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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长官,他已在日本投降的翌日即接到盟军统帅部发出的第一号命令:“蒋介石总司令阁下:鉴于日本已决定无条件投降之事实,盟军统帅部命令,台湾及北纬度16度以北法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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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突然侵占我东北三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下令撤兵,实行不抵抗的投降政策。在全国人民无限愤慨、各地学生游行示威的一片抗战声中,国民政府门前出现了一个“中国警钟会”,在国民政府对面大照壁前的一棵冬青树上挂了一口警钟,钟前竖了两幅白布大标语,一幅上书:“唤起民众,共赴国难,督促政府,立即出兵。”另一幅上书“中国警钟会”五字。(口当)(口当)(口当)(口当)的钟声昼夜不停,风雨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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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内迁后方的国民政府尚在陪都重庆,为什么中国战区受降典礼没有选择重庆,而是选择在南京?为什么在南京受降仪式上,侵华日军的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没有按惯例交出军刀?关于日军受降这一天,还有许多细节的碎片已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为了这不能忘却的“三九良辰”,请看《南京日军投降仪式的历史瞬间》一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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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目繁多的接收机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迅速派出了接收大员驰往沦陷区各地进行接收。由何应钦指挥督导。其分工是:日伪的行政管理机构.由国民政府同一性质的机构接收;经济事业和企业,由国民政府同一性质的机构接收并立即恢复生产经营;银行、金融部门,由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接收清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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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当局诱降蒋介石政府的工作几乎没有中断过,甚至在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依然如此。日蒋之间的和谈呈现出阶段性、隐密性及多变性特点,其中,日本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和平”政策的影响特别明显,甚至可以说,日本“和平”政策是日蒋和谈的最主要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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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38年,上海、南京、武汉相继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也成为日军实施以炸迫降战略企图的最主要空袭目标。据重庆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西南大学教授潘洵介绍,为彻底“摧毁中国抗战意志”,日军下令对重庆实行大范围轰炸。1938年12月2日,日军总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代表天皇向侵华日军传达天皇敕令“大陆令第241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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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发生在抗战后期西南大后方的一起国际间谍案长时间鲜为人知,案情并不复杂,但因牵涉到美英盟国与重庆国民政府的关系,令蒋介石颇为伤脑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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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国务院暨陆海军部共同制定了《美国对日投降后各项初步政策》分发各同盟国,该政策从维护美国长期利益的角度出发,对战后日本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占领目标和处置方式作出了具体规定。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国民政府外交部将其全文翻译,并几经易稿撰写了《对美国对日投降后各项初步政策之意见书》,对美国的占领目标和各项占领政策进行了分析评论,敏锐地指出了该项政策所反映的美苏分歧。本件史料对战后美国占领政策和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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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的陪都,1945年8月10日,当日本外相未通过军事当局检查即代表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出,大后方的山城沸腾了,人们欣喜若狂,进行了庆祝大游行。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前一小时,蒋介石到广播电台向全国发表演说;在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盛大庆祝活动中,蒋介石度过了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请看《陪都重庆庆祝抗战胜利纪实》一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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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5年12月,我(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在美国留学4年,曾任蒋介石“委员长重庆行营”机要秘书兼调查科长、重庆大学总务长兼商学院教授)经唐纵引荐,到国民政府军务局(蒋介石侍从室的公开名称)担任少将高参兼第四科科长。1946年4月随军务机关从重庆迁抵南京,同年10月调任国民政府专门委员,仍留军务局内办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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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表示愿意与美国共管琉球,此一表态成为日后解决琉球问题的基调。日本投降后,国内舆论及国民政府围绕琉球问题展开讨论,虽然主流舆论要求收回琉球,但托管琉球已经成为国民政府最为现实的选择。在直接收回琉球无望的情形下,国民政府曾有过具体的应对措施,寄希望于琉球革命同志会,并制定5点计划,而不是简单的不作为;外宣托管,内实收复,才是蒋介石在琉球问题上的真正策略。困中求变的琉球政策,终因国民政府的自身不保而未能实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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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的重庆到处洋溢着欢庆的笑声。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中国人民历经8年的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人们在奔走相告之时,关注到同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是建设一个和抗战前一样的国家呢?还是顺承抗战以来革命民主力量的壮大进行国家的重建呢?面对抗战胜利的到来后的建国问题,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其他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都纷纷为中国的前途与未来作了种种规划。在此背景下,坚持一党专政的蒋介石为了掩人耳目,3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并定大计”。为了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并尽最大可能为争取和平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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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午,时任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兼“中、美、英盟军”中国战区司令统帅的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随后来到花溪。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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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毛泽东主席应蒋介石委员长的邀请,赴重庆参加举世闻名的重庆谈判。来到重庆,毛主席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诗人柳亚子先生高兴地拜访他。见面之后,免不得要谈论诗词问题,并索阅近作。毛主席说:“战争时期无暇写诗”。只抄录一首1936年2月的旧作《沁园春·雪》交付柳亚子,并嘱咐千万不要发表。 不知什么原因,这首词不久便在《新民晚报》框着花边发表了,并引起笔墨风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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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谷正伦的反共“应变计划”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决战后,革命武装力量取得了全面胜利,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陆已成定局,国民政府结束在大陆的统治已无法更改。蒋介石想重蹈抗战在重庆的老路,控制西南,负隅顽抗,采用“以黔治黔”协法,派谷正伦、韩文焕等要员回贵州,搞“应变计划”,对付人民解放军,留下土匪遗祸。谷正伦1948年奉蒋介石之命回到贵州,出任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他的第一步行动,一是改组各级政府,将原省政府秘书长,田粮处长,保安第二团团长等人撤职。将原任专员、县长,或者更换,多数调动,安排同乡、亲信、…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