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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致癌 央视报道指出,近年来,湖南省口腔癌患者大幅增加,而患口腔癌最重要的因素是嚼槟榔,口腔癌患者60％部与吃槟榔有关。早在2003年,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就把楱榔列入“黑名单”,和烟酒、砒霜等同列为一级致癌物。据统计,目前湖南槟榔产业年产值达到100亿元。印度是世界上槟榔消耗量最大的国家,口腔癌发病率也居世界第一,印度现在商业化生产的槟榔已被要求贴上有害标签。     

明、清、民国海南方志槟榔习俗变迁研究

明清时海南人用槟榔消瘴、忍饥,在长期的发展中,槟榔成为人们社交和婚礼习俗的载体。清末民初瘴气渐消;抽烟习俗的形成,香烟取代槟榔成为社交礼仪的载体;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的传播,社会风气变化,现金取代槟榔成为婚礼习俗的载体。吃槟榔只是个人饮食行为,槟榔只作为黎族的社交和婚礼习俗的吉祥物,由海南的传统习俗演变为黎族习俗。     

唐宋西南、岭南瘴病地理与知识阶层的认识应对

唐宋时期瘴气、瘴病主要分布于西南山区,瘴病主要分布于四川南部泸、黎、戎州一线、长江三峡地区、云贵高原及岭南广西盆地,瘿病主要分布于秦巴山区、川西北山区及长江三峡一带。本文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考察认为,唐宋时期知识阶层经历了对以瘴病为主的地方性疾病由盲目恐惧悲观到不懈地探索及医学应对转变过程,其中对瘴气的地理学认识、瘴病的预防及辩证治疗最有成就,从一个侧面加深了对西南、岭南地区地理复杂性的了解。更为重要的是在对付瘴病方面士人积极进行移风易俗运动,从根本上倡导文明进步的应对观念行为,不仅对西南、岭南疾病地理有了较为科学的认识,而且在应对以瘴为主的环境疾病,推动西南、岭南地区社会文明进步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槟榔西施：台湾的特色职业

从台北到屏东,无论漫步商业街区还是车行乡间公路,路边的槟榔店总是一道难忘的风景线。这些槟榔店占地并不大,小的只有五六平方米,大的也就十几平方米,里面的陈设也很简单,仅一个冰柜、一张桌子和几张高脚凳而已。不过,透过落地玻璃窗,可以看到穿着泳装或薄纱的妙曼少女或站或坐,对着过往路人挠首弄姿,这就是蜚声中外的＂槟榔西施＂,也是槟榔店最引人眼球之处。     

从“障”到“瘴”:“瘴气”说生成的地理空间基础

瘴气研究是目前环境史、疾病史研究的热点,但以往研究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南方的环境疾病被一致书写为"瘴",而不是别的某种表述?"瘴"原作"障","障"字在东汉中后叶(127-200年)已具备描述环境疾病的功能。"瘴"字则可能出现在西晋至南朝刘宋初年的一段时期,或许是从"障"的俗字——""演变而来。从字源、字义与文字的表达意象来看,"障气"之"障"凝结了空间阻隔意象与边疆意象,这一概念的生成与广泛使用,则体现出中原汉文化强烈的地域意识。     

《槟榔屿志略》与槟城华侨史料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原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 )资料室藏有一部十卷本的《槟榔屿志略》。可能是由于流传不广的缘故 ,海内外的东南亚和华侨、华人史学界对此提及者甚少。实际上 ,《槟榔屿志略》一书是国人对槟榔屿较为完整和全面的最早记述之一 ,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研究意义。本人不揣学浅 ,在此愿就该书的内容及其史料价值作一简要的介绍。一　作者及其版本源流《槟榔屿志略》的作者为力钧 ,福建永福 (今永泰 )人 ,生卒、生平不详。据力钧本人于该书“自识”中所述 :其于光绪辛卯 (1891年 )南游至新加坡 ,见到左秉隆总领事所著《海南群…     

张镃卒年考

张镃为南宋时著名诗人,因得罪权相史弥远而编管象州,其卒年目前尚无定论。吴泳制词"一偾二纪,遂死瘴乡"之"偾"字有死亡和仆倒两种解释,据此可判定张镃要么卒于1212年,要么卒于1234年。而通过字义、文法的考察,情理的推断以及文献的记载等,"偾"当释作死亡。也就是说,自吴泳端平二年(1235)作制,张镃已死瘴乡24年,故其卒年应为1212年。     

东莞槟榔歌的缘起、功能及其民俗意义

《民俗》第四十三期开设了一个“槟榔专号”,上面登载了六篇关于槟榔的文章,有三篇是容嫒撰写的,其中有一篇题为《东莞的槟榔歌》,记录了作者所搜集的五首槟榔歌。文章开头有一段序言：“那时世家闺秀,于婚嫁后数日,嫂嫂、姊、妹、姑、侄等,因悬念新嫁娘之殷,     

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的历史地理探索

槟榔是我国传统的药材及嗜好品,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栽培和嚼食史,国内对此方面的研究尚嫌薄弱。本文从历史地理角度对我国槟榔种植格局,槟榔习俗文化空间分布与地区差异,槟榔的制作、嚼食方法及销售方向,槟榔礼俗的衰减四个方面作了进一步探讨,希望有助于学界对槟榔栽培与槟榔习俗文化历史演变的深入研究。     

清代云南澜沧江、元江、南盘江流域瘴气分布区初探

清代,随中央王朝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统治和开发的深入,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及方志纂修的兴盛、亲履瘴区人士的增多,使瘴气得到了相对广泛和详细的记载。各地生态环境的变迁,使瘴气分布区逐渐被分割成一些相对独立的区域,这些区域交错集中在深山河谷中。纵贯滇西南、滇南、滇东南的澜沧江、元江、南盘江流域是云南自古以来的重瘴区,主有要顺缅、景东、普镇、镇南、元江、临安、开化、广西、广南等瘴区。     

试论明清时期瘴气对广西社会产生的影响

由环境恶劣及其变化而产生的疾病是从古至今的中国人都必须面对的灾难之一。这些疾病不但会影响到个人的身心健康,而且对整个人类群体的社会活动,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由瘴气所引发的瘴病和瘴疾就是环境疾病之一,在尽人力却难制天命的古代社会里,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尤其巨大。由于广西瘴情严重,瘴气对广西的民族分布格局、官僚制度、军事征防、民族文化、交通发展等方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台湾夜色中的槟榔西施

台北或桃园一带的高速公路旁,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总能见到一些穿着单薄,甚至半裸的女孩子,坐在透明玻璃屋里的高脚椅上,翘首等待路过的汽车停下来,买一点自己手上的槟榔。这就是台湾著名的"槟榔西施"。     

东南亚槟榔文化探析

自古以来，东南亚一带的居民就养成了嚼食槟榔的生活习惯，并形成了与槟榔有关的文化，在礼待宾客、婚聘等方面，槟榔成了必备用品。槟榔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槟榔自身特殊的属性、当地的地理环境等均有密切关系。     

二十世纪初期的槟榔屿华人知识分子——以《南洋英属海峡殖民地志略》记载为例的分析

以宋蕴璞《南洋英属海峡殖民地志略》一书为主要研究材料、槟榔屿华人移民社会中的华人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简述了宋蕴璞笔下二十世纪初期的槟榔屿华人及其中的知识分子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基本情况,并对其在发起、推动和参与建设学校、发起书报社、筹办报馆、参与社团等方面的文化教育活动,以及他们漂泊海外的情感归依进行了分析梳理。     

论瘴病对宋代广南西路军事活动的影响及宋朝政府的应对

两宋时期,宋朝在广南西路的军事活动十分频繁。特别是宋神宗年间,广南西路先后经历了狄青南下平定侬智高起事、宋越熙宁战争爆发等事件。由于后勤保障不足、岭南瘴气多发等因素的作用,宋朝南下军队出现了士兵多发瘴病的现象,进而影响宋朝在广南西路军事活动的成败。宋朝政府通过遣派军医随军诊治、颁赐药方、调整军队戌守制度、招募广南西路少数民族士兵等策略加强对瘴病的治理防控,有效地消除了瘴病对广南西路军队的影响,为此后中原王朝在边疆的军事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成瘾消费品的多重身份——以湖南湘潭槟榔为例

基于文献与田野资料，通过对湘潭槟榔社会文化意义的阐释，发现槟榔在当地存在的形式与合理性，即其在角色转换中对人们各种需要的满足。     

瘴气研究综述

瘴气作为一个区域性、历史性的名词及对瘴区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生态现象,在中央王朝对南部、西南部、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经营过程中有着重要影响,“蛮烟瘴雨之乡”成为南方尤其是闽赣、两湖、桂粤、滇川黔等地的别称,瘴气和瘴区成为死亡毒     

观念、组织与认同准则——19世纪英属槟榔屿邱氏宗族再建构与社群形塑

论文以槟榔屿五大姓中的邱氏作为重点分析对象,梳理了19世纪邱氏宗族移殖槟榔屿的历史脉络、邱氏宗族组织的形成和作用,并对邱氏宗族认同准则的不同边界进行了具体分析。1786年槟榔屿开埠后,来自福建海澄三都的邱氏人数逐渐增多,经过19世纪上半叶的发展,在19世纪中期建立了融神明祭祀与祖先祭祀于一体的大宗祠组织——龙山堂,并重修了族谱。在19世纪的槟榔屿,邱氏的认同首先是宗族内部按照房派来划分的血缘认同;在宗族之外,则有闽南方言、福建公司、海澄三都、三魁岭等范围大小不同的方言群和地域认同。这是邱氏在海外采取的认同层次,体现出邱氏多面相的宗族发展策略,也成为邱氏宗族乃至闽南社群形塑的主要途径。邱氏宗族组织的再建构,代表了英属马来亚地区华人社群形塑过程中血缘认同的一种典型形式。     

地方社会孕育的习俗传说——以明清湘潭食槟榔起源故事为例

湘潭人嗜食槟榔,于当地形成槟榔文化。但槟榔并非产自本地,而是自海南等地贩运而来,并于明清时期逐渐成习。在对湘潭食槟榔起源故事进行民俗学考察的基础上,对外地食俗如何进入当地社会进行了研究。并在湘潭地方历史背景下,通过起源故事来还原食俗的形成过程,对食俗形成原因作了进一步探讨。     

贵阳印象

<正>来了,去了,又来了。贵阳与我若即若离。那是一个阴冷的黄昏,我到了贵阳。我是从上海出发,在重庆下船,就随汽车在凉风垭公路上吃力地盘旋。山连着山,一座一座,峰峦俨如威仪棣棣的屏障,乳白色瘴雾在山腰静静低徊,蓝天呢,深邃又缥缈。这对在海边出生长大的我是开眼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