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普生与斯坦因所获佉卢文文书

英国梵语学家爱德华·詹姆斯·拉普生（Ｅｄｗａｒｄ Ｊａｍｅｓ 　Ｒａｐｓｏｎ, １８６１－１９３７年）是斯坦因中亚考察所获佉卢文文书的主要整理刊布者。本文通过对拉普生毕生学术活动的介绍,系统地勾画了以拉普生为主的英、法学者对斯坦因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佉卢文文书的考释经过与考释成果。本文作者又结合自己１９９５年在英国国家图馆找到的照片资料和在牛津大学查阅的档案资料,对拉普生及其弟子布娄考释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佉卢文文书的经过首次做了披露。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四次中亚科学考察的比较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中国主要有四次大规模的中亚科学考察,即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９３５年５月）、中法科学考察团（１９３１年５月—１９３２年３月）、美国中亚科学考察团（１９３０年５月—１０月）、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１９３０年８月—...     

1913年狩野直喜、泷精一调查英藏斯坦因搜集品之经过考补

日本学者狩野直喜与泷精一于1913年同赴大英博物院,调查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本文作者曾依据狩野直喜、泷精一等人的调查报告,在《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一书中列专节对此事件加以介绍.本文利用欧洲藏斯坦因考古档案中与此事件有关的新资料,对此事件的前因后果与详情细节进行补充性考证,可为国际敦煌学史增添新的内容.     

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持中国护照简析

作者1995年在英国发现了清政府外务部为斯坦国第二次中亚考察颁发的游历护照。本文对该护照的由来、内容及后果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与分析。作者认为,该护照将斯坦因的官衔拔高为“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等并要求西北各地方官员“照约妥为保护,毋得留难阻滞,致干查究”,结果误导了他们,致使斯坦因在考察期间未受任何阻拦和限制。同时作者也认为,该护照虽然认可斯坦因来华“考查古迹”,但并未准许他发掘、购买文物以及将文物运出中国。     

从敦煌汉简历谱看太初历的科学性和进步性

从敦煌汉简历谱看太初历的科学性和进步性殷光明一汉代历谱的实物最早是于１９０８年,由英人斯坦因在敦煌汉长城遗址据获的。以后在敦煌的历次汉简出土中,均有若干历谱,这些历谱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本世纪初,由斯坦因第二、三次中亚考察时,在敦煌掘获约４０枚,这些...     

斯坦因第四次来新之经过及所获古物考

本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所藏历史档案,对斯坦因第四次来新疆考古的时间、地点、路线及所获古物最终归属进行了考证,从而使这个世纪之谜得到释解。     

马·奥·斯坦因第一次中亚探险期间发现的绘画品内容总录

对于研究中国西北部乃至整个亚洲中部地区历史、民族、民俗、美术、宗教等方面的学者来说,马·奥·斯坦因(M.A.Stein,一八六二——一九四三年)的古物搜集品和考察报告已是不可缺少的原始资料。这位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从一九○○年开始,以英帝国学者兼教育家的身份(一九○四年正式加入英国籍),曾对中亚(主要是中国新疆、甘肃等地)地区进行过四次探险性考察,其结果,是导致大量中国西北文物流落到欧洲和印度的一些著名博物馆与图书馆中。对斯坦因运往国外的文物进行整理、编目与研究,是当今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所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     

国外新疆现代史研究简况

新疆,这个位于亚洲腹地的中国边疆省份,历来为国外学者所关注。20世纪到新疆做过实地考察又被视为中亚研究权威的外国学者,当属斯坦因、斯文赫定和拉铁摩尔三人。斯坦因(Stein,Sir Mark Aurel,1862～1943)曾任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他受英印政府派遣,两次来新疆及甘肃一带访古。他在新疆的活动都是在本世纪初期进行的,其著作多属于考古学方面,如:《中国沙漠上的废墟》(Ruins of Desert Cathay,London,1912)、《斯坦因西域考古记》(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1933)等等。瑞典人斯文赫定(Hedin,Sven Anders,1865～1952)从19世纪末期起半个世纪内,先后八次到中国西部一带探险考察,足迹遍及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他所著的考察报告,如:《中亚考察报告》、《长征记》、《戈壁沙漠横渡记》、《亚洲腹地旅行记》、《我的探险生涯》     

让历史昭告世人──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揭谜

本世纪初,先后四次闯入中亚进行考古探险的英籍匈牙利人奥莱尔·斯坦因,从我国新疆、甘肃等地攫取了包括上万卷敦煌文书在内的大批宝贵文物。在西方世界不分青红皂白的喝彩声中,斯坦因一举成为声名显赫的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国际敦煌学家;与此同时,其空前的劫探行径,...     

黑城出土《西夏皇建元年庚午岁(1210年)具注历日》残片考

1913～1915年间,斯坦因在进行第三次中亚探险时,曾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子进行过发掘。所发现的纸质文书中,有一件印本历日小残片,编号为K.K.11.0292(j)。此件为正、背两面印刷。背面为何内容尚需研究,但正面为历日则毫无疑问。不久前,沙知先生在其《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一书中,刊布了此件图版,附有释文,并题作"元印本具注历残页"。不过,准确年代尚未究明。笔者利用古代历法的专门知识对其     

斯坦因与吉尔吉特写本--纪念吉尔吉特写本发现七十周年

1931年吉尔吉特写本的发现是继敦煌写本发现后亚洲佛教考古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自从吉尔吉特写本发现以来,国际学术界虽然对其内容的研究日臻完善,但对其发现、出土的过程仍缺乏足够的了解。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是第一个关注吉尔吉特写本的学。他在进行第四次中亚考察期间。在吉尔吉特写本出土后不久。于1931年6月16日至6月22日间逗留吉尔吉特,其间对这次发现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记录,并首次将这一发现通过报刊公之于欧洲学术界。本从亚洲考古学史的角度出发。对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等机构藏斯坦因考古日记、书信件等原始档案资料检查一遍。将其中与吉尔吉特写本的出土发现有关的资料加以整理,按照时间顺序公布于此,旨在为吉尔吉特写本研究提供一些背景材料,主要涉及到吉尔吉特写本的出土地点、出土时间以及吉尔吉特写本在发现之初的转手经过。     

1907年斯坦因与王圆禄及敦煌官员之间的交往

本文是作者2007年5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纪念敦煌学一百年(1907-2007年)国际会议"上提交并宣读的论文中译本.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其第二次中亚考察(1906～1908年)过程中,于1907年春、夏两季到甘肃省敦煌县考古.当时,敦煌县农民正在进行抗缴采买粮的运动,敦煌一带又流行瘟疫白喉.斯坦因乘敦煌县局势不稳定之际,利用敦煌县文武官员全力处理官民矛盾、无暇顾及文物保护的机会,在莫高窟与王圆禄道士秘密交易,骗购大批藏经洞文物.随后,斯坦因又利用敦煌县农民暴动后甘肃西部政局混乱之机,将藏经洞文物运出甘肃,造成敦煌文物的第一次大规模外流.     

和阗文物哈定搜集品获自摩尔多瓦克说

英国驻喀什噶尔副领事哈定于1923年在新疆和阗获得近百件文物,现藏印度国家博物馆、英国国家图书馆等机构,是比较重要的一批近代外流新疆文物.1928年出版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详尽报告书《亚洲腹地》,第一次著录了哈定搜集品.斯坦因、安德鲁斯均认为,哈定搜集品获自和阗英籍商人巴德鲁丁·汗,此说一直延续至今.最近美国华盛顿大学丹尼尔·沃和英国国家图书馆乌尔苏拉·西姆斯-威廉姆斯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现两幅斯克兰拍摄的和阗文物照片,从中分辨出哈定搜集品、斯克兰搜集品和特林克勒尔搜集品,贡献很大.但该文依据斯坦因、安德鲁斯旧说,认为这两幅照片拍摄于巴德鲁丁·汗家,哈定搜集品获自巴德鲁丁·汗.本文依据斯坦因考古档案等资料,认为斯克兰搜集品、特林克勒尔搜集品获自巴德鲁丁·汗和摩尔多瓦克两人,而哈定搜集品应来自摩尔多瓦克,两幅文物照片应系由斯克兰于1922年11月26日或27日在摩尔多瓦克家拍摄.     

英藏黑水城文献Or.8212/1344号写本《蒙求》残页考

英藏黑水城文献Or.8212/1344号写本《蒙求》残页属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的汉文文献中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其文字内容正为唐李瀚《蒙求》卷上之始。对英藏黑水城文献Or.8212/1344号写本《蒙求》残页进行考释与整理。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汉文简牍未刊部分

正斯坦因在四次中亚考察活动中,在我国新疆、甘肃和内蒙古等地发掘并带走了大量汉晋木简,最初分别藏在英国印度事务部和大英博物馆,其后整体转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对于这些简牍中的较完整者,斯氏都做了详细的编号,标明出土地点和序号,先后经由沙畹、罗振玉、王国维、马伯乐、张凤和大庭脩等人的整理考释而刊布[1]。此外还有2000余片削衣、杮片没有得到整理和刊布。1989年,郭锋前往英国     

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盗去我国文物简述

英人斯坦因来华偷盗我国古物,前后共三次。第一次在一九○○——○一年,第二次在一九○六——○七年,第三次在一九一三——一六年,每次都偷去了大批我国珍贵古物(一九三○年斯坦因第四次来华,被我人民驱逐出境,偷盗未遂)。第一次『考古』结果,印有报告书『古代和阗』(Ancient Khotan),第二次印有『西域考古记』(Serindia),第三次印有『亚洲腹部探险记』(In 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Kansu and Easthern Iran)。     

M·A·斯坦因其人

M·A·斯坦因(1862～1943)是一个为我国考古学界以及历史学界所熟知的英国籍考古学者。关于他这个人,在我国历来是贬大于褒,尤其他在本世纪初在我国西北地区尼雅、楼兰以及敦煌等处拿走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从而作为“文物盗窃者”恶名昭著。但是,客观地说,斯坦因又的确是一名学者,特别是由于他在中亚、南亚等地区进行了长年不懈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其业绩在世界考古学界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许多著作至今被奉为经典,作为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即便是在我国西北地区的考古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研究中,斯坦因的调查发掘成果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