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史学与“一带一路”——访杨国桢教授

中国海洋史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研究中国海洋史多年,近期出版的10卷本、300万字《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是他此前主编海洋史研究系列《海洋与中国丛书》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的延伸,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中国海洋史学研究的深化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所提倡的摆脱陆地史观范式,以海洋为本位研究方法,在"一带一路"和"海洋强国"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更具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探索“夹缝空间”:红海史研究的演进

以海洋为中心的红海史研究方兴未艾。不同时期人群有关红海的知识是红海史研究的重要前提。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欧美学界的红海史研究发展出多样化的研究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受总体史与环境史启发,红海史研究的视角发生转换,红海从“历史背景”变成“历史主体”。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全球史观影响下,学界对陆地史观的反思促进了“新红海史”研究。研究者基于全球、区域与国家三重视角提出了从“联通”到“流动”的红海史、作为“网络”的红海史、“红海人”的身份构建等问题,在创新红海史研究范式的同时,探索了红海史学科发展方向。     

论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

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就是以生态意识或生态理念为指导来研究经济史的范式和趋势。以往学界特别是经济学学界在经济史研究中严重忽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环境史的兴起促进了这一局面的改变。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也有称“生态史”和“生态环境史”的,对不同称谓学界也有不同的内涵阐释。是一个外来词,现已为国内多数学者认同和接受。近年来,环境史在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学界将焦点进一步深入到其主旨关怀与学科体系构建及其对相关学科的影响上。众所周知,环境史研究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生态学正日益深刻地影响着其他诸多相关学科。如今,历史学科的许多研究领域,包括城市史、全球史、社会史、农史等等,都出现了“生态转向”的趋势。经济史与环境史的关系最为密切,经济史研究要追踪学术前沿,不能不对环境史研究发展的大势做出回应。当下经济史的传统论题有待拓展,研究范式面临着挑战,经济史研究的生态转向是突破现有研究瓶颈的途径,这也是未来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以生态学意识和理念来研究经济史,可以形成一门新的学科——“生态经济史”。     

由汉至唐东北亚封贡体制的新解——读《汉唐东北亚封贡体制》

正中国古代王朝的"封贡体制",中外学界又称之为"中国的世界秩序"、"华夷秩序"、"天朝礼制体系"、"中华朝贡贸易体系"、"宗藩体制(体系)"等等。美国、日本、韩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早,但他们通常从中外关系的角度进行探讨。早在1910年,英国学者马士在其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就将中国古代王朝的贡朝活动视为对外关系。1这种观念后来成为一种对欧美学界影响至深的普遍认识。1963年在费城举行的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进行了以东亚传统的国际秩序为主题的学术讨论;     

古代海洋史与南海合作——以中国与越南的比较为例

正海洋是历史上人类活动和交往不应忽视的途径与场所,海洋史研究是历史研究颇受重视的领域之一。地中海堪称"伟大的海",地中海、大西洋曾是人类文明史上海洋活动的重要区域。欧洲人所进行的海洋活动对于顺应世界历史变革曾产生了重大影响;亚洲人在印度洋、太平洋西岸特别是南海的海洋活动也丰富多彩,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以南海为中心、以华人为主导的"水疆"(Water Frontier)贸易网络,沟通了东西方和东亚地区人员交往和物资交流。     

法律史研究的方向:法学化还是史学化

中国法律史研究应该走向 "法学化"还是 "史学化",是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法律史学科位于法学学科建制中,长期以来研究主力为法学出身的学者。法学研究者重在对历史进行阐释、惯于演绎逻辑,常以西方法学概念、理论为前提,对中国法律进行评判,因此目前法律史研究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史料基础薄弱、西方中心主义与现代化范式泛滥。近些年大量史学出身的研究者进入法律史领域,为法律史研究带来新气象。基于史学基础薄弱的现状,法律史研究应当走向史学化。在这一前提下,研究者个人应追求法史兼修,学界应加强分工合作。     

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

"新清史"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是西方"内陆亚洲"研究理论运用到清代历史叙事的一个结果。"内陆亚洲"在19世纪被俄国、德国学者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使用,用于亚洲区域的划分。后随着这一地区的历史、语言和文化及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日益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内陆亚洲"成为一个文化概念。"新清史"学者们对"内陆亚洲"概念和理论的借鉴极具启发意义,但他们将满洲特性泛化为以游牧文化为核心的内亚特性,有违以往内亚史学者之本义。他们偏向强调清朝与内亚政权的延续性,将"内陆亚洲"从一个文化概念演绎为一种与"中国"对立的政治概念,逻辑上存在偏差,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文安立与全球视野下的冷战国际史研究

<正>冷战国际史研究是国内外学界一个方兴未艾的新的学术领域。所谓"冷战国际史",按照沈志华先生的概括,其基本含义在于"无论是学者队伍和史料来源,还是研究对象和观察视角,凡在冷战史的范围内,都不能再以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为中心,而已经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3其中,挪威籍学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近年来在史学界声名鹊起,被誉为二十年来冷战国际史研究最有     

美国学术界关于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研究

在美国冷战史、外交史学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但至今未引起我国学界足够重视的研究领域①,即冷战期间美国的"隐蔽行动"政策与实践的研究②.开展并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大大深化我国的冷战史研究,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主要就美国学术界对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研究作一梳理评述,以期为我国的研究提供一些资讯与借鉴.     

多维视野下的西方“军事革命”研究

西方学界的“军事革命”研究,是“新军事史”范式下的分支领域,集中考察近代早期欧洲社会文化转型、现代国家形成及世界格局转型,致力于以军事因素阐释现代世界起源。在社会文化史路径下,“军事革命”研究关注欧洲贵族与士兵境况及“军事启蒙运动”,并与其他“新军事史”研究形成互补关系;在“国家形成”论题中,“军事革命”研究与历史社会学存在跨学科关联;而在全球史视野下,“军事革命”与欧洲崛起之间的因果关系遭到质疑和挑战,亚洲“军事革命”转而成为新的研究重点,“军事革命”因此超出欧洲范围成为全球史研究重要领域。“军事革命”研究的发展体现了西方学术革新进程,为国内学界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展进程

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中,国外的相关机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是一个有别于国内学界的研究群体和范围。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他们开展研究的历史背景复杂,研究成果显著,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模,既有各国研究的个性和特点,也呈现出某些共性的问题。     

阿尤德吉·奥卢贡菊及其海洋史研究

阿尤德吉·奥卢贡菊是尼日利亚第三代历史学家的代表人物,是尼日利亚海洋史研究的重要学者。奥卢贡菊认为海洋史研究是对与海洋相关的一切人类活动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港口、航运业和比较视野下的海洋史研究而展开"在海洋史研究方面,奥卢贡菊主张历史研究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相关性”;其海洋史研究是在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在探究港口发展的原因时,他主张挖掘多种历史原因;奥卢贡菊借鉴了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的研究视角和概念,采用跨学科方法研究海洋史"     

李庆新主编《海洋史研究》(第八辑)

正《海洋史研究》(第八辑)从2014年中国经济史学会、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等机构联合举办的"海上丝绸之路与明清时期广东海洋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中精选了早期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清代广州、澳门城市地理,香港外桥社区,广东海难救助制度,珠三角海洋环境变迁与经济开发,海神崇拜等几组论文,在新观点、新史料、新方法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体现了海洋史学专题研究纵深发展与多学科交叉合作的潮流和动向。本辑还发表关于"黑石号"沉船、菲律宾潘达南岛沉船的创新性研究与前言介绍。旨在引起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班纳迪克·安德森认为所谓庞大的很多国家,实际上只不过是通过想象构成的一个共同体,并不具有实质国家的意义;杜赞奇说,我们不要用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讨论历史问题,要把历史从民族国家里救出来;施坚雅而以城市为研究对象,改变了将中国作为整体来研究的方式,改变了政治行政区域为单位的研究;日本、韩国强调亚洲史、东亚史,弱化中国与中国史,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历史单位”;1996年以后“新清史”诞生,形成一股大潮。看起来似乎只是国外中国学界各种理论、学派、观点的争鸣,但实际上掩藏了很多悬而未决的大问题,“中国”、“中国史”这些概念,面临被消解、结构的困境,学术争鸣的后面又藏着政治的背景。国内学界如何应对,如何解决,本文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观念史研究的回归——观念史研究范式演进的考察

本文考察了20世纪初至今观念史研究范式的演进,梳理出了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如果说过去诺夫乔伊所开创的观念史只是研究基本的"观念单元",那么现在的新观念史则表现为,在以语言哲学为理论基础后走向了以语境、修辞与行动等为核心的研究;同样,"新社会文化史"在社会建构为导向的指引下,强调考察观念与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目前,与全球化的进程相呼应,又出现了"空间转向"。实际上,无论哪一种维度的研究,都并未导致观念史研究的衰落,反而丰富了其研究的范式,扩展了其研究的视角。因此,观念史在经历了这些转换之后正迎来新的繁荣,或者说观念史研究正在复兴与回归。     

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学术检视与思考

中国慈善史作为史学研究的分支,是近代以来学科体系确立和细化的产物。民国时期中国慈善史研究并未成长为一门史学分支,而是依附于荒政史和救济史等领域。改革开放后,中国慈善史研究顺时应势成长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分支并渐成学术体系,迄今已有40余年的发展历程。现有中国慈善史研究成效显著：文献整理取得突破;研究范围开阔多样;史学诠释创新发展;人才队伍壮大并交流频繁;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学界研究论著迭出;国外学界研究成果喜人。但当前中国慈善史研究有进一步深化与突破的空间,可从如下三方面着力：弥补中国慈善史现有研究的薄弱与阙如;形成一个贯通古今中外的中国慈善史研究体系;确立历史研究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责任意识,推动慈善史研究成果的转化及运用。     

中国记忆史研究的兴起与路径分析

中国学界在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影响下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开始记忆史研究,经过近二十年发展已成一定规模,并朝社会史和思想史两条不同路径演进。这两条路径在研究对象、史料获取、研究方法等方面各有特点,但也有相通之处。作者认为,两条路径的融合将是中国记忆史研究的未来走向。     

跨越“区域”的困惑

本文通过梳理区域史研究中关于"区域"界定问题的讨论,发现学界争论的分歧并非观察视角上的区别,而是对整体历史理解的不同,属于整体史观的冲突。当今学界对"人"活动的重视似乎是解决区域史研究中这一理论困境的有效途径。     

中世纪英国宪政史研究的新理路——读《英国“宪政王权”论稿》

《英国"宪政王权"论稿》一书以"宪政王权"为研究主题,对中世纪后期英国政治史进行了宏阔总结。《论稿》特色鲜明,在唯物史观的指导和中国经验的启发下,精心考辨了西方学界已有成果,在"文本中的政治"以及"制度中的政治"中研究和揭示了"实际发生的政治",得出了接近历史实际的判断,并总结出了政治史研究中的"利益原则"和"实力对比原则"。《论稿》虽然在内容、翻译和字句中存在瑕疵,但总体上不惟总结了已有的政治史成果,更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开拓了中世纪英国宪政史研究的新理路。     

反思中国社会史研究

<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并非自20世纪80年代始,因为20世纪初期社会史研究曾一度兴盛,但新中国成立后曾有一段时间被中断,因此,对于新时期以来的社会史研究,学界称之为"复兴"。但新时期以来,社会史研究不仅"复兴",而且实现了新突破,呈现出朝着中国社会史学科体系化努力的态势。回顾近些年来的社会史研究,学界对社会史的理论认识并不一致,呈现出两种鲜明的思路,即宏观社会史与微观社会史。宏观社会史以宏观社会为单位,力图揭示普遍的社会发展规律,即包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