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同光时期贵州隔省捐输研究

太平天国运动后,东南各省军费浩繁,应解贵州的协饷欠解严重。同治三年(1864),清廷将道府州县等实官收捐权收归户部,但在三年后允许贵州省继续开办,贵州省借机办理隔省捐输,赴外省推行实官捐以抵充协饷。贵州先后在湖南、四川、湖北、广东、广西、江苏、山东等省设立黔捐局,至光绪五年(1879),捐输所得超过2170万两。探究这一时期的贵州隔省捐输情况,可以看出作为传统财政收入的捐输在晚清财政体系中仍占重要的地位,同时可以透视清廷调剂省际财政的努力及其实际运行。     

晚清协饷与票号

太平天国起义使协饷制度陷于混乱,为票号的经营和扩大提供了机会。票号作为金融机构,与清政府发生了密切联系,使协饷的运解方式有最初的官运官解变为有票号汇兑,并有票号垫借协饷。甲午战争后,协饷制度几近瓦解,由票号汇兑的协饷逐步减少。     

中央与地方:捐输广额与晚清乡试中额研究

捐输乡试广额是晚清朝廷为筹集镇压太平军的军饷,解决财源枯竭窘境,保证军需持续供应而出台的新政策。此举导致各省乡试中额出现重大调整和变化,晚清平均每届乡试取中捐输广额179名,增幅达14.3%,不仅抵消了乾隆九年定制各省乡试中额时削减的额数,且使实际乡试中额超过清初制定的清代最高乡试解额标准。同时,它还为清廷筹集军费1.5亿两,占咸同年间军费总支出的1/4。此中透露出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中,中央主动放权给地方的一面,而非既有研究强调的中央对地方扩权的被动承认和接受。     

一笔越还越多的外债

晚清地方外债泛滥,安徽却没有直接向外国银行或洋行借过外债,然而却有一次先发行内债继而转化为外债的经历,而且因为无力偿还,演变为一桩历时20余年的公案。现根据有关档案资料,对这一过程作一梳理,可作为一个探究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以及近代地方外债的富有典型性的个案。     

体同内地与地方调适:清代婼羌地区开发研究

新疆建省以后,随着移民屯垦与矿务日进,旧名卡克里克的婼羌以其联络甘青、沟通南北的交通中转地位,进入区域开发的快车道。目前学术界对晚清婼羌开发的研究,主要从郡县制、官路开辟等自上而下的视角切入,而对移民群体、婼羌当地人群的政策响应研究较为少见。以近代西方游记为基础,结合奏折、文集等汉文资料,对晚清婼羌区域开发进程的研究发现,在水土条件集中于串珠状绿洲的地理背景下,外地移民以卡克里克为据点,农垦活动旋种旋弃,世居当地的罗布居民则迁往米兰绿洲等处,并调整生活习惯。对晚清婼羌区域开发的案例剖析,探析资源紧缺条件下婼羌土著与迁入人群两个群体自下而上的政策反馈与行为调适,可以更为立体地认知新疆建省以后清政府的地方治理与社会反响。     

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以同治年间的广东省广宁县为例

同治、光绪年间历任广宁、四会、南海等县知县的杜凤治,留下一部记载详尽的日记,是研究晚清广东的珍贵史料。本文主要利用他在广宁县任知县时的日记,讨论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杜凤治的“学校、征输、听断、缉捕”四要务,都要争取士绅的合作与支持;但他在征收钱粮时使用了大量威胁、强制手段,引起士绅不满,引发了士绅的上控和闹考。知县、士绅经过一番较量后达成妥协,双方都有所损失,但都分别保住了官职与功名。咸、同年间是官绅关系变化的关键时期,广东的情况更有其特别之处。同治年间广宁县的案例,可以使我们对晚清的基层政权与基层社会增加了解。     

北洋政府时期国家预算的编制与运作

国家预算是北洋政府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洋政府时期出现过两部通过立法机关审议的正式国家预算,六部已由行政机关编成、但未完成立法审议的国家预算案,三部由政府委托机构编出的国家预算参考册。它们多不能反映财政实情,于约束政府开支方面作用亦有限。即使是在被认为预算执行较好的1914、1915年,预算数字也仅有部分约束力。而在其他时期,由于政治混乱、财政困难、地方不听命于中央,国家预算更难起到应有作用。不过,北洋政府时期的预算虽难实现对财政的刚性约束,但常被作为整理财政的起点、各方进行利益分配时的参照和弱势部门争取经费的手段,实际仍以柔性的方式嵌入财政的日常运作中。     

晚清直隶的查学和视学制度——兼与日本比较

近代中国地方视学制度虽源于欧美、日本,但“省视学”的职权范围不仅超出了对教育的内在事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指导、监督的一般定义,扩大到教育的外在事项（校舍、校具、学校财政）,而且有权检查各地学务管理机构的设置及人员配备、各地办学经费收支等等。特别是“省视学”兼及人事权,对于不称职的教员、学堂管理员甚至劝学所总董（县视学）,可商由提学使即行撤换。这一方面反映了此制度建立伊始,对职能、权限的界定模糊;另一方面也符合清朝试图通过地方“视学”以加强中央对地方教育控制之本来目的。     

晚清民国会馆的信息汇聚与传播

晚清民国时期,会馆在科举制度废除、政治变革成为当时时代的主旋律的背景下,一方面延续旧有功能,成为传统的口耳信息传播与交流的平台外,还借助于近代通讯技术的进步和新传媒的出现不断增益自己的新功能,而京师作为政治心脏地区,会馆在制定省宪、选定地方官员、处理家乡公共事务方面都凸显出自己的功能来,这些均显示晚清民国时期会馆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废科举、兴学堂与晚清地方士子——以林骏《颇宜茨室日记》为例的考察

晚清浙江省瑞安县士人林骏的日记记录了一个普通地方士子在科举改废、学堂兴起过程中的观察与活动,表明科举之废、学堂之兴在晚清地方尚可展现为“水到渠成”的递嬗过程,这种水到渠成与其在较长时段内引发的“深远”震荡不可混为一谈,却也并不矛盾.某些地方士子对科举由原初的“热心”到后来视停废为理所当然,对学堂由希望转为失望,这一看似前后抵牾的表现或可以从他们对旧制与旧学的不同态度中找到某种一以贯之的答案.     

论晚清时人对古代王朝观的反思与批判

晚清时期对古代王朝观的反思和批判主要集中在对“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以及“朕即国家“、“国家是君主一家之产业“这两个主要观点之深刻反思和尖锐的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既是晚清国家观变化的主要内容和鲜明标志,又是晚清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及其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浅析毛泽东关于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想及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起就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毛泽东关于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想对于我们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     

晚清循化厅民间“细故”的审理与调解

晚清循化厅大量的"细故"案件绝大多数止步于诉讼程序的"中间阶段",经由民间调解的主动或被动介入和息具结。多重因素合力下循化厅衙门对此情形乐见其成。面对高昂的诉讼成本,"两造"经过切实的利益考量通常也会在对簿公堂前息事宁人。虽然"细故"这类争讼由民间调节根植于地方传统,也是行之有效的,但民间社会缺乏强有力的共同体将所有纠纷在内部化解,仍需凌驾于各分散主体之上的权威,因此官府的力量不可或缺。     

1946-1948年北平学潮: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处置的歧异

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国统区的学潮风起云涌,国民党高层对学潮的政策也日益严苛,采取种种高压手段镇压学潮.北平作为北方的政治军事文化重镇,学生运动备受各方瞩目,但是北平当局内部处理学潮的态度却不尽一致,国民政府中央的意志在北平并不能完全得到执行,在学潮的实际处理过程中,北平出现了中央系与非中央系在处置方式以及效果上的不同,这种歧异实际上折射出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势争夺的特殊面相.     

湖南商代青铜容器的动物纹饰与祭祀文化

湖南是南方地区出土商代青铜器最多的省份之一,且不乏举世闻名的重器,如人面纹铜方鼎、四羊铜方尊、象形铜尊、猪形铜尊、牛形铜觥、凤乌纹铜“戈”卣、“癸举”铜卣、鹗形铜卣、牺首兽面鱼纹铜罍、兽面纹铜瓿、“皿天全”铜方彝、虎食人形铜卣等青铜容器,显示了湖南青铜器的地方特色与神秘意味。这些青铜容器以尊、卣等酒器发现最多,以动物纹饰为最突出;     

从晚清铁路争议看淮系集团的政治运作

在近代中国,首先提出建设中国铁路的是洪仁玕,但格于时局未能实行.接着西方列强也提出了修铁路的要求,同样也未能允准;19世纪70年代初,英商怡和洋行在上海私自修建的吴松铁路甚至被清地方当局购买拆毁.在"两宫也不能定此大计"的朝野守旧氛围下,李鸿章、郭嵩焘、丁日昌、刘铭传等淮系要员,能够因时乘势,互相呼应,放胆直陈,掀起了建设近代铁路的争议,并在随后的实践中付诸实施,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