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史学思想探析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郑樵占有重要的地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中,对郑樵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有关系的有三人：一、刘知几;二、郑樵;三、章学诚……此三人的见解,无论谁都值得我们专门研究。”“史界之有樵,若光芒之一彗星焉。”作为一位史学大家,郑樵的史学思想是非常丰富的,本拟就郑樵史学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几点略作探析。     

章学诚史学批评的目的与方法

一、史学批评的目的 章学诚进行史学批评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下面从两个方面对其思想加以论述。人学以明道。“道”是章学诚思想里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文史通义》和《校通义》里均有《原道》篇,可见其对“道”的重视。章学诚所说的“道”,指的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在论道方面,章学诚最主要的贡献在于提出道是变化的这一点上,清朝乾嘉年代,汉学昌盛,汉学家     

汉唐时期的以史解《易》

汉唐时期,易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重要成就。在汉唐易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易学家以史解《易》征引的史实蕴涵了历史兴衰教训和历史变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周易》义理相互通约。汉唐时期以史解《易》的运用,丰富了治《易》的方法,深化了《易》之微言大义,拓展了史学自身的历史观念,促进了易学与史学的双向互动,为后世"参政史事"易学的勃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光的易学历史观探析

本文主要探讨司马光的史学与其经学之一的易学之间的关系。司马光通过其易学形式表达了独具特色的历史观。他提出易道的观念,认为凡宇宙之间皆易,易就是阴阳之变、五行之化,这就对自然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原则作出了界定;又提出圣人作《易》,为数亦为义,义急、数亦急,以义与数作为历史发展普遍性原则的重要内容;并认为《易》是对易道的表征,《易》有见微而知彰、原始而知终的史学功能;在探讨自然和人类历史存在的形式时,司马光还提出阳非阴不成,阴非阳不生,阴阳之道表里相承的观点,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揭示了其应有的价值目标和方向。     

司马迁的易学思想

司马迁的易学思想在中国史学史、易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司马迁继承、发挥《易传》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以及董仲舒的天人之学,力求通过历史记载来“究天人之际”。他志在“通古今之变”,更是以《周易》通变思想为圭臬的。《周易》的忧患意识、革故鼎新思想、德治精神及尚贤、养贤思想等在司马迁那里均有所反映。易学是司马迁史学的哲理基础。     

经史尊卑论三题

在中国学术史上,经史关系源远流长,经史尊卑确有纷争。本文以《汉志》“史附于经”现象、宋代“荣经陋史”观和明清“六经皆史”说三个涉及到经史尊卑的重要论题展开讨论,认为《汉志》“史附于经”只是一种目录分类现象,没有反映汉代经学与史学已经学科分离的客观事实,不能作为汉代史学依附于经学的依据,也不能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先后、尊卑和主从依附的关系。宋代义理之学提倡以经为本、先经后史,有一种普遍重经、荣经的倾向,但就其代表性学派程朱理学的经史观念而言,其荣经是实,陋史则不确;尊经是实,卑史则不尽然。明清学者重视阐发“六经皆史”,普遍主张道器合一、理事合一与经史合一,然而与明代王阳明主张经与史同具于吾心、王世贞以经史区分典籍、李贽以否定儒学权威为目的的学说旨趣不同,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主旨思想,是要后世史学效法“六经”切于人事的学术精神、崇尚“六经”“圆而神”、“方以智”的撰述旨趣,以经世致用和史学变革为目的;明儒不以尊卑论经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也无贬低经学之意蕴。     

新修方志特色过眼录之四(上)

锦上添花话外篇———录《宁波市志》　　古代许多重要学术著作往往分内篇、外篇 ,如刘知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两部重要的史学评论就是如此。一般说来 ,内篇多为学者学术宗旨之所在 ,外篇则是余论性质 ,旨在补内篇论述之不足。黄宗羲曾经指出 ,每个学者治学都有自己的学术宗旨 ,而这些宗旨正是“其人之得力处 ,亦是学者们之入门处”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史德”、“文德”等重要论点都出自《文史通义》内篇。但是 ,作为地方志这种著作 ,设内外篇者却不多见。因此 ,接到《宁波市志》主编俞福海先生寄赠的《宁波市志外编…     

“刘言史法，吾言史意”——章学诚与刘知几史学歧异探析

“史法”与“史意”是章学诚的重要学术术语,是研究章学诚与刘知几史学异同关系的关键,也是把握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关键。本从章学诚所界定之“史学”涵义入手,认为“史意”是针对一家述而言,“史法”是针对馆局纂修而言,“史法”与“史意”能够体现出章学诚与刘知几的分歧所在。     

刘知几的易学与史学

作为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同样也非常重视对《周易》与易学的取鉴。他将唐代易学家推崇的"变易"、"不易"、"简易"之道应用于相关的史学批评,在其史学发展观、史学叙事理论以及对"史法"、"史义"的辨正里,都可见刘氏对易学理念与思维的融汇贯通。这不仅体现着中国古代史家易、史互通的传统在唐代的延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易学的发展状况。     

也谈章学诚“六经皆史”

章学诚(实斋)在《文史通义》的卷首,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提出“六经皆史”的论断,而在书中其他篇章又多次论述“六经皆史”、“六经皆器”、“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但“六经皆史”的命题并非章氏所首创。而柴德赓先生在《章学诚的学术思想》(载《光明日报》1963年5月8日第4版)一文把这个命题说成是章学诚的“一种创见”;周予同、汤志钧先生也认为章学诚以前,虽已有人提到“经”“史”的关系问题,“但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却大有区别。”因而肯定“‘六经     

《周易》与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变精神

中国古代史学通变精神的哲理基础是儒家经典《周易》的通变思维,《系辞下》将这一思维概括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受此影响,历代史家都普遍重视以《周易》的通变思维来解说历史,由此形成为一种民族的史学精神。早在先秦时期,《左传》便开始以易解史,将《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解说历史变动的重要依据。具有易学家学渊源的司马迁,深刻领会《周易》"长于变"的特点,最早提出以"通古今之变"为撰史旨趣,《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和承敝通变的眼光,来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治乱兴衰之变,以历史学的形式彰显了《周易》的通变思维。《史记》以后的中国古代史学,无论是通史、断代史,还是史论之作,都普遍以《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哲理基础,传承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撰史旨趣,在历史与史学的撰述与评论中重视体现通变的精神。     

《文史通义》中的“家学”问题与章学诚“三书”说新探

章学诚标榜为"家学"的史学理论,是以目录学为根基的历史编纂学;以目录学之法治方志,是章学诚方志理论的学术本色。章学诚的"方志立三书"说中,"方志"指方志学而言;"三书"是章学诚以目录学之法治方志这一学术视野下的三个学科门目。志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尚书》《春秋》之学的再现,本于刘向、班固的目录校雠之学,即章学诚推崇的撰著之书;掌故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周官》《仪礼》之学的再现;文征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十五《国风》之学的再现。这两者辅志而行,是纂辑之作。"三书"说阐述的是两种不同的治学途径。     

《周官》、《春秋》与章学诚的史学

《周官》与《春秋》从不同角度影响了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周官》是其辨析和认识古今学术流变的依据,也是其倡导经世精神的思想源泉;《春秋》则是其倡导别识心裁、独断之学,否定积弊日深的官修史学的理论武器。章学诚还强调《春秋》、《周官》可以互相补充,据此将史书体裁分为记注与撰述二种,具有重要史学意义。     

传统史学理论在民国史学界的回响——论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传统史学虽在西学东渐的强力冲击下失去了主流地位,但仍然保持着一种血脉上的延续与发展。从章学诚到刘咸炘,呈现出传统史学理论在近代自省式的演进路径。刘咸炘阐释了章学诚关于浙东史学、六经皆史、记注与撰述等问题与范畴的论述,这些心得沉淀为刘咸炘史学理论的亮点和底色。刘咸炘还深入比较章学诚史学与西方史学,回击了西方史学优越论,坚守了中国本位的史学立场。刘咸炘承袭章学诚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的衣钵,堪称"续章"的代表人物,但其中又有"匡章"之义。刘咸炘提出的"察势观风"已突破了章学诚史学的固有疆界,在近代史学史上自成一派。"续章"强调的是继承史学传统,"匡章"则是对传统史学的革新,这既为近代本土史学理论的重建注入了必要的传统因素,也为传统史学理论在近代学术转型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在新旧史学和中西史学的交汇、碰撞、嬗变中,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引起了内藤湖南、钱穆、蒙文通、齐思和等中外史学家的关注,从中可见中国本位史学家在民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史学精粹

<正>冯天瑜:《中国史学的制度文化考释传统》(《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制度是人类构建的约束自身行为之规则,是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习惯、法规、戒律的集合,其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结构性功能。中国有悠久的制度文化考释传统,以《尚书》、《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为代表的古代史著注重对制度文化的载述;以“通”、“典”为代表的记述典章制度的“典志体”成为一种代有传承的重要史体。     

说“通”

自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及其后世受封“史通子”以来,中国史学史上著述通史及以“通”命名史籍者就多起来了,以古代史学而言,编著通史者有梁武帝、杜佑、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等等;“通”命史者有《通史》、《史通》、《通典》、《资治通鉴》、《文献通考》、《文史通义》,等等。而在司马迁之前,《世本》、《竹书纪年》等也是通古今,只是未以“通”命名而已。近代以来,著述通史者更是继踵出现。看来,中国史学有个通古今的古老传统。故章学诚有“通史家风”之说。白寿彝先生很重视这个传统,既著文评论又身体力行。今值白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及八十寿辰之际,我想试谈多年来面聆先生教言的一点心得及研究“通”的传统的肤浅体会,借以祝福先生寿高泽长,并祈教正。     

章学诚的史意与史料观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少喜史学,而后以治史为己任。曾修方志多种,《史通义》和《校雠通义》等。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赞日：“其所《史通义》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近几十年来,对章学诚及其作、思想等研究可谓达到题无剩义的地步。今不揣浅陋,就章学诚的治史与史料思想作一浅论,敬请方家指正。     

“六经皆史”说的理学渊源及其意蕴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只有诉诸理学的语境才能获得完全的理解。程朱理学在道器的层面区分了形上之经学与形下之史学,内在地割裂了经、史的关系,最终导致理学末流空谈心性的学术流弊。从史学史上看,理学自发端以来所倡导的"经以载道"及"经本史末"不仅没有影响史学的发展,反而促成了史学的理学化转型。史学的理学化不仅在史学实践方面形成了宋代史著别具一格的理学特色,而且还在史学理论方面衍生出明代王世贞的"《六经》,史之言理者也"以及清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通过对"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的系统阐释,打破了理学家"经以载道"的观念,开启了以史明道的新路向。通过追踪经、史关系自理学以来的演变过程,本文最终厘清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理学渊源及其真实意蕴。     

方志浅谈

五、方志的体例方志经过长期发展,体例日趋完备。乾、嘉之际,章学诚集历代方志体例之大成,提出了著名的《方志立三书议》,从此,方志体例有了一定规范。方志的体例,不但与地记、图经、区域志等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而且深受史书传统的影响。我国史学发达,史书体例多样,对方志例体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编年、纪传二体,此外,尚有政书体和文选体。编年体以时间为线索,按年月叙事,《春秋》开其端,《左传》、《资治通鉴》及历朝实录均属此类。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有本纪、列传、表、志等,《史记》开其端,二十五史均属此类。政书体以典章制度为重点,有典、志、考、略等,《周官·六典》开其端,《通典》、《通志》、《通考》以下“十通”及各朝“会典”、“会要”均属此类。文选体以诗文为范围,《诗经》开其端,《昭明文选》、《文苑英华》、《文鉴》、《文类》均属此类。     

也谈章学诚的妇女观

本文全面考察《章学诚遗书》中所有妇女传记之文,辩明章学诚妇女观的进步性;指出其妇女传记是史德观的实践,其妇女观是他经世史学思想的体现;学术界过去对章学诚妇女观的认识是一种偏见。文章还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章学诚晚年“骂袁”文章的成因,指出不能单凭其几篇意气之文,全盘否定他妇女传记的价值及其对妇女问题的识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