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中国发展史与中国边疆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北大核心CSSCI

作者认为产生于春秋时期的"大一统"理论是为了天下统一于周天子,消除诸侯割据,是保证国家"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秦汉以后"大一统"思想发展成为维护多民族"大一统"中国发展的主题,经过几千年的实践,成为中国人崇尚国家统一的文化遗产和鲜明的政治价值取向;从中国民族发展的角度看多民族"大一统"的思想与中国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格局互为表里,中国民族发展"多元一统"的格局是历史上无数政治家、历史学家在政治实践和历史文本书写中不断维护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国的"大一统"与中国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格局就成了中国各民族的宝贵财富和文化遗产。     

秦代政治与儒家伦理探微——以秦刻石铭文为中心

本文以秦刻石铭文为中心,分析秦帝国政治与儒家伦理的复杂关系,揭示伦理因素对秦朝政治的重大影响。由刻辞中所见秦意识形态及其治国实践的变化,无疑反映了秦始皇和李斯君臣对政治模式的修正。在天下一统的历史形势下,秦事功型政治传统确实出现了向伦理型政治转轨的迹象。秦政与伦理之间复杂互动历程表明,秦文化创造其事功奇迹的同时,也造就了自身的专化特征,从而丧失了大一统时代政治价值目标重建和政治文化转型的自我更新功能。     

新书微讯

正《〈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内容简介本书是北京大学教授陈苏镇先生潜心研究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的力作。本书深入细致地描述和分析了在儒家士大夫的推动下,以春秋学为主的经学如何诉诸"大一统"帝国的创制立法,如何影响汉帝国的实际历史进程,从而成就"汉道",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确立了基本模式。     

清代疆域“大一统”观念的变革——以《大清一统志》为中心

"大一统"是秦汉以降历代王朝遵循的治国理念,也是封建君臣追求的至高目标。疆域统一成为"大一统"内涵的重要元素。清代以前,受"华夷之辨"思维的影响,历朝构建的"大一统"疆域观未包括边疆地区尤其是长城以外的"三北"。至清代,始突破"华夷之辨",把边疆地区纳入到"大一统"疆域内,实现了"中外一家"局面下真正的国家"大一统"。三部《大清一统志》的编纂以昭示"一统之盛"、"一统无外之盛"为宗旨,是清代疆域"大一统"观念变革的重要体现。     

民族多元互动与儒家文化认同下边疆民族区域文教举措的演进特征

民族多元互动与儒家文化认同是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和谐演进的主旋律。历代王朝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统治思想基础,千方百计地于边疆民族区域传播儒家思想与文化、移风易俗,以达天下儒家文化认同,实现统治者的政治诉求、天下一统,然入主中原的历朝统治者又常以正统自居,鄙视边疆民族、区隔华夷,导致历代王朝所施行的边疆民族文教举措常常受到局限而未能达到统治者所预期的理想效果。"大一统"、"华夷之辨"与"羁縻而治"的华夷观在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演进过程中交织运行,致使历代边疆民族区域文教举措呈现出一体性、稳定性、多元性与局限性的总体特征。     

论秦国覆灭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朝代,是由战国时代后期的秦国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从公元前的221年建朝,到公元前的206年灭亡,其治下的大秦帝国在中国5000年的漫漫历史长河中也只存在了短短15年的弹指一挥间。《阿房宫赋》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亡秦者非胡人,也非天下,而是秦自己。     

汉代社会与史学思想

在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史学思想与社会变动之间持续着一种互动。秦亡汉兴的历史巨变,促使了汉初史学"过秦"思潮的出现;汉家天子起于闾巷的特殊身份,以及光武中兴使得汉家天下失而复得,引起了汉代史家从神意角度对汉皇朝政权的合法性作出论证;汉代国家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和扩大,使得汉代史学具有着浓厚的大一统观念;"汉盛于周"的历史定位,决定了汉代史学具有强烈的"宣汉"意识。     

王国秩序与帝国战略:秦“出其人”问题的历史考察

秦"出其人"是郡县制帝国形成史上一种极具特色的人口流动现象,是以备受学界瞩目。然综观过往研究,一个明显的缺憾是,学界多关注惠、昭两代秦王在军事层面上的"出其人",而对它在赓衍中牵涉到的经济、政治面相则鲜有论及。事实上,在兼并战争时期,军事上的"出其人"政策实与王廷中枢的排外传统紧密相关,事关秦王国耕战体制的稳固。秦甫一统,其则转型成为一种东方徙民战略,政府借此成功获取了对东方粮源的支配权,由此完成了管控东方的帝国战略。这内外两厢合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拆解与国君抗礼的民间社会网络。它从一个侧面揭示出秦郡县制向东方展开的历史轨迹,并对有秦一代的政治地理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论语》中对管仲的评价看孔子的“大一统”思想

管仲帮助齐桓公建立的政治格局离孔子心目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理想大一统政治局面尚有很大差距,所以管仲"器小"。然而,管仲提出的"尊王攘夷"口号不但有利于齐国称霸诸侯,在客观上还有利于维护周王室的至尊地位,所以孔子称管仲为"仁人"。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表明了其对待理想与现实的中庸圆融态度,即把实现天下一统的政治理想与诸侯争霸的现实结合起来,以"霸天下"实现"王天下"的目的。孔子对管仲的评价还表明了其对待夷狄的态度,即主张对夷狄进行教化和改造,使之进于华夏文明,以"文一统"的方式维持天下的和谐秩序。     

《汉书》的成就

一、第一部大一统的皇朝史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大一统皇朝,《汉书》是第一部大一统的皇朝史。所谓大一统一般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有效的统治;二是指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大一统政权的出现有它的历史进步性。它可以为人民生活的安定提供较好的环境。它可以更好发挥政权的管理职能,协调经济和生产事业,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及道路交通等公共工程的建设。它也可以更好地协调民族关系,通过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各民族的发展,由发展的不平衡达到相对平衡,共同把祖国历史推向前进。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这种进步作用体现得尤为明显。一统思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自公羊学派大力阐发大一统之义后,一统更成了封建政治的首要问题。割据政权把一统作为最高追求目标,统一皇     

秦“收天下之兵”新解

秦甫一统便"收天下之兵",至今学界对此仍看法不一。究其原因,是文献自身抵牾严重。事实上,秦廷收兵实与其"堕名城"之举紧密相关,只因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的书写中割裂了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使得收兵事件的真实面貌掩于迷雾之中。秦"收天下之兵"实则在关东"毁郡县城,铄其兵",旨在堕毁山东诸侯依恃名城要地构筑的御秦防线,且一并收毁或整顿其中的武库储兵。秦廷此举,仅限于东方新地,并未牵涉关中本土,也未达到全面整合民间武力的程度。它意在调整东方的防御体系,这与秦的战略重心转移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皇五帝”传说的记录和流传对中华民族形成的意义

简要介绍"三皇五帝"的传说,指出其如何在华夏大一统的现实政治需要背景下逐步产生。也就是说,在上古原属不同部族集团的传说人物和祖先神灵,怎样经过历史学家、经学家多次编排整合,形成华夏族一脉相承的"三皇五帝","三皇五帝"对中华民族形成的作用和意义。并不断地为"实体中国"提供大一统的文化心理认同。     

缔造大一统现代国家

<正>中华文明传承几千年,虽然历朝历代,分分合合,但是总以大一统为国家繁荣和历史进步的归结点。所以大凡有识之士都以追求大一统为己任,可谓自古征战为哪般,江山一统向安乐。近代中国内忧外患,追求国家统一更与追求民族解放、社会进步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孙中山先生正是追求中华大一统历史进步的一代伟人。鸦片战争以后,清皇朝日益显出腐朽没落。19世纪末革命党兴起,起初是以汉民族的狭隘民族主义为号召,1905年兴中会的纲领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所认识     

嫘祖故里——盐亭

盐亭是嫘祖的故里。轩辕黄帝与嫘祖圣母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上古文化,开启了华夏民族的光辉历史,巍巍父德与浓浓母爱同为炎黄儿女的宝贵精神财富。嫘祖是上古丝绸文明的开拓者。蚕丝文明实现了"中华一统富耕桑",促进了各部落各民族的大融合,"使中国以丝绸品独霸世界四千余年"。因此,"中国文明史的开端应从黄帝嫘祖祖时代算起",她是当之无     

秦平南越问题争鸣随感

秦统一六国之后,北击匈奴、南征越人,成为其统一中国的重要战略行动。由于史载不详,对秦平南越军事行动的时间、方式,留下了一连串不解之谜,是研究岭南古代史、开发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当历史学家将他们的研究视野转到第一个中华大一统帝国版图的形成时,自然不能忽略秦平岭南的这一环节,这个题目是大题不是小题。     

浅析1871—1914年德国的科学发展

1871年,德国在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下实现独立。获得独立后的帝国日益壮大,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更在科学方面成就斐然,赶超他国。尤其在1871—1914年间,科学在帝国政府的助推下,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快速发展。     

汉武帝与公羊学“大一统”新探

现代学者对汉武帝利用公羊学＂大一统＂这一重要问题高度重视,论述颇多。学界普遍认为,汉武帝把＂大一统＂理解为＂大统一＂,＂‘一统’则被理解为政治上的整齐划一,即‘统一’＂。有的学者解释为＂思想＂、＂文化＂、＂学术＂的＂统一＂。这种＂误解＂,违背公羊学＂大一统＂本义和史实。汉武帝实际上是利用公羊学＂大一统＂的＂奉天法古＂、＂承统改制＂诸说,希望通过落实汉朝＂承统＂、＂改制＂,以解决该朝的＂合法性＂问题。     

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与秦汉时期的“落”

战国秦汉时期,"聚落"之"落"具有独立的景观与行政内涵。通过新出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落"的"聚落自名"意义及其行政属性基本得以坐实。"落"的时空分布范围较广,战国时已经出现,秦汉得到延续,南方、北方并存,大约是秦统一后全面铺展的结果。秦汉时期居民并非全都住在城内,"落"与"里"一样都是较为原生型的聚落类型,分别是"散村型"和"集村型"聚落的代表。两者在地理上的分野,与先秦时期国野之分格局相合。聚落形态及地理上的差异也造成了基层行政管理方式的不同,"里""落"分属于不同的行政系统。"落""聚"等乡里之外非标准化末梢组织的存在,体现了帝制早期行政方式和政治地理思维的灵活运用,对于理解帝国末端的行政运行情况尤为关键。     

西汉度量衡略说

古代的度量衡问题,对研究当时社会经济制度和人民生活,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在阶级社会里,度量衡器也是统治阶级用来剥削劳动人民的一种工具,研究它们的演变过程,将有助于加深认识历史上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古代度量衡虽有定制,但所奉为标准的数,一直难以确知。古书中虽有所谓"黄钟律度",那只是设想的标准,不能作为依据。先秦列国的度量衡极不一致,但度量衡制的渐趋统一,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秦始皇统一列国后,用李斯为丞相,"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的法令措施,就是在历史必然趋势中,把度量衡标准化、法定化,使全国划一。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为秦制创立了准则,     

士志于道——“华夷之辨”与历史文化认同

基于历史文化认同,中国古代社会的众多民族经过长期不断的交融,为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华夷之辨(夷夏之辨)"观念也起到了关键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华夷之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观念,旨在用礼仪文化构建"大一统"的"天下"秩序。广义的"华夷之辨"包括"严夷夏之防"和"用夏变夷"两方面的内容,为儒家所提出、阐发和实践。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华夷之辨"观念不但从未被淡化,而且还为越来越多的民族在不同程度上所接受和奉行,极大地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和历史文化认同。所有这些,与恪守"士志于道"行为准则的儒士群体的付出和牺牲是分不开的。文章通过考察宋辽金时期不同政权下儒士群体对"华夷之辨"的实践活动来明晰上述认识,以增进对中华民族形成历程的深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