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走马楼吴简所见孙吴时期的仓

在长沙走马楼出土的竹简中,不仅出现了中央的太仓(大仓),而且有地方的郡仓和冠以县名的县仓,如临湘仓、刘阳仓、重安仓、吴昌仓、安成仓、醴陵仓、永新仓等,还有冠以具体地名的醴陵漉浦仓、东部烝口仓和员口仓以及目前性质比较模糊的三州仓、州中仓。三州仓、州中仓及各县仓均要向郡右仓曹汇报月旦簿;右仓曹还以曹的名义汇总制作某年的收入、支出、余现的总簿书,上报给上级机关。在黄龙三年(231年)二月至嘉禾三年(234年)十一月孙吴攻打武陵蛮的战争背景下,长沙郡仓、州中仓、刘阳仓、醴陵仓等仓的部分仓米因"被督军粮都尉(移右节度府)书"而被调配。     

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新探

1996年10月,长沙走马楼出土大批简牍,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随着整理工作的开展,部分简牍得以先行发表,引起研究者极大的兴趣。有的研究者已经撰文,对其中三件三国孙吴木牍进行了考证,解决了一些问题。同时,我与宋少华、罗新二先生也联名写了一篇文章,对这三件木牍中的两件进行了解说。此外,我们还联名写过一篇文章,对木牍中涉及的个别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我们的文章,均属介绍性质,很多问题没有展开。现在,我拟对这三件木牍重新编排,并从程式、用语、性质以及定名等方面进行新的     

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考证

1996年10月,湖南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在市中心五一广场东南侧的走马楼建筑工地的一座仓井中,发现了大量的竹木简牍。一年多来,已经陆续有若干相关的资料公布,本文拟对《长沙孙吴简牍考古大发现》(台北《历史月刊》1997年8月号)和《大音希声——浅谈对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初步认识》(《中国书法》1998年1期)两文所刊三件文书作一粗浅的考证,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所见孙吴的屯田制度

关于孙吴屯田制的史料,在现存有关文献中记载较少。《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的出版,不仅有印证某些文献记载的作用,而且能补充某些文献记载之不足。     

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长沙郡吏民的联姻

对于走马楼吴简的研究统计,可以反映出孙吴时期长沙郡吏民有将两姓合并表示婚姻的取名风俗。这种风俗一方面透视出土民与移民之间的联姻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江南农业开发过程中土民与移民之间的融合特征。     

走马楼吴简所见孙吴官府仓库账簿体系试探

走马楼吴简所见孙吴官府仓库的账簿,包括收支分类账簿、作为会计凭证的账簿、与常规会计结算有关的账簿三大部分。收支分类账簿以各种钱物的入仓入库为起点,设置了米、钱、布、皮四种收入总分类账,其下统驭若干级内容详略不同的明细分类账。作为会计凭证的各种账簿,可提供相当完整的关於组织财政收入的会计信息。孙吴官府仓库的会计常规结算形式为月结、季结和年结三种,并设置了与之相应的账簿。     

“吏户”献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吏”与“民”一起编制于基层乡里,同为国家编户齐民,其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权利义务相同,而“吏”稍优于普通编户,并不存在独立的“吏户”。吴、蜀亡国时所献簿籍中的“吏”数为全国总户口数之内的吏员人数,并非另外之“吏户”。孙休永安诏与吴简中的吏一脉相承,每户服役人数经历了孙权时期1·29人—孙亮时期3人—孙休时期2人的演变,并非“空户从役”。迄今已公布的吴简和文献资料都不能证明“吏户”的存在。     

《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官文书整理与研究》评介

<正>作为简、纸交替时代数量最多的简牍群,具有重要价值的走马楼吴简却在近年遭到“冷遇”。不仅年度论文数量屈指可数,整体研究成果也不乐观。值此之际,徐畅《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官文书整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一书的出版,无疑给吴简研究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概括而言,该书主要具有以下特色。第一,吴简文书学的基础研究。走马楼吴简出土25年来,陆续出版了吴简研究的学术专著10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分别讨论吴简的簿籍、词汇、     

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长沙郡的人口性比例问题

关于三国孙吴长沙郡的人口性比例问题,史家极少论及,以至其形成特点、类型和对长沙郡人口繁衍所产生的影响,几乎不为人知。根据张家山汉简,尤其是走马楼吴简所提供的材料,揭示：孙吴初期长沙郡存在着女多男少的人口性比例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军役、徭役负担的日趋加重,这种女多男少的现象也日趋严重,从而对人口繁衍产生了抑制作用。     

长沙走马楼佃田租税简的初步研究

1996年7月至11月。湖南省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对市中心五一）”场东南侧的平和堂商业大厦建设［X域内的古井群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战国至明清时期古井61口,出个铜、铁、竹、木、陶瓷各类义物3000余件。特别是在编号为J22古井中发现了数量惊人的二国孙吴纪年（嘉不完年至嘉不六年即公元232－237年）简版,成为本世纪术在古代文书方面的最重人的考古发现,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b人反响。经长沙市文物！：作队和中国文物研究所的初步清理,长沙走马楼吴简的总数达10余万枚,超过全国各地历年出个简联的总和（约9万枚…     

长沙走马楼出土饱水木简的保护技术

本文介绍了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时期小木简的保护工作,根据有机质文物地下埋藏环境的特殊性,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保护修复方案。通过选择合适的脱色试剂和修复加固材料进行处理,并分别运用三种不同的脱水方法作为对比研究,较好地保持了文物的原貌。     

长沙尚德街东汉户口简考释

<正>关于简牍时代的户籍,里耶秦简和走马楼吴简中有不少户口简例证。虽然目前尚不能完全确定这些简的性质一定是户籍,但秦代、孙吴时期户籍的基本样式已经呈现出来。作为秦简、吴简之间的汉简,出土较早,数量和种类众多,可是,专门记录一户人名、年纪、口食等信息的户口简,过去仅见长沙东牌楼东汉简中的几枚残简,受限于史料的不足,学界对汉代户籍的认识仍然存在不少疑点。2011年,长沙尚德街古井群中出土了一批东汉简,其中,J531中有两枚记录户口信息的木简。     

说“夷民”——读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札记

吴简中,有关身份制的材料不少,“夷民”即为其一。“夷民”一词,汉魏史籍虽然常见,但含义与吴简不尽相同。 汉魏史籍所见“夷民”,一般均指少数民族人民。而吴简所见“夷民”却应与兵有关,至少也应是官府控制的一种特殊依附人口。据《吴书·陆逊附子抗传》透露的信息:所谓“夷民”、“夷兵”,有可能是孙吴地方官府或私人控制的一种少数民族“民兵”。 正因为是少数民族“民兵”,所以既可以称为“夷民”,又可以称为“夷兵”。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时代特征新论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时代可以向前延伸到东汉灵、献之际,作者认为吴简的研究应置于汉魏交替的动荡背景下进行。本文选取6个名词即酒租、尺口、傍人、还民、限米、私学进行探讨,指出这些名词出现的时间、性质和内涵都只具有三国时代的历史特征,不能与其他时代进行比附。本文强调对长沙三国吴简进行研究,首先要考虑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其次再考虑制度的渊源和流变。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把握吴简研究的脉搏,得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结论。     

近年来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综述

长沙走马楼简牍自发掘以来 ,迄今已有五年。目前 ,公布的简牍资料主要集中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文物出版社 1 999年。以下简称《田家》)一书和《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 999年第 5期。以下简称《新收获》)一文以及《长沙走马楼Ｊ2 2发掘简报》(《文物》1 999年第 5期。以下简称《简报》)中。截止 2 0 0 1年 8月“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以下所引论文未注明出处者 ,均系会议论文提要或发言稿 ) ,有关走马楼简牍研究的各类文章已达 50余篇。另有日本长沙吴简研究会主编…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所见“调”的含义——兼与王素同志商榷

王素等同志的《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一文,提出了孙权时期的长沙郡既有口钱、算赋征收之制,又有户调制的实行。我曾于2000年就这一问题写了一篇短文,认为孙吴有口钱、算赋征收之制而无户调之制,向王素等同志提出了质疑。此后,王素同志又在《历史研究》撰文反驳了我的这一看法。《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正式出版后,提供了对吴简中有关“调”字的涵意进行全面考察的条件,因而我把吴简中有关“调”的竹简按其表述的不同方式区分为六种类型,并分别说明每种类型的“调”都不能作“户调”解释,从而动摇了孙吴有户调制的观点的论据。     

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

1996年10月,长沙走马楼简牍的出土,是轰动国内外学术界的大事。这批简牍大致分为木简、竹简、木牍三类,总数估计超过十万枚。为了能让学术界尽快了解并利用这批珍贵的出土文献,整理工作随即展开。1997年完成了其中木简的整理。这批木简共有2400枚左右,内容较为集中,基本全属吴孙权嘉禾(232～238年)年间佃田租税券书。有关情况已有报道,这里不另赘述。1998年5月,整理组开始对其中竹简进行整理,到目前为止,已完成近10000枚竹简的释文工作,取     

新刊长沙走马楼吴简与许迪割米案司法程序的复原

<正>长沙走马楼吴简数量巨大,大部分用来记载赋税收支、仓库出入、户口名籍等,可归为簿书系统。此外,记录嘉禾年间长沙郡临湘侯国一桩刑事诉讼——许迪案的司法文书简牍,显得弥足珍贵。吴简发现的次年,胡平生、宋少华就率先介绍了与许迪案相关的录事掾潘琬考实木牍(J22-2540、竹木牍50号)与中贼曹掾陈旷考实木牍(J22-2673、竹木牍353号)[1];1999年的《发掘简报》公布了上述两件木牍的图版[2]。此后,学     

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叛走”简賸义

走马楼吴简中叛走者主要包括限佃客、吏及其家属,以及普通民户.政府对叛走者的赀产要予以籍没充公,而被捕获者,要充当依附于国家的屯田民,称为叛士或叛吏.叛士限米的缴纳分为两途.叛士简表明孙吴政权在征战背景下对人口控制的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