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滇王之印”的看法

本刊第5期"晋宁石寨山出土有关奴隶社会的文物"一文中,对于"滇王之印"金质印,从其成色、蛇纽和字体三方面,定为其本族自制的。特提出以下几点意见,是否有当,希望批评。1."滇王之印"的篆体和章法与一般汉印完全一致,出土的另一方铜印"胜西印"也是很标准的汉小私印,说它们字体和汉印篆字不类,实在看不出来。同时该文最后说,"在这批随葬品里,除铜镜、铜钱     

“滇王之印”与“汉委奴国王”印的论证

日本长崎大浦孔子庙建于1893年(明治26年),是当地华侨祭祀至圣先师孔子,怀念祖国,怀念家乡,团结聚会的地方,也是传播中华文化、兴办教育的所在,其附属建筑十年前在我国政府支持下,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具体协助,开辟为"中国历代博物馆",并由我国提供全部文物展品,举办中国古代文物展,长年展出。今年,适逢孔子庙建立一百周年和中国历代博物馆建成十周年,长崎华侨界在当地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热情支持下,组织了盛大纪念活动,我馆为此特将馆藏珍品"滇王之印"金印送展以示庆贺。9月5日在长崎市千岁大厦二层大厅召开了"中日两国二千年来的文化交流和'滇王之印'金印"国际学术讨论会,作为纪念活动内容之一。在会上宣读论文的有(依发言先后为序):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西谷正教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教授,日本名古屋市博物馆学艺员根山胜先生,中国北京大学历史系吴荣曾教授,日本福冈市教育委员会埋藏文化财部主席文化财主事塩屋胜利先生,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院士杜正胜教授,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助教授冈村秀典先生,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部秦汉魏晋研究室主任张振新研究员等。本刊征得会议组织者和作者的同意,特将会上宣读的论文全文刊出,以飨读者。     

“诜王之印”小考

<正>诜王之印,为黑龙江古代官印之一。《黑龙江省古代官印集》称此印为"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于阿城白城出土。仅见印文。金毓黻先生在《辽东文献徵略》记述此印为‘铜质,驼钮,外似范金剥落殆尽,厚约四分,钮高寸许,重二十八两’。印面方形每边7厘米。该书明确考定这是金代完颜娄室被追封为莘王的印鉴。"(1)对此,笔者进行了多年求证,发现该印文与《双城县志》中的     

日中两国二千来的文化交流和“滇王之印”金印

日本长崎大浦孔子庙建于1893年(明治26年),是当地华侨祭祀至圣先师孔子,怀念祖国,怀念家乡,团结聚会的地方,也是传播中华文化、兴办教育的所在,其附属建筑十年前在我国政府支持下,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具体协助,开辟为“中国历代博物馆”,并由我国提供全部文物展品,举办中国古代文物展,长年展出。今年,适逢孔子庙建立一百周年和中国历代博物馆建成十周年,长崎华侨界在当地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热情支持下,组织了盛大纪念活动,我馆为此特将馆藏珍品“滇王之印”金印送展以示庆贺。9月5日在长崎市千岁大厦二层大厅召开了“中日两国二千年来的文化交流和‘滇王之印’金印”国际学术讨论会,作为纪念活动内容之一。在会上宣读论文的有(依发言先后为序):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西谷正教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教授,日本名古屋市博物馆学艺员根山胜先生,中国北京大学历史系吴荣曾教授,日本福冈市教育委员会埋藏文化财部主席文化财主事塩屋胜利先生,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院士杜正胜教授,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助教授冈村秀典先生,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部秦汉魏晋研究室主任张振新研究员等。本刊征得会议组织者和作者的同意,特将会上宣读的论文全文刊出,以飨读者。     

孔雀与滇文化

云南古滇青铜化的青铜器以其精美的铸造的工艺,诡异的构思,神秘的造型及独特绚烂的民族特色和夺人的艺术魅力闻名中外,强烈凸显了中国多元青铜明的特征。青铜器上的装饰是青铜艺术的重要组成和体现。动物是中国青铜器上装饰题材的主题,     

青铜器牛饰与滇文化

云南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新中国建立后大量青铜器的出土,极大地丰富了云南青铜文化的内涵。这些青铜器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我国古代的造型装饰艺术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云南青铜器的装饰艺术,内容丰富多采,题材十分广泛,举凡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生产劳动、贸易交换、战争、祭把、宴享等,这些丰富的题材内容,为我们了解西南地区古代民族的社会、历史和生活习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在云南青铜器的装饰艺术中,动物题材的广泛运用是其一个突出特点,而动物装饰中,牛又是最被重视的,因为它不仅…     

滇文化与北方地区文化及族群关系研究

滇文化是战国至西汉时期位于云贵高原滇池区域的一支风格独特的考古学文化,以数量众多、特征鲜明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等闻名于世,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一朵奇葩。从文化特征来看,既有源自云贵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也有大量来自周边地区如中原、巴蜀、岭南等文化的影响,还有来自更为遥远的欧亚草原、南亚甚至西亚地区的因素,因此滇文化是杂糅了大量其他地区文化因素的一支复合型文化。其中,北方地区的文化因素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使其显得与周边一些典型农业民族的青铜文化差异较大,呈现出独特的地方特色。     

“滇”的语种与含义初析

云南出现“滇”的称呼,至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对此称呼的语种和含义,过去很多学已有专论。今天,在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整体思想指导下来研究这个问题,它就不仅只是一个字的含义及其解释,还涉及到云南各民族的发展、变化及其所处地位,说明云南很早以前在化交流、宗教传播、民族关系等方面已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在云南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一页。     

论金沙江流域青铜文化及其与滇文化的关系

论金沙江流域青铜文化及其与滇文化的关系胡绍锦一绪论几年前,中国科技大学钱临照教授曾用现代实验方法对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青铜器进行过测定,发现妇好墓部分青铜器的矿料不是产自中原,而是来自云南某地。证明早在３２００年前,云南的铜矿资源就已经被开发利用了。本...     

“史民文化”与“史官文化”

"史官文化"这个东西,伴随着君主专制的中国历史,其存续凡几千年,学界对此已有共识。那原因细理起来比较复杂,简而言之就是枪杆子管住笔杆子使用笔杆子,笔杆子服从枪杆子护卫枪杆子。语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也出     

滇文化青铜器动物形象浅析

以动物形象作装饰是滇文化青铜器的主要特征,其涉及的动物形象有蛇、虎、豹、猪、鹿、兔、猴、蜥蜴、蟾蜍、鹦鹉、孔雀、马、牛、犬、羊、猪、鸡、鸭等。主要的动物图案类型及动物组合情况反映了滇国热带—亚热带自然环境特点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状况;动物图案装饰艺术品亦完美地表达了滇人的艺术思想及审美情趣,反映出滇人的青铜铸造工艺、加工工艺以及对外文化交流情况,是研究滇文化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     

近年国外滇文化研究新趋势

近年,学界提倡跨学科进行史前文化研究,应用不同的学科如社会考古学、人类学、统计学,性别理论等。在器物的研究中,主要进行文化交流方面的探索,如从铜鼓看滇文化与东南亚文化的关系;从铜牌饰看其与北方草原文化的关系;从铜剑、戈、矛等看与其中原文化的关系等。另外,科学技术、新理论、社会考古学等也被应用到滇文化的研究中。     

论“可数文化”与“不可数文化”——“文化”概念与文化学科研究对象新探

本文作者把“文化”分为可数与不可数两个大类,认为国内学术界有关“文化”概念和文化学科研究对象的模糊认识主要起因于对这两类文化的混淆.“文化”和文化科学都是从比较中产生的,比较研究是文化科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文化学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可数文化,即特定社会、特定民族、特定社群在特定时代和特定地域里的文化系统和文化要素,而不是一般所认为的文化学科要研究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滇青铜文化与汉文化在云南的传播

滇青铜文化是在本地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中原青铜文化的因素而发展起来的青铜文化,特别是在汉赐滇王王印,设置益州郡后,滇青铜文化大量接受汉文化,并最后融于汉文化中。     

贵州的“龙文化”与“石文化”

龙文化“龙”,有生物龙与精神龙的区别。两者的外形与内涵都不一样,前者属于生物学的范畴,后者属于文化学的范畴。但无论是从古代生物学的角度看还是从民族文化学的角度看,贵州都堪称其“故乡”。古生物学中的“龙”,有恐龙。飞龙、鱼龙等。而古代贵州,除有众人熟知的恐龙外,还有出土于兴义、安龙、关岭、清镇、大方和贵阳三桥等地被古生物学家称之“胡氏贵州龙”、“意外兴义龙”。“顾氏三桥龙”、“宋氏清镇龙”。“中国弯曲龙”等多种。特别是生活在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兴义市顶效镇绿荫村一带的“贵州龙动物群”,除了…     

地方志“大文化”与“城市文化赋值”

编纂地方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一项优良的化传统。这个传统源远流长。到底我国修志始于何时,各家意见不一致,但其中说法较多的是：周初的“古国史即古方志”,它已有三千年历史。就是按通常大家可以接受的从汉代的“图径”算起,至今也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再退一步说,从地方志的成熟时期的宋     

“滇夷图”民族志遗产的内涵与价值

正"苗蛮图"、"蛮夷图"、"蕃社图"、"职贡图"等,是以"中国(中原华夏)—四方(蛮夷戎狄)"为基本框架的中华"多元一体"的古代文明体系中,华夏社会视野下对边疆"非我族类"的图像表述,是王朝文明中心的边缘镜像。滇、黔"苗图"、"夷图"就是明清时期云贵高原"改土归流"历史背景下,形象、深刻描绘了西南非汉族群社会文化的一类图像民族志作品,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地志性、系统性,是中国古代苗蛮图像民族     

论滇文化中的横銎兵器

云南考古发现的青铜器物中,横銎兵器以其较强的艺术性和观赏性而备受重视,堪称是滇青铜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本对其类型、年代及发展、铸造及其使用诸方面作了探析。认为横銎兵器出现于春秋晚期,发达于战国、西汉初中期,消失于西汉末至东汉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滇青铜化的面貌。     

“滇王玉衣”名称及相关问题驳正

云南省博物馆藏一组玉片,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大墓,名之"滇王玉衣"。揆诸史料,无论是从数目、工艺、面积还是出土状况来看,其与汉代敛葬玉衣都存在显著差异,然与文献中记载的"鳞施"高度相似。本文对石寨山6号墓出土玉片的产地及定名等问题展开讨论,认为其为滇国本土所制,且坯片部分宜称"鳞施"而非"玉衣"。"鳞施"的出现,是彼时厚葬之风与贵玉观念在滇地盛行的体现,亦是古代云南边疆与中原政治联系、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     

试论腾冲出土青铜案与“滇越”之关系

1989年元月初旬,在云南保山地区腾冲县曲石乡江南村张家寨麻栗山出土两件青铜器,一为铜案,一为铜盒,系当地农民张正益建房扩地基控削山坡时掘出。 铜案由案面、脚架组成,案高11.4厘米,案面长38.6厘米,两头宽24.3厘米,中间宽15.2厘米,厚0.35—0.4厘米,四角微上翘,中间稍狭且微凹,呈弧形状。案面下前后两侧连接对称“山”字形脚架,脚架由上端三根纵架,下端一横架组成(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