"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想与实践",围绕民族复兴观念和内涵的历史演变,历史事件与民族复兴,民族复兴思想个案研究,文化危机、文化重建与民族复兴,及民族复兴话语下的历史解读与重构等论题展     

“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

在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领域里 ,是否可以将历来习惯于“唐宋”对比的方法 ,转向注重“宋明”连续的思路 ?这一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是 :把关注领域从仅仅围绕和瞩目于精英与经典 ,转为兼顾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随着研究重心的转移 ,思想与文化的制度化、世俗化和常识化过程 ,将成为研究的重要历史脉络 ;研究思路从关注“创造性思想”的唐宋 ,到关注“妥协性思想”的宋明 ,会刺激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文献资料范围的更大拓展。这种视域或时段的改变 ,能引起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根本性改变。     

“大一统”中国发展史与中国边疆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北大核心CSSCI

作者认为产生于春秋时期的"大一统"理论是为了天下统一于周天子,消除诸侯割据,是保证国家"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秦汉以后"大一统"思想发展成为维护多民族"大一统"中国发展的主题,经过几千年的实践,成为中国人崇尚国家统一的文化遗产和鲜明的政治价值取向;从中国民族发展的角度看多民族"大一统"的思想与中国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格局互为表里,中国民族发展"多元一统"的格局是历史上无数政治家、历史学家在政治实践和历史文本书写中不断维护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国的"大一统"与中国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格局就成了中国各民族的宝贵财富和文化遗产。     

从简单本质到复杂本质——《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开放出的思想境域

在刘泽华的学术体系中,"阴阳组合"命题最具思想洞见。刘泽华的学术个性使他总有一种喜欢作出假言判断的冲动。阴阳组合结构本身也隐含有某种假言判断。中国历史一以贯之的是中华专制主义的政体超越性。从方法论角度,我欣赏刘泽华对阶级分析方法的坚守。作为方法的思想史,并不试图表达一种思想决定论。它只是要努力呈现一种历史中的思想态势和观念路径。新思想史对思想史有新的理解。这种理解试图开放出新的思想境域。新思想境域的核心是意义。新思想史的历史性有其具体含义。它是指思想文本在历史话语中的真实体现。     

中国边疆学构筑再思考——“三大体系”建设之我见

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定位应是社会科学学科门类"交叉学科"下设的一级学科。中国边疆学的学术体系可用"一体"即中国边疆学,"三领域"即中国边疆理论体系研究、中国边疆历史研究、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至少可包括:中国边疆界定、"两大历史遗产"在国人历史认知建设中战略地位、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中"统一"与"多民族"、亚洲传统"天下秩序"形成与发展过程解构、中国传统治边思想及其实践、海疆与海洋六个方面话语体系的阐论。     

剑桥学派与思想史研究——采访昆廷·斯金纳教授

昆廷·斯金纳是享誉世界的思想史学者,在现代早期思想史与思想史方法论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被认为是政治思想史剑桥学派的领军人物。本文是对斯金纳教授的一次采访,包括四个部分。首先,斯金纳介绍了自己早期学习并投身于思想史研究的经历以及自己的学术兴趣。其次,斯金纳说明了他提出的"语境主义"思想史研究方法以及剑桥学派的基本情况。再次,斯金纳具体阐述了他的"新罗马自由观"及其对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意义,并分析了修辞学与思想史研究的关系。最后,斯金纳讲述了历史研究的意义、他所关心的某些当代政治现象以及思想史研究的晚近发展状况。     

两汉社会观念研究——一种基于数据统计的考察

现有的两汉思想史,多是以思想家为轴线的思想史,约等于是思想家的谱系。思想史写法如果转变为以思想为轴线的思想史,或谓观念思想史、概念思想史、问题思想史,则将是真正的思想的历史而不再是思想家的历史。借用数据库方法,通过关键词语的统计分析,研究两汉时期的观念史是可行的,这种研究将会提供一些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思考。"汉以孝治天下"的传统说法不完全符合汉代社会实际,孝不是汉代社会伦理体系中最核心的词语;汉代是一个重义守信的时代,信义观念的重要性大于孝观念;财富观念、社会公正观念、法观念,都是汉代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社会观念。数据统计方法介入汉代观念史研究,将会使思想史研究的触觉,真正地延伸到整体性的社会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