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高山苗”辩

苗族,大多住在山坡上,而有“高山苗”之称。又说：“高山苗,水仲家,仡佬住在石旮旯。”乃是以其居住的环境不同而名之的。可是,有的人却以“山居”、“水栖”为其居住民族的一种习性而津津乐道。这并非今日才有,早在历史典籍中就有过记载。如称“盘瓠”蛮“好山恶都”《搜神记》：“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后汉书·南蛮传》。人们不禁要问：苗族真是“好山入壑,不乐平旷”的么﹖事实究竟是如何呢﹖“盘瓠”传说,源于湘黔交界的武陵、五溪地带,现今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那里山高箐深,确乎是苗族聚居的地方。苗族也许是…     

元代瓷器的生产与技术

《旧唐书》称蒙古族为“蒙兀”,《新唐书》称之为“朦瓦”,《辽史》称之为“盟古”,明初修《元史》称为“蒙古”。传说蒙古族起初住在斡难河(鄂嫩河)的不儿罕山(大肯特山)。到赤都忽儿孛阔时,出现了联盟的军事集团,宋孝宗谆熙十六年(1189年),铁木真被选为合罕(军务酋长)。     

郑献甫的獭祭诗

以典故为诗,或称用事使典,或称用典使事,不始于宋,也不始于唐,但它却是宋诗的主要特色之一。明代费经虞《雅伦·用事》：“胡元瑞云：用事之工,起于太冲《咏史》。唐初王、杨、沈、宋渐入精严;至老杜苞孕汪洋,错综变化,而美善备矣;用事之僻,始见商隐诸篇。宋初杨、李、钱、刘愈流绮刻;至苏、黄堆叠诙谐,粗疏诡谲,而夷陵极矣。”郑献甫称堆砌典故之诗为“獭祭诗”,本于宋代吴炯《五总志》：“唐李商隐为,多检阅书史,鳞次堆集左右,时谓为獭祭鱼。”[第一段]     

牛才子三题

乡贤牛兆濂,史称号“蓝川”,未有疑之。但其究为牛氏自号还是他号,尚有探究的必要。《蓝田县志》、《西安教育志》等均称其“字梦周,号蓝川”,明显认为是自号;《西安近代中等教育》载张涵均《理学家牛兆濂》称：“……因多年讲学于本县蓝水(灞河)之阳,宋代名理学家吕大临、吕大防兄弟创办的芸阁学社遗址,故被人尊称为蓝川先生”,又清楚地指之为他号。     

宋代矾产地“西山保霸州”考

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185称“矾之出于西山、保霸州者,售于成都、梓州路”(第4535页,标点照录)。《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中华书局 1992 年)卷 295 记“矾之出于西山、保霸州者,售于成都、梓州路”(第 7192 页,标点照录)。对上文之“西山保霸州”,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第 193 页认为是河北的西山、保州、霸州三地产矾;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第二册(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457页却认为此保州、霸州在成都府路,但语焉不详。笔者认为上引《宋史》与《长编》文标点均误,正确标点应为“矾之出于西山保、…     

西周金文“初吉”之研究

一传统解说难于否定酉周行用朔望月历制,朔与望至关重要。朔称初吉、月吉,或称吉,又叫既死霸（取全是背光面之义,死霸指背光面）,或叫朔月。这种种称名,反映了周人对月相的重视以及朔日在历制中的特殊地位。传统的解说,初吉即朔。《诗·小明》“正月初吉”,毛传：初吉,朔日也。《国语·周语》“自今至于初吉”,韦注初吉：二月朔日也。《周礼》“月吉则属民而读邦法”,郑注月吉：每月朔日也。《论语》：“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曰：吉月,月朔也。《诗·十月之交》“朔月辛卯”,唐石经作“朔日辛卯”。《礼记·祭义》“朔月月半,…     

为“茶”正名

唐代以前,“茶”字还没出现,那时,茶的名称五花八门。《诗经》里有“荼”字,《尔雅》称茶为“槚”,《方言》称“蔎”,《晏子春秋》称“茗”,《凡将匾》称“荈”,《尚书·顾命篇》称“诧”。陆羽《茶经》总汇诸称：“茶,南方之嘉禾也……,其名一日荼、二日槚、三日蔎、四日茗、五日荈。”另外．还有一些别称,如水厄、酷奴等等。可惜没有一个字其原本含义是指茶的。     

为番薯引种的人

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甘薯疏》写道：“薯有二种：其一名山薯,闽、广故有之;其一名番薯,则土人传云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前者为我国本土所固有的,古籍称薯、藷、薯蓣等,晋嵇含《南方草木状》称“甘薯”(与今“甘薯”名称所指有所不同);后者是从海外异域传入的。     

因书读别字贬官

古人文风至严,因一字之书写读音之误而贬官乃至殃及他人者均不乏例在。 《旧唐书·严挺之传》载:侍郎萧炅将《礼记》“蒸尝伏腊”之“腊”误读为“猎”,挺之上奏称“省中岂有伏猎侍郎?”遂贬萧炅为岐州刺史。 《通鉴》晋安帝元兴三年(404)载:     

读史扎记(四则)

祁奚荐贤原文：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抓,其仇也。将立之而丰,又问焉,对日：“午也可。”于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日：“孰可以代之？”对日：“赤也可。”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馅;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窃书》日：“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解狐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管。建一管而三物成,能举善也。夫唯善,故能举其类。《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译文：邓奚请求告老退休。晋侯问什么人可以接替他的职位。祁奚举荐解狐,而解狐是他…     

竹韵飘香处

洛宁竹文化源远流长。据《汉书律历志》记载：“黄帝使伶伦取竹于嶰溪之谷(今洛宁金门山)以生而空窍,厚薄均者,断而截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官,制十二筒以应凤凰之鸣。《九州纪要》“金门之竹,可为笙管,言竹之合节耳”。《玉泉记》载：“取宜阳竹为笙管,河内葭莩为灰,吹之以候阳气”(宜阳、洛宁旧同属一个政治辖区)。《后汉郡国志》：“宜阳有金门山,竹为律管”。     

《嫘祖研究的补充意见》读后的几点意见

读《巴蜀史志》2000年1期老屯的《嫘祖研究的补充意见》(下称《意见》)后,本着还历史本来面目,特提出几点意见：一、赵蕤《唐碑》不避讳玄宗“隆、基”二字,证明《唐碑》确为赵蕤所撰,非《意见》所言伪作：《意见》言《唐碑》中“典礼之隆”、“奠国基”,犯了玄宗隆基之讳,断言《唐碑》为伪作,从而否定嫘祖故里在盐亭。     

蜀中八仙考

“八”为古代斗贯数目,源于四方四隅,古之“八卦”最为形象。称事物日：八柱、八洞、八景、八极、八节。称神日：八神、八蜡。称人物日：八元、八值。犹甘四,卅六等习语。淮南王刘安与“八公”往来而得神仙之术,淮南八公己有“八仙”之名。南朝梁陈时人沈炯《林屋馆碑》：“淮南八仙之图,徽乡九井之记”。此所云八仙即指淮南子学道之八位神仙。他们是：苏飞,李尚,左吴,田田,晋昌,雷被,毛被,伍被（高诱注淮南子序目）。唐时已有《八仙图》与《八仙传》,似指淮南八仙而言。唐末杜光庭《录异记》卷一记淮南王八仙事又异其名为：文…     

那些难听的和好听的小名

孩子取小名之俗,古已有之。《礼记·檀弓》里说：“始生三月而加名。”《白虎通德论·姓名》里也说：“名者,幼少卑贱之称也。”这里的“名”指的就是小名,因为按古礼,长大后还要别取正名,也就是现在民间俗称的“大名”、“大号”。     

《忠肃集》（点校本）校正（二）

页17《辞免门下侍郎表》,行2：“久负邱山莫报之恩。”页34《谢青州到任表》,页35行1：“假邱随之便藩。”页36《乞致仕表》,行2：“俾退养於邱园。”页36《第二表》,行8-9：“岂特邱山之重。”页38《谢分司蕲州居住表》,[第一段]     

试论“巴讴”与“巴人”

试论“巴讴”汉晋人著作中 ,言及有所谓“巴讴”、“女翟舞”者 ,是研究古代巴蜀地区文化史的重要材料 ,不可忽视。略引二条 :扬雄《蜀记》 :“蜀之先代人椎髻、左语 ,不晓文字 ,女翟讴歌 ,巴土人之歌也”。左思《三都赋·魏都赋》 :“(巴人 )或　 (椎 )结而左言 ,或镂肤而钅赞发 ;或明发而女翟舞 ,或浮冰而卒岁”。“女翟讴歌”简称“女翟讴”、“讴歌” ,既是“巴土人之歌” ,亦可称“巴讴”。“巴讴”是古代巴蜀地区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群众文化活动。在人类的原始社会 ,当艺术刚从劳动中产生出来时 ,诗歌、音乐、舞蹈还未发展为独立的…     

说《周礼》、《仪礼》、《礼记》

《周礼》、《仪礼》和《礼记》,今日合称“三礼”。“三礼”之名,起于东汉之末。郑玄注“三礼”后,特崇《周礼》,而后人又崇郑学,于是《周礼》就一跃而居“三礼”之首。十三经中,所以将《周礼》列于《仪礼》之前,殆以此也。《左传》中经常提及的《周礼》,可能是周公的旧典,不一定是今日的《周礼》。现在的《周礼》,大约出现于战国时期,本名《周官》(《史记·封禅书》),也称《周官经》(《汉书·艺文志》),后称《周官礼》(《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又尊称《礼经》(荀悦《汉纪》卷二十     

《旧唐书》标点勘误一则

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1版、1997年3月北京第6次印刷《旧唐书》卷八对开元四年(公元716年)蝗灾地域的点校,颇值商榷。现将原文摘引如下：是夏,山东、河南、河北蝗虫大起,遣使分捕而瘗之。在中国中古时期以前的地域观念中,山东一般指华山或崤山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平原或太行山以东地区,河南河北则泛指黄河南北地区(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8、696页)。这种地理观念在唐代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李世民大破拥有“山东之地”的窦建德后称“河北悉平”(《旧唐书·高祖本纪》),河南、河北郡望的士族称“…     

治学门径有新篇——《目录学讲义》评介

<正>目录之学,源远流长。古代学者十分强调目录学对于读书治学的重要性,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塗,方能得其门而入。”(1)又云：“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2)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亦认为：“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目录学得到长足发展,其标志之一就是涌现了一些目录学著作,主要有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     

云冈石窟尼寺考

云冈石窟早在北魏开创之际并无“云冈”之称,而是以“武州山石窟寺”(也作“武周山”)之名而出现的。“灵岩”、“云冈”之称约始自明嘉靖时。①据道宣所撰《广弘明集》中记载:“……谷深三十里,东为僧寺,名曰灵岩。西头尼寺,各凿石为龛容千人。”由此可知,唐代云冈石窟被称作“灵岩”的同时,还有一处“尼寺”存在于“灵岩”之西。从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得知,北魏时云冈石窟也有一处比丘尼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