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俗文学艺术史（连载四）

第二节 拟态的原始舞蹈 舞蹈起于何时？何人所创？在我国古代典籍中,颇有不同的记载,被誉为古代百科全书的《山海经·海内经》称：“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事物纪原》、《事物原始》等典籍,皆持此说。“帝俊”何许人也？     

两汉“诸子”与儒家思想的主流化

<正>“诸子”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夏官·诸子》,“诸子掌国子之倅。掌其戒令与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即职掌教导诸侯、卿、大夫、士之子的官员，可谓是“王官之学”的重要参与者。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学术文化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由“学在王官”变为了“学在四野”,学术下移，“士”阶层崛起，他们纷纷著书立说，阐发自己的学术思想与政治理想，相互辩难，“百家争鸣”的盛况出现，“诸子”逐渐成为他们的代称， 这个提法出自《史记·贾生列传》,“廷尉乃言贾生年少，     

春秋战国的学术迁移与典籍初兴

春秋战国的学术迁移与典籍初兴周少川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变革时期。在这一阶段,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第一次得到全面的总结和飞速地发展。在历史变革的过程中,学术文化从王室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得到自由地发展;“士”阶层崛起之后,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宣...     

誓把民情写万回

黄少强是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及高奇峰的大弟子,“以天赋之才,得中西画学之奥”（高奇峰语）,“但写民间疾苦、家国哀愁,”（高剑父语）,成为高剑父“门下特立独行之士”（高剑父语）,其以风格独特个性鲜明的人物画著称于20世纪前期的中国画坛,成为“岭南画派第二代卓有成就的主要代表人物”（引自《黄少强艺术回顾展序言》）。     

我国古代的图书馆

我国图书馆事业,起源很早。周室诸侯,即有专官管理典籍。而典籍收藏的地方,根据春秋左氏传载。“夫赏,国之典也,藏于盟府,不可废也”;又,“晋之从政者,子姑受功,归,吾视诸故府”。所谓。盟府”、“故府”,都是存放典籍的地方。相传老子做周柱下史(相当于今日图书馆长),孔子想看东周王室的图书,一定要到周室去访问老子。西汉初年,相国肖何在未央宫正殿北面盖了三座藏书阁,其中两座叫石渠阁和天禄阁。     

汉武帝与图书事业

汉武帝对图书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他诏令“广开献书之路”,命官吏“大合天下之书”,“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使博士校理经典,搞出五经的系统的今文经本子与权威注释,在中国图书吏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开展关于汉武帝与图书事业的研究,填补该研究领域的空白,对于中国图书通史研究,对于深入研究汉武帝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士的知识结构包括道术之学和器用之学。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从一开始就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所谓“道尊于势”是儒家精英的自恋情结。秦朝短祚而亡是各种社会矛盾汇集激化的结果,并非由于儒家与法家两种“吏道”观念尖锐对立的缘故。汉武帝“独尊儒术”不是“政治权威”对“文化力量”的“妥协”,而是封建皇权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阶层就其整体的社会地位来说,不能不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     

春秋战国的“士”阶层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群雄逐鹿。在这一动荡时期,“士”阶层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主要介绍了特殊时期“士”阶层的分化与价值观、“士”与王侯的关系及“士”的主要特征。     

关于“忧必雠焉”等的注释商榷

“臣闻之：‘无丧而,忧必雠焉;无戎而城,雠必保焉。’寇作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废命,不敬;固雠之保,不忠。失忠与敬,何以事君？……”,──《左传·漆公五年》这段话是晋献公派司空土荐为两位公子──重耳（后来的晋文公）、夷吾（后来的晋惠公）分别修筑蒲城、屈城时,“不慎,置薪焉”,献公派人资问时,士荐辩词的一部份。士荐见机知变,深知晋乱已开,预感到两位公子必起而抗争,因而筑城时,有意置柴薪于城墙中,使不坚固。郑天挺主编的《左传选｝）（63年中华书局版）对“无丧而成,忧必附焉”,注为：“戚,同戚,悲哀。硼,…     

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贫士的社会交往生活

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经济相对繁荣,士人阶层的社会交往行为空前繁盛。然而,在士人阶层的底层,一些生活窘迫的贫寒之士既不屑于治生,又鄙于结交权贵,生活的困顿使得这个群体的社会交往活动相对萎缩,成为与当时士林风气不协调的一个特殊群落。贫士社会交往行为的相对缩减,使得他们回归到倡导“安贫乐道”的传统儒学的范式中寻求文化的支撑。     

哀莫大于心死

心死和身死,哪个更可怕？孔夫子给出了答案,他说：“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关于“士”名的由来

《史学月刊》1984年第6期詹子庆同志《先秦士阶层的演变及其历史地位》一文,引顾颉刚先生“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之说,论述颇为精到。唯詹文未对“士”之训诂略作考察,是美中不足。《说文》训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此说近人多不以为然.实则士字甲骨文作“(?)”,“(?)”正是古文之十.另一方面,商代军制,以十进     

惠士奇：清代广东经学的开拓者

东吴惠氏,四世传经。包世臣《惠氏四世传经图跋》谓：“第一代为明经律和先生,名有声,原名尔节,号朴庵。明季以诸生贡成均。第二代为其子元龙先生;第三代为大令次子学士仲儒先生士奇,别号半农;第四代即征君栋,为学士之子,世所称定宇先生也,又号松崖。”学界推惠氏经学之创始者,或谓有声,或谓周惕,然于惠栋为集大成者则无异辞。士奇之学承前启后,实为惠氏学术之奠基者。     

春秋时期的士

一、士的概念 “士”在古代典籍中经常用来称呼某种身份或职务的人。这种称呼大体上有以下几种含义: (一)男子,特指青年男子。如:《诗·郑风·褰裳》:“子不我思,岂无他士。”《邶风·匏有苦叶》:“士如归妻,待冰未泮。”《卫风·氓》:“于嗟女兮,无与士耽。”     

论先秦士人的群体品格

随着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士”逐渐形成自己不同于其他阶层的群体品格,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文化心态由此奠定。     

谈谈类书中的钱币史料

在古代钱币的研究中,不少人很重视历代钱币的专门书籍和历代正史,特别是“食货志”,而对历代类书中的史料则往往认识不足,特别是初学者,对类书的使用还不熟悉。类书是辑录古代典籍中有关内容,按一定方式编排,检索方便的资料性图书。其内容广博、材料丰富,所谓“区分胪列、靡所不载”(《玉海·李恒序》)。     

中西文化的一次对话:清初传教士与《易经》研究

18世纪初期,在传教士内部发生的“礼仪之争”已经演化为清王朝和梵蒂冈所代表的欧洲礼仪文化之间的冲突。康熙为使入华传教士遵守“利玛窦规矩”,重新思考他的宗教政策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安排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白晋、傅圣泽等在清宫研读中国典籍《易经》,并就白晋等人的《易经》研究与传教士展开对话。这场文化对话,不仅揭示出“礼仪之争”发生后在来华耶稣会士内部出现的矛盾及白晋所代表的“索隐派”的文化倾向,也表现出康熙在“礼仪之争”中对待耶稣会传教士的策略以及对待西方文化与宗教的态度。     

中国古代思想融入西方知识场的典型路径：《孔夫子或王子的学问》初探

与国内报道不同,所谓《论语导读》并非17世纪的出版物,而是法国医生、哲学家和旅行家弗朗索瓦·贝尼耶1688年遗作的抄本,直到2015年才正式出版。这份法文抄本的准确译名应为《孔夫子或王子的学问》,译自1687年来华耶稣会士在巴黎刊行的拉丁文著作《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本文以耶稣会士的拉丁文著作为参照,分析贝尼耶法文译本的不同取向,认为贝尼耶法译本虽脱胎于拉丁文本,但转向儒家哲学的政治学方向,强调孔子的“立法者”身份,赞赏以“孝道”为基石的中国古代治理模式,构建出一个无需仰仗基督信仰,仅靠儒家伦理道德就能实现良好治理的中国形象。《孔夫子或王子的学问》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如何以一种曲折的方式进入西方主流知识界,参与到知识全球化的构建之中。     

“钞票”一词的来由

问: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把纸币称作钞票,这是为什么?钞票一词起源于何时? 答:纸币称钞票,起于清代。初进关时,清在一个短时间里用过纸币,后来一直没有再行纸币。到后期,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军费开支庞大,加上战争影响,税收锐减,导致财政危机。为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筹集军费,清政府不得不于咸丰三年(1855年)推出纸币,先后发行了“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人们把这两种纸币统称为“钞票”。“户部官票”以银两为单位,又叫“银票”。面额分一两、三两、五两、十两和五十两五     

关于清内府书籍经卷板片的采买、存贮等问题初探

我国自有版刻图书以来,书板便主要用于刷印文化典籍。封建统治者和儒林学士对书板一向是重视和珍爱的。元、明、清三朝定鼎之初,都有收贮和补刊前代官刻书板的史实。康、雍、乾三朝是清代封建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内府修书刊刻事业的昌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