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来美国中国学理论、范式与方法对国内史学研究的影响

美国中国学研究自二战后至今,经历了几次重要的研究范式的变迁,主要包括,从"冲击—回应"到"中国中心观"、"后现代史学"转向和"全球史"转向等。40年来,美国中国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对国内的史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过密化"、"大分流"理论对经济史研究的影响,"施坚雅模式"对城市史研究的影响。那么,美国中国学研究为什么能在理论、范式和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运用美国中国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研究的利与弊是什么?国内学者应如何面对属于西方话语体系的美国中国学的理论?如何构建本土学术话语体系?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反思。     

“采西学”:学科次第之论辩及其意义——略论晚清对“西学门径”的探讨

中国现代学科乃"援西入中"的产物,由此引出两方面问题:西方分科观念如何传入;中国本土如何接引。其复杂性在于,作为"传播者",其身份已决定了所谓"援西"是有高度选择性的,甚至不免迎合本土的知识架构;"接引者"也往往将外来知识纳入其所熟悉的知识架构,尤其致力于从中发现西学之"关键"。尽管来华西人对知识分科观念的传播也曾言及学科次第问题,然而所说之次第主要着眼于知识训练的阶梯,将学科定位于不同的研究领域。与之适成对照的是,晚清对西学分科观念的接纳,却往往从价值上致力于探索各学科之次第(后集中辨析"西学门径")。这些都构成晚清接纳西学重要的一环,也是审视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不可回避的问题。     

近十年来中国的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

西方汉学（中国学）以中国特别是以中国历史文化为重点研究对象,自19世纪初在法国确立起专业学科地位之后,不断发展,现今已演变成为一门综合性的人文社会学科。而中国学者对西方汉学（中国学）的关注和研究也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展开。近十年中国的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也走上了学科化发展的道路,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领域,在翻译文献、解读原始资料、进行理论探索、展开专题研究和跨文化对话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傅振伦的博物馆实践及其对博物馆学的贡献

傅振伦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学者,研究领域涉及博物馆学等诸多学科。他密切关注西方博物馆及博物馆学理论,通过实地参观调研和文献资料,深入了解西方博物馆建设情况,借鉴西方博物馆学理论,并积极参与中国博物馆的实际工作,重视中国博物馆学的理论提升,为建构中国博物馆学理论体系和促进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是中国本土博物馆学学者的典型代表。梳理傅振伦的博物馆实践经历,分析其对中国博物馆学理论体系的贡献意义重大。     

近年英语世界明史研究新趋向

有幸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之邀,回溯近年英语世界的明史研究,我不得不放下手边的教学工作,着手准备。在这里我将着重于三个方面来谈:一是近年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明史新著;二是将在西方明史研究领域中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的工作和成绩;三是明史研究的最新发展。首先让我们从观点开始。如果比较中西明史研究的学者,他们提出的是不同的问题,对此,我们如何看待和评论呢?当我40多年前学习中国史时,就经常考虑,一名在太平洋彼岸另一种文化中的学者,怎样能够对中国人感兴趣的学术研究做出贡献?我的回答始终是,一名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史,最好的贡献…     

西方学界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述评

正尽管慈善史早已在西方学界稳据一席之地,但中国慈善研究在西方学界并没有占据突出位置。在西方主要语言的文献编目中,以中国近代慈善史为主题进行检索,搜到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文献不足100条,并且将近75%的文献是在2005年以后发表或出版的。这说明西方学者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关注这个研究领域。虽然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发展趋势,但与中国学者对慈善史研究兴趣的激增相差甚远。     

埃及的本土埃及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埃及的本土埃及学,经历了一个酝酿、开拓、发展、繁荣的发展历程。接受欧洲近代文化的知识分子,努力传播埃及学的知识,为本土埃及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本土埃及学发轫于欧洲列强斗争的夹缝中,形成了以卡马尔为代表的第一代埃及学家、以哈桑为代表的第二代埃及学家,这两代埃及学家是本土埃及学的开拓者。在1922年埃及独立、图坦卡蒙法老陵寝发现的刺激下,埃及学领域也出现了反殖民主义的声音,从而极大促进了本土埃及学的发展,本土埃及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逐步形成了第三代本土埃及学家群体,他们的成就得到了西方埃及学界的认可。20世纪50、60年代以来,本土埃及学进入繁荣期,第四代本土埃及学家在考古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研究领域日益拓宽。     

郑炳林教授入选教育部2011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正>2013年2月16日,教育部公布2011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讲座教授人选名单。郑炳林教授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专业领域为历史文献学,也是兰州大学人文社科领域的第一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郑炳林教授简介:郑炳林是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史(敦煌学)博士后科研     

“中国中心观”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

美国学者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观"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以往的相关探讨多将目光局限于"中国中心观"本身及附带的理论内涵等问题,探讨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实际上,如果没有国内外形势变迁催生的美国学界的"反思"潮流,以及费正清等人的大力支持等诸多因素,"中国中心观"或许不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中心观"是为解决"冲击—反应论"的弊端而提出的,给困境中的美国中国学指明了一个前行方向。但它并非完美,有着自身的适用范围和理论缺陷。     

从“民俗教育”到“非遗教育”——中国非遗教育的本土实践之路

中国的非遗教育并非始自21世纪,而应追溯至有着漫长历史的本土民俗教育实践,其中高校及其学者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对钟敬文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案例考察可以看出,在中国民俗学领域长期开展的"民俗教育",与目前的"非遗教育"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连续性。与此同时,"非遗"概念的传入也为我国民俗教育带来了新变化:"客位教育观"更加向"主位教育观"转变;学院派民俗学日益与公共民俗学相融合。当前,非遗工作的学科化及其与民俗学的关系等,是民俗学界亟待探索并解答的问题。     

评刘开军《晚清史学批评研究》

正晚清70年是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下开始进行文明的现代转型的时代,这个时代变化之大之剧,使当时人产生了身经"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震撼。与中国文化、学术的其他方面一样,中国史学也在这个时代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的重大转变,以梁启超"新史学"为标志,中国现代史学轰轰烈烈展开了它的历程。如今,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叙述这一巨变和历程?对此,前辈学者已经做出了多方面探索,可谓成果斐然。刘开军著《晚清史学批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则另辟蹊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班纳迪克·安德森认为所谓庞大的很多国家,实际上只不过是通过想象构成的一个共同体,并不具有实质国家的意义;杜赞奇说,我们不要用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讨论历史问题,要把历史从民族国家里救出来;施坚雅而以城市为研究对象,改变了将中国作为整体来研究的方式,改变了政治行政区域为单位的研究;日本、韩国强调亚洲史、东亚史,弱化中国与中国史,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历史单位”;1996年以后“新清史”诞生,形成一股大潮。看起来似乎只是国外中国学界各种理论、学派、观点的争鸣,但实际上掩藏了很多悬而未决的大问题,“中国”、“中国史”这些概念,面临被消解、结构的困境,学术争鸣的后面又藏着政治的背景。国内学界如何应对,如何解决,本文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

协商民主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治家和学者所热衷的一种民主理论.传入中国后,引起了中国政治学界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反思与探索.国内学者在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解读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和实践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应用和理论创新     

第六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会议综述

<正>2014年5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日本东方学会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在东京日本教育会馆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现阶段中国史的时代划分——结合历史学、思想史、文学"。来自中国、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共计70余人参加了本届论坛。开幕式上,日本东方学会东京支部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池田知久先生发表主题讲话。他指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学界就曾经针对中国古代史     

对近20年来美国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冷战”思维范式的反思

在美国学界关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部分学者依然延续着"冷战"思维范武。这种范式的主要特征是:思维预设上表现为强调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思维理路体现为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考量中国"民族主义";在分析中国"民族主义"方法上采取单方面展示的策略。从本质上讲,"冷战"思维范式是西方中心思维范式的极端化,其思维根源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冷战"思维范式考量当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给中美公众带来了相互敌视的恶性循环,而"冷战"思维范式中也凸显了美国部分学者双重标准的悖论。     

数据估算与历史真实——中国史中GDP估算研究评述

近年来,中国史中GDP的估算研究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并由此引起了热烈讨论。关于国民所得、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核算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学人多承认由巫宝三等人率先开创。此后,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但估算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近现代史。最早把GDP估算研究带入中国古代史领域的是外国学者保罗·贝洛赫、安格斯·麦迪森等人,但是他们较为粗略式的估算引起了学界不断的质疑,并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此次古代经济史领域GDP研究的小高潮。相关研究引起了学界关于GDP研究是否适用于中国历史、是否存在误区、跨地区跨时段的换算方法优劣性、公式模型及其基础资料是否严谨、数据统计与历史真实等问题的争议。而随着争议的展开,研究也越来越深入。无论是作为方法论而言,还是意欲构筑经济史学科未来基础性的统计而言,中国史中的GDP研究都值得期待和展望。     

中国历史学对西方文化学理论的吸收

中国历史学的开拓与发展,和西方文化学理论的引进和吸收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没有西方文化学理论的刺激,就不会产生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学。从20世纪初期以来,西方文化学理论开始逐渐被引介到中国,并很快应用到历史学领域。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对西方文化学理论的吸收过程更加频繁起来,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也愈加凸显,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领域。但此前的研究大多为个案研究,至今没有学人对这个问题从宏观上加以阐述,本文将就中国历史学对文化学理论的吸收过程与运用作一简单梳理。     

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姚名达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创建历史上一位不容忽视的学者。本文依据其《中国史学史讲义》遗稿,以及散见于信函与已刊著述中的介绍与阐述,梳理出姚名达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历程,拟定的架构以及已经成文的观点与主张等内容。中国史学史研究是姚名达最为重视,也始终坚持的学术领域与研究专题。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规划,具有整体化、系统化的特点,其已经刊行的几部史家年谱,均应纳入到中国史学史研究体系之中。作为姚名达留下的唯一相对完整的文本,《中国史学史讲义》遗稿讨论了史理与史官两部分内容。其中体现出的对史学理论的重视,可视为姚名达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     

中国历史学对西方文化学理论的吸收

中国历史学的开拓与发展,和西方文化学理论的引进和吸收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没有西方文化学理论的刺激,就不会产生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学.从20世纪初期以来,西方文化学理论开始逐渐被引介到中国,并很快应用到历史学领域.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对西方文化学理论的吸收过程更加频繁起来,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也愈加凸显,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领域.但此前的研究大多为个案研究,至今没有学人对这个问题从宏观上加以阐述,本文将就中国历史学对文化学理论的吸收过程与运用作一简单梳理.     

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与侯旭东先生商榷

侯旭东的<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想象出中国人的"自我东方化"和"自我殖民",夸大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过高估计了否定专制说者的影响;在没有进行历史学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得出有悖史实的结论.事实上,"中国古代专制说"并非如侯文所说是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也并非没有经过中国人的事实论证.这一学说既有深厚的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为基础,也经过众多学者长期的和深入的研究,符合中国历史的特征.接受和传播"中国古代专制说"并不是中国人的"自我东方化"和"自我殖民",而是中国人为了改造传统社会去深入认识中国社会.侯文所做的知识考古不够完全,这启发我们思考如何将此项工作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