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真相》再探真相

正九一八事变是近现代中日关系发展史上重要的节点性事件。近年,某些日本右翼学者在九一八事变研究中,刻意抹杀历史事实,篡改历史记忆,在国际学界产生了恶劣影响。因此,依据新史料对九一八事变进行实证研究,依然是中日关系史、抗日战争史的一个重要课题。近来笔者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接触到由张洁等主编的《真相——TRUTH史料汇编与研究》~((1))(以下简称"《真相》")一书,翻阅之后感觉该书对研究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等问题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四种鲜为人知的专志与明清以来的洪洞问题研究

山西洪洞大槐树是无数人心目中故乡的象征,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在传统的研究思路下,洪洞大槐树移民作为明初历史上的大事件确立了在中国移民史上的重要地位。作者利用志书等文献史料对传统研究思路提出疑问,从洪洞内部探讨其成为故乡象征的深层内涵,认为大槐树移民传说是晚清到民国一个重塑汉族正统性的民间做法,是士绅阶层彰显洪洞历史的一次成功实践。本文在社会史研究的视角下,对洪洞问题给予一个全新的解读。     

大数据与生态史:中国灾害史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

本文在系统回顾有史以来中国灾害史料之发掘、整理和数据化过程的基础上,从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生态史角度,借鉴目前流行的大数据思维,对历史时期,尤其是建国以来国内灾害史学者业已进行的大规模史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展开批判性分析,一方面充分肯定这些工作对推进中国灾害史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则分析其内在局限与诸多不足,进而以清代为例,提出有关中国灾害历史数据库建设的最新构想,以为打造一个服务于国内外中国灾害史研究者的可持续扩展的公共学术交流平台而张本。     

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以傅斯年研究为例

人物研究向来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随着史学潮流的变化,人物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取向。以傅斯年研究为例,主要表现在:以各种形式的新材料揭示了新的问题;重回历史现场,揭示了其史学口号的本旨,并梳理了"史料学派"对后世的影响。其中,似无意形成了这样一种学术追求:走进人物的心灵,去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按此,不是不需要史料,而是需要更多的史料甚至穷尽史料,去以实证虚,即探求人物的无意识心理、言之真意、言外之意、未言之思、行中所寄、未行所系。这显然超越于各种单纯的史料而形成"史料之外的历史"。如此所为,或许能变作今后人物研究的有意识指向,以使史学研究跃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历史与记忆

当代史学和历史哲学中关于记忆问题的探讨为我们关于史学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这一视野下,记忆超越单纯个体心理的层次获得了作为脑外"文化记忆"的历史维度。在历史与记忆关系的层面上,历史记忆的多元性对历史记载的单一性提供了重要的补益,同时,史学文本的宏观视野对于历史记忆的微观局部性和片断性亦显示出认识上的优越性。在认识论维度之外,历史记忆诉诸历史正义的道义性是其十分显著的特质,于此凸显史学科学性与道义性维度复杂的张力关系,历史科学性不能成为漠视道义性的理由。最后,在历史与记忆关系上传统的历史本位立场之外,对人生有意义的历史终究要落实在人间的历史记忆中,从而彰显记忆本位的合理性,这或许是关注历史记忆所能带给我们的一点理论启示。     

浪漫派和批判派的碰撞与融合——塞尔维亚民族史学构建(1873—1940年)

塞尔维亚获得民族独立之际,支持将传统民间史诗作为史料的浪漫派与反对将史诗作为史料、支持对史料进行考据和批判的批判派之间,爆发了一场有关史学方法、观念和重大历史问题的大论战。这场论战持续近二十年,最终以批判派的胜利告终,确定遵循兰克“如实直书”的史学方法,孕育出塞尔维亚民族史学的雏形,推动了现代塞尔维亚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发展。尽管两个学派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有不同的见解,但实际上两者在塞尔维亚史学研究重点问题和关键叙事上具有一致性。塞尔维亚民族史学就是在浪漫派与批判派的碰撞中接纳了现代的史学方法,又在两个学派的融合中继承了“民族主义指导历史书写、构建历史记忆”的史学观念,现代塞尔维亚史学发展总体方向由此确立。     

新课改下历史教学方法心得

历史一门丰富多彩的学科,新课改下教师要倡导构建性学习,利用史料,是历史直观可感,系统化知识,帮助学生记忆,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东京审判:中国学界的观察与思考

东京审判作为与中国近代史、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历史记忆息息相关的重要事件,引起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无论与纽伦堡审判的对比研究,还是兼及盟国境内其他审判的综合性研究;无论东京审判相关史料收集、整理与出版,还是从历史学与国际法角度的学术探讨,都反映了不同时期国际关系、时代环境对东京审判研究的影响与制约。随着东京审判外文史料的公开与出版,如何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外文史料,进一步拓宽研究思路和研究领域,不断汲取外国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加强中外学者的对话和开展"共同研究",或将是东京审判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历史记忆视域下日本二战“受害共同体”的影像建构及其危害

<正>电影作为记忆媒介,既是一种大众文化消费的方式,又是传播国家形象、促进国家认同的工具。另外,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彰显出特定社群的文化价值,通过对历史片段的重新选择和编排,成为构建公众历史记忆不可或缺的媒介。在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和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直至进入90年代"后冷战"时期,面对波谲云诡的政治格局,影视领域对战争记忆的不断回溯、书写与多元化表达,成为当下国族政治文化的表征符号。在战争电影领域,日本是一个产销     

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史料问题——以《大象的退却》为中心

"怎见得?有诗为证",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老套路,也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新问题。在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将诗歌作为"价值最高之史料",并在叙事的过程中彰显历史写作之诗意的典范著作,是伊懋可《大象的退却》的一大特点。作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大象的退却》以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大量引用,提出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史料问题:诗歌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作为可信的史料?     

浅析中英两国中学历史史料教学的差异以及对我国史料教学的启示

在当前的历史教育发展趋势下,将史料教学与历史教学相融合的教学理念及实施策略,被人们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因为学者们意识到它可以对传统的历史教学以及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国在史料教学的研究上起步较晚,也没有英美这些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丰硕,鉴于此种前提,这篇论文就简要介绍英国中学历史史料教学与我国史料教学的差异,以及对我国史料教学的启示。     

雍正年间阙里孔庙大修始末——以孔府档案为中心

雍正年间对阙里孔庙的修缮,是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一次。本文以《孔府档案》为中心,结合其他馆藏文献资料,对雍正年间阙里孔庙的大修史料进行系统梳理,再现当年的修缮过程,彰显清廷对孔子的尊崇。     

史料考证浅说

做好历史研究工作需要两个条件: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大量的可靠的史料。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研究工作者必然要走错方向。另一方面,史料是以往人类社会活动的记录,没有足够的史料为依据,就是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无所施其技。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要解决任何一个历史问题,总要搜集史料。有了史料,这里指的是文字材料,而后就其性质和作为历史证据的价值,分别加以鉴定。这项工作叫做史料考证。考证的     

个体记忆史料价值的批判及其局限——以纳粹大屠杀史学家希尔伯格为中心

在西方史学界关注事件如何被回想与建构的“记忆转向”下,个体记忆所具有的史料价值被重新发现。但来自普通人、强调情感与伦理价值的个体记忆,同样带来了如何认识其中的历史真实、如何有效使用史料的问题。面对个体记忆不断增长的重要性,纳粹大屠杀史学家劳尔·希尔伯格对其持谨慎与批评的态度,并从视角与材料类型的局限性、内容的疏漏以及需要警惕的扭曲等方面对它的局限性做出全面的分析,但他也重视犹太人隔都主席等重要人物具有档案价值的日记。希尔伯格对个体记忆的批评建立在重构论的史学观念基础之上,并且因为没能及时更新史观与方法论,从而造成了史料认识的片面性,但他的观点也提醒学界应当更为辩证地认识个体记忆的价值及“记忆热”。     

卷首语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文物像一个蕴涵着各种重要历史、文化、教育和经济价值元素的矿藏。只有开掘出来、提炼利用,这些价值才能彰显,文化血脉才能得以延续。对一个城市来讲,让文物活起来可激发广大市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认同和热爱,也可丰富城市精神、激发正能量、增强软实力。而如果历史的记忆被破坏殆尽,那么城市的文脉也将断绝,一个失去了历史记忆的城市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荒漠。     

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

全球化呼唤着全球史。但是,就如同不存在“文化全球化”一样,也不存在“全球化”的全球史。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全球史的多样性,即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心灵中的全球史。历史是一种记忆的形式,在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的基本功能是保存和传承自己的历史记忆。全球化和“全球史”并没有中断每一个民族自己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任何一个独立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既包括对本民族历史．也包括对其他民族及整个世界历史——全球史的认知和判断。     

忆中原财经干部训练班与中原南下财经干部大队

本刊在2012年第1辑刊登了由楚应坤撰写的《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原财政经济训练班》一文。文章刊出后,有读者来信反映该文中有些地方有出入,史实不确切。文史资料作为“三亲”史料,由于个人记忆的差异性和记忆角度的不同,难免会产生偏差,所以文史资料允许“多说并存”;但是文史资料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忠于史实、秉笔直书”,我们在现有的手段和途径下,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接近历史的真实。为此,曾参加过中原财经干部训练班学习,后随中原南下财经干部大队南下,现离休在湖北的王怀阳同志以其亲身经历,撰写了又一篇有关中原财经训练班的“三亲”史料,现刊发于此,以求更完整地再现那段历史。     

民国历史档案的研究与利用

一、档案是最重要的史料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原料,自从有了人类历史,就产生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资料并有相当部分遗存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史料。梁启超曾说：“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①由于历史的基本特征是已经逝去的客观存在,它既不可能再现,也不会重演,因此,史学家只能依靠众多的反映以往历史的史料为中介,研究历史和认识历史,史料就成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和依据。可以说,如果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学,历史研究也将成为无米之炊。 史料从其来源形式上,可以划分为文字记录史料…     

上海人美“七叶社”风波

<正>编者按:口述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历史研究方法学科,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并以其在挖掘史料、保存即将逝去的声音与弥补文献资料不足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在全世界得到了蓬勃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口述史专家和专业研究团体。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为了充分挖掘文史馆馆员群体中蕴含的丰厚人文历史资源,抢救"鲜活的历史",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传承历史记忆,于2013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著名历史     

记忆与历史理解

"记忆"这一术语在当今得到了广泛和有争议的传播。它被认为是一种对真实性和真相有着特别夙求的特权话语,不仅进入到史学领域,也成为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词汇之一。但是,与记忆相关的不确定性对我们的历史理解有何教益?或者反过来说,历史对于我们的记忆又有何教益?霍布斯鲍姆曾指出,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在追求普遍性和特殊的认同夙求之间徘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