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后期贾公述墓志考释

出土于河南许昌的政和三年贾公述墓志,详细载录了北宋后期中下级文官贾公述的籍贯、世系、仕宦经历以及姻亲子嗣等情况。志主贾公述系仁宗朝宰辅贾昌朝之孙,其官阶迁转体现了元丰官制改革后新官阶的施行及部分京朝官员的阶称较元丰改制前或有迁升的情况。贾公述仕任地方监税官的经历反映出北宋中后期地方盐税的监管愈益完备和地方税务监官选任方式的变迁。贾公述于徽宗年间调任管勾崇福宫,亦发生于北宋后期祠禄制度日趋冗滥的背景之下。贾公述墓志为北宋后期政治、经济及文化政策等的变革提供了重要例证资料。     

宋代的相权与权相

正在古代社会,宰相是仅次于皇帝的重要角色。历朝历代,宰相的称谓、职数、职权虽然不尽相同,但在宋代以前地位颇为尊荣。相对唐代而言,宋代的相权削弱很多,但同时又出现过不少权相,这是值得深思的反常现象。唐代设有三个中央机构(即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长官实为宰相,掌管国家最高权力。宋代也有三省,但只有中书省在皇宫里单独取旨,称政事堂;门下、尚书两省都在皇宫之外,两省长官不再预闻最高命令,已然离开权     

近百年来宋代中枢秘书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一中枢秘书是指中央起草文书诏令的官员 ,在宋代 ,中枢秘书机构不是冠以“秘书”之名的图籍、书史机构“秘书省” ,而主要是翰林学士院、元丰改制前中书门下所辖的舍人院和元丰改制后的中书后省 ;中枢秘书官主要是翰林学士院中的翰林学士、承旨、直院、直学士和舍人院 (中书后省 )的中书舍人、直舍人院等 ,以及元丰改制前加有“知制诰”头衔的诸官 ,合称为“两制” ,翰林学士院官员起草内制 ,知制诰、舍人院官员起草外制。中枢秘书制度则包括两制官的组织编制、选任标准、奖惩方式、俸禄规定、入值制度、草制程序、文书流程等一系列相关制度…     

北宋元丰改制“重塑”尚书省的过程

北宋元丰改制变二府体制为三省-枢密院体制,如何构建新制行政体制是改制的重要内容。推进改制过程中,宋神宗逐渐提升尚书省地位,行政体系中不同层级部门的行政职能先后得以"重振":继熙宁时期部分寺监职能已得到振举后,元丰初把不少六部职事纳入尚书省。元丰五年对尚书省结构、职能及运行机制有了更全面的规范,其中都省覈治省事,由于长官的特殊性,成为决策与执行的枢纽。新制以尚书都省为首脑,由下到上"重塑"了国家行政体制。这一过程,呈现了二府体制到三省-枢密院体制职能转换的轨迹。     

说宋代“铸钱院”

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钱币铸造的高峰期，以唐玄宗天宝年间为例：当时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就有80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达600余万贯。铸量是唐玄宗时的20倍。宋代币政管理机构大致采取三级管理模式：中央一级，开始归三司管理，元丰改制后，号称“计省”的三     

宋代吏部尚书兼官研究

宋代吏部尚书兼官在元丰改制后分为经筵官、修史官、诸阁学士、六部、临时性礼仪官、两制官、门下省、地方官、东宫官、中书门下附属官、九寺五监门、三省附属官等,其中以经筵官与修史官为主,各自又分别以侍读与(同)修国史、(同)实录院修撰为主;其他兼官虽然数量不多,但各个门类还是呈现出一定特点。以地域考察,吏部尚书兼官主要集中在京师。许多兼官往往不能单独作为官职出现,因此对吏部尚书本职工作影响不大。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兼官大量出现,由有能力而又能够把相应职务做好的官员来兼任该职务,一定程度上是历史的进步。     

大程书院

大程书院王一心,王纪安豫东扶沟县城西南隅有一所著名的古学堂──“大程书院”。大程书院为宋代哲学家、教育家程颢于北宋熙宁八年（１０７５年）至元丰三年（１０８０年）在扶沟任知县时所建。原名为“书院”。因程颢与其弟程颐合称二程,程颢居长,故称之为大程。后人...     

宋代爵制的名与实——与李昌宪、郭桂坤等学者商榷宋代十二等爵制

本文对"北宋前期十二等爵的存在"、"‘郡公、开国公’只是‘开国郡公’省称的误解"等问题进行考证。分析了《宋史·职官志》同一《志》中出现三种不同爵等的原因:1.因其所据《官品令》制订时间有先后,造成爵等差异;2.宋爵制有皇室爵系列不带"开国"字,属特封系列;文武臣僚封爵与食邑等挂钩,属带"开国"之系列,二者又有重叠处,使人有一头"雾水"之感;3.令文中之爵等与实际执行封爵又有不相符合之处,显得混乱。结论:北宋前期,宋代的确存在过十二等爵,不过实际执行中,"嗣王、开国郡公、开国县公"三等爵并未行封,徒具于令文中。元丰改制,九等爵与南宋令文中十等爵,在实际施行中仍有令文之外的封爵或徒具于令文中之爵等。     

浅论元丰改制

王安石改革与元丰改制,是宋神宗所主持的改革中,相互倚靠、互为表里的两个方面,撒开元丰改制,孤立的探究王安石变法,是无法反映宋神宗时期改革的历史全貌的。本文不揣浅陋,对元丰改制的某些方面作一个粗浅的分析,以期引起史学界对元丰改制问题的重视,倘若如斯,幸甚幸甚!一改制问题的提出早在宋朝官冗官滥的政治现象初见端倪的时候,就有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制止这种现象。宋太宗时,王元之就上疏云:“臣旧知苏州长洲县,自钱氏纳土以来,朝廷命官,七年无县尉,使主簿兼领之,未尝阙事。三年增置尉,未尝立一功。以臣详之,天下大     

清华简《金縢》文句新释

<正>《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所收《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与今本《尚书·金縢》大体雷同,学界普遍称之为简本《金縢》。自公布以来,对简本《金縢》文句的校释及研究屡有收获,但个别简文的释读仍有讨论余地。特别是第8—13号简文,由于涉及成王与周公的君臣关系、周公摄政与还政等周初政局重要史事,且与《史记·鲁周公世家》相关表述十分接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广西元丰监铜钱与越南同类铜钱比较研究

正梧州宋代元丰监遗址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上世纪60年代初考古调查发现以来,历经两次考古发掘,获得了一批包括铜钱在内的遗物。梧州是广西东部货物集散中心,商品贸易中需要大量的货币,加上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催生了元丰监,其自熙宁七年(1074)到绍兴六年(1136)间,为北宋铸造了大量铜钱。其巅峰期在宋徽宗崇宁年间,梧州元丰监年铸造铜钱达到18万缗,成为江南六大钱监之一。广西与越南相邻相近,自古便有大量贸易往来,在越南出土了数量巨大的北宋铜钱,与广西出土的北宋铜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借助于广西钱币学会《梧州宋代元丰钱监遗址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课题,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对上世纪60年代的考古资料进行了科学分析与考察,获取了新的文物信息,本文拟就其中元丰监相关的元丰通宝及崇宁重宝铜钱进行论述,并就其与同类越南出土及征集铜钱进行比较研究。     

宋代修史机构的变动及其修史成效

纵观宋代修史机构的整个演变过程,元丰改制前、元祐更化时期以及南宋初期,均属尽力继承与恢复唐、五代修史体制的时期,而在元丰改制后的绝大多数时期,则是新建修史体制日益完善的时期。与此同时,在各修史机构正常运转与适时变动中,无论是修史职能发挥,还是史官选任与调配,甚至是史籍编修等,均取得了较显著成效。     

经筵概念及其制度源流商兑——帝学视野中的汉唐讲经侍读与宋代经筵

经筵是宋代为帝王专设的御前经史讲席,其名称的出现与制度的完备皆在北宋仁宗朝。目前学界往往以"广义经筵"泛指汉唐以来的讲经侍读活动,以"狭义经筵"专指宋代经筵。这种两分法既有对南宋人用经筵之名泛指汉唐讲经侍读的合理性及其适用边界认识的不足,在概念词源、划分标准、内容实质等方面也存在扞格。应放弃"广义经筵"概念的用法,恢复自北宋起就已存在的"帝学"概念,将汉、唐、宋的讲经侍读活动统称为"帝学"。从汉唐帝学到宋代帝学的根本变化,在于客观上严密的制度设定与主观上权力授受关系的不同,这两点变化集中体现于宋代帝学的核心经筵之中。宋代政治文化中,士大夫的地位和作用,通过经筵这一学术与政治互动的特殊制度形态得到加强和提升。     

钧瓷的发展及其特点

钧瓷的发展及其特点阎夫立一钧瓷是我国宋代名瓷,产于河南省禹州市的＂钧窑＂。＂钧窑＂是我国北宋时期的名窑之一,它与汝、官、哥、定窑一起被称为我国五大名窑而闻名于世。＂钧窑＂名称的由来,与古代钧台之名有关。禹州早在四千年前,曾是大禹的封地,大禹的儿子夏启...     

北宋前期赠官制度考论

北宋前期最高级别的赠官是同时赠爵与赠职事官,宗室近亲一般会赠爵。太祖、太宗以及真宗咸平时期,有庶姓赠爵者。现任宰相、枢密使赠两官,仁宗中期后,曾任宰相、枢密使者赠一官或赠两官。使相、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尚书以上、三司使、节度使、留后、观察使、统军、上将军以及内臣任都知和副都知者,通常赠一官。北宋前期赠官的主体是高级品官。除此之外,潜邸旧僚和经筵官也可以赠官。赠官与政治挂钩,皇帝会给特殊人员赠官以示奖劝,也会惩罚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而剥夺其赠官。北宋前期的赠官制度,体现了皇权和中央集权的强化,赠官与皇权紧密相关是赠官制度的一贯特点,地方官无制度性赠官所体现的中央集权强化倾向在宋元丰改制后以及元明清时期一直存在。     

新出南宋地券与宋代甘谷城再考——兼论“秦州甘谷城”地券的文献价值

北宋在今甘肃省通渭县境内所筑甘谷城,清代以来不少学者认为在今甘谷县大石镇杨家城子。这种说法不仅与《元丰九域志》等史籍的记载明显不符,而且与通渭县境内宋代堡寨遗址的分布也明显抵牾。2013年在通渭县城郊区出土了南宋建炎二年（1128）“秦州甘谷城”地券一件,可以证明宋代甘谷城在今通渭县城区。     

两宋时期的中央监察制度

宋代是我国封建皇权空前发展的时期。宋代统治者将中央集权推到了极点。其中,监察制度在完备其中央集权制度上助了一臂之力。 宋代的监察制度是在前朝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地提高中完成的。它完成了由谏官对皇帝的劝谏到对官吏的绝对监督的职责转变,也完善了只对官吏的监督到对监督官员的监督程序。其监察组织机构经过宋高祖恢复,宋真宗整顿再到元丰改制日趋完备,使宋代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监察网,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     

“东坡元丰”还是“东坡元祐”?

泉界对北宋的“元丰通宝”多有“东坡元丰”之称,去年的“中国历代货币展览”会上就展出了相传苏轼所书的“元丰通宝”。但也有东坡手书“元祐通宝”的说法,八三年的“上海物资市场报”的“货币丛读”之八,就刊有“元祐通宝”的拓影,认为系苏轼手迹。两种说法那个更接近事实呢?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以管见所及,略谈一二,作为引玉之砖,请泉界专家与同好指正。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时著名的文学家。他一生仕途坎     

宋代胥吏溢员问题研究

宋代胥吏溢员问题研究祖慧宋王朝建国伊始,胥吏溢员的现象已经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也日趋严重。以中央官府胥吏为例,太祖朝约七百余人;元丰改制前,仅盐铁、度支、户部三司吏人就突破千人①;到了哲宗元三年（公元１０８８年）,百司吏额已接近四千八百人。其...     

北魏门下省略论

孝文帝改革官制之前,北魏侍中之职多以皇帝宠信之臣担任,内侍左右,参与谋议。孝文帝改制后,门下省拥有了平录尚书事、下达诏书等职能。世宗之后,侍中仍多以皇帝亲信之臣担任,门下省仍拥有平录尚书事、下达诏书之职能,便形成北魏"政归门下"的局面,也容易导致侍中利用门下省之职能而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