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业与金圆券政策的推行

1948年的金圆券政策及其推行有着多方面的内容,包含着复杂的关系,其掠夺性、不合理性的显现有一个过程,上海金融业对金圆券政策态度从遵行、异议、批评到反对也有转变的过程。以往对金圆券政策问题的研究,主要以国民党政权及其国家行局为主体,以其相关决策及实施为主线,其研究比较简略和狭窄;其实,选择上海私营金融业为考察主体,以当时私营行庄公司如何应对实施金圆券政策的各主要方面为研究主线,着重从私营金融业的基本态度、金银与外汇资产、利率、资本升值和现金增资等方面进行探讨,可以进一步深化对金圆券问题本身以及对20世纪40年代末上海金融业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的研究。     

大陆国库黄金抢运台湾探秘

自从1927年北伐进取南京,蒋介石执掌政权22年,积存有巨额黄金白银和外汇。1948年8月19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命令》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规定国民不得持有金银外币,强迫收兑。国民党政府由此吸取了民众血汗大量金银外币。仅上海市,中央银行就从居民及私营工商业主手中收兑得黄金110万余两（约占全国收兑到黄金总量的70％）、美钞3300余万元、银元500万余枚。1948年冬,国共战争情势剧变,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京沪苏杭震动,蒋介石决策将妥存上海的金银秘密抢运台湾。     

金圆券在新疆流通始末

1948年8月19日,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之际,国民党颁布了《财政紧急处分令》,再次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1：300万和1：15万的比率收回法币和关金券,并强制收兑民间金银外币。新疆于同年8月28日下午金圆券空运抵迪化后才开始执行,规定11月20日为收兑截止期,并委托新疆商业银行、邮政局及兰州商业银行迪化分行协助收兑,拨付新疆商业银行收兑基金金圆券40万元。     

最后的疯狂：大上海1949＂银元潮＂

一、物价飞涨银元潮起 1948年8月19日金圆券发行,物价飞涨,人心恐慌。1949年1月,上海物价上涨296．8％,2月上涨670．9％,3月上涨329．8％,4月上涨2670．7％,5月上涨8430．6％。国民党政府仍然大印钞票。金圆券实际已经崩溃。人们开始以金银、美钞计价,银元是最通常的交易媒介。     

抗战胜利纪念堂银币

<正>1948年8月9日,国民党政府开始发行金圆券,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并强制收兑民间的金银外币,金圆券并无现金准备,发行又无限制,结果使币值猛跌,物价暴涨。在这种情况下,云南省政府于1949年4月1日实行币值改革,恢复地方货币流通,为解决银币的供应问题,5月13日成立云南铸币所,从7月3日至1950年1月15日止,铸造孙像、袁像1元银币,半开银币及金条等,     

上海解放前夕中央银行大量金银偷运台湾的来龙去脉

（一） 解放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官僚资本集团占有的金银外汇．是国家资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国营事业的固定资产形式不同．可以随时移动转化．在国际间金银外汇也是公认的支付工具。国民政府的金银外汇。从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起即已作为发行的准备。中央银行于1942年7月统一法币发行后。成为唯一的发行银行．所有发行准备金均集中在中央银行保管。     

关于金圆券发行日期的探讨

2007年第4期《安徽钱币》发表了雷晴波先生《有关改法币为金圆券日期的质疑》一文（以下简称《雷文》）,对我发表在同年第2期《安徽钱币》上《从一张巨额支票看旧中国法币的崩溃》一文中提到的金圆券发行日期等问题提出质疑。关于金圆券的出笼和发行情况,我曾写过一篇《昙花一现的金圆券》发表在是年第3期《安徽钱币》上。现根据有关历史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对金圆券的发行情况再作如下补充介绍。     

短命的币制改革：王云五与金圆券的出笼

上世纪40年代末期，国民党政府为挽救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于1948年8月在全国实行币制改革，强行收缴金银外币，发行新货币金圆券。这场史无前例以搜刮民脂民膏为目的的币制改革短短10个月便彻底失败。它不仅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最后也加速了国民党经济的崩溃和在大陆政权的覆灭。而这场荒唐短命的币制改革却与当时的财政部部长王云五紧密相关，它的出笼前后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逸事秘闻。     

扬子公司查而未抄的内幕

1948年国民党政府面临总崩溃的前夕,于8月实行所谓“币制改革”,收回法币,发行金圆券。在金圆券发行之初,蒋管区各地的物价呈现暂时的“稳定”。但不及两个月,蒋军在东北战场失利,济南被人民解放军解放,同时金圆券又无限制地发行,致使物价又一天一天飞涨起来。当时作为全     

大额金圆券的发行与贵阳的通货膨胀

笔者收藏了一套金圆券及本票,其中有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的100万元大钞,也有1000万元面值的流通而不记名的本票(见图)。金圆券从民国37年(1948年)8月20日开始发行到民国38年(1949年)6月,共发行130万亿元。10个多月的时间增涨了64万倍,其增涨速度创下了世界记录。金圆券开始发行一角、五角、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