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乾隆时期钱值高昂问题的考察

雍正皇帝为稳定商品市场的银钱比价,对铜钱制度深刻反思后进行了全面改革,至乾隆时期,改革后的铸钱成本长期保持在铜钱千文含银一两以下, 成本较低。而同一时期商品货币流通领域铜钱对纹银的兑换却低于一两,钱价高昂,钱价与钱值相悖。形成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对铜斤实行垄断经营、压低价格。基于清政府对鼓铸用锎垄断价格而形成的铸钱成本,并不能真正体现钱文的价值含量。铸钱成本的高低应取决于商品市场铜铅价格的高低。乾隆时期钱价高昂,正是当时商品市场铜价昂贵的曲折反映。     

清代湖南铜矿垄断利润向铸钱利润的转移

清王朝建立之初,各铸钱局主要依靠收买废铜旧钱及旧铜器作为铸钱原材料。尽管废铜旧钱及旧铜器价格非常低廉,各钱局也因此获得大量铸钱利润,但收买废铜旧钱及旧铜器毕竟不能作为各铸钱局长期稳定可靠的原材料来源。顺治康熙之际,随着清代铸钱业的发展,依靠收买旧钱及旧铜器作为鼓铸原材料的缺陷充分显现,各钱局铸钱用铜日益紧张,国内商品自由贸易市场铜价不断上涨。康熙初年,商品市场铜每百斤价银上涨至十两以上。随着铜价不断上涨,铸钱成本增加,为减少亏损,清政府令大部分钱局停铸减卯。康熙九年至十四年,先后停铸达十九局之多④。此后,个别省曾先后恢复鼓铸,但铸钱时间都很短。     

乾隆年间省局的铸造与铜政（下）

六／福建省 福建宝福局开铸于清顺治六年。乾隆初年,台湾通货紧缺,钱价日升,“每钱（小钱）三文抵内地大制钱二文之用。从前每番银一两易小钱一千五百文,近止易八百余文”,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货币危机。乾隆四年,户部令福建将“收存黄铜器皿八万余斤,先于省城开铸钱万余串,尽数运往台地,搭放兵丁月饷”。不久,闽省内地钱价日昂。巡抚王士任奏请：“采买滇铜二十万斤,照鼓铸青钱之例,添办白铜十六万六千斤,黑铜二万六千斤,点锡八千斤．合成四十万斤．开局于省城福州府．     

乾隆朝湖北宝武局试铸八分重铜钱考

从铸钱制度来说,清政府从建立直至鸦片战争爆发前的约200年问,从未有过铸造低于一钱重铜钱的相关规定。但在具体铸钱中,乾隆十一年（1746）,湖北宝武局经过奏请乾隆皇帝同意,铸造过八分重铜钱。这是清代前期钱局将铜钱每文铸重降至一钱以下的唯一一次试铸,也是清代前期铸造的最轻铜钱。但这次试铸只实行了约半年时间就被停止。     

清代叶尔羌局及其铸钱研究——清代新疆铸钱局研究之二

一、叶尔羌局的设立及其铸钱 （一）叶尔羌局的设立 叶尔羌铸钱局是清政府在新疆设立的最早的铸钱局,于清朝统一新疆后的第二年即乾隆二十五年（1760）经定边将军兆惠奏准设立。但是叶尔羌本地并不产铜,在叶尔羌设局的主要目的是为收缴并销毁原准噶尔普尔钱,这在兆惠于乾隆二十四年七月给乾隆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得很明确：     

简论叶尔羌局咸丰大钱

清代咸丰钱鼓铸之滥．可以和王莽时期相比。自顺治起,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朝都没有当二以上大钱（除阿克苏局铸“道光八年十”外）．唯咸丰朝铸大钱．且广设铸钱局。据统计．全国久废重建的铸钱局和奏准新建的铸钱局共32个,鼓铸各种大钱,品种复杂,形形色色,无奇不有。新疆叶尔羌局铸咸丰大钱更具特色,存世又极为稀见,深得收藏者珍视。     

关于乾隆朝湖北宝武局铸钱利润的考察

清王朝鼎定中原,遂于顺治元年设立京城宝泉、泉源局铸钱。其后各省陆续大规模铸饯。从当时京局和地方各铸饯局给中央的报告来看,铸钱的主要目是为了获取铸钱利涧“以佐军资”,“开炉鼓铸,生息助饷”,以适应战争的需要。随着满清王朝统一全国事业的完成,清政府铸钱获取利润的目的越来越小,而越来越向有利于国计民生和商品经济发展方面转移。特别是在康熙朝,     

浅谈清代铸钱体系中的“卯”

在清代银钱货币体系中,清政府将制钱作为主要的货币调控手段,独揽铸造权力。在具体的铸造过程中,清政府“分卯鼓铸”,山将“卯”作为铸钱过程中的铸造数量与成本控制工具。呵见,“卯”在清代货币铸造中具有重要地位。     

清代云南铜矿垄断经营利润的考察

清政府对云南铜矿实行高度垄断经营的政策,即以低于商品自由贸易市场数倍的价格收购矿铜,又以相对较高的价格将矿铜批发给各铸钱局,通过统购统销来赚取价差,获得了大量垄断利润"铜息"。低价矿铜用于铸钱,极大地降低了铸钱成本,各铸钱局获得了丰厚的"铸息"。不仅如此,各铸钱局利用商品货币市场铜钱价格的高昂,通过出售铜钱或搭放兵饷等途径,最大限度地扩大"铸息"。"铜息"是清政府对云南铜矿实行垄断经营的直接利润,"铸息"是铜矿垄断经营的间接利润,是铜矿垄断利润向铸钱利润的转移。     

宝伊局红钱版式成因初探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按伊犁将军伊勒图的建议,开设宝伊局鼓铸制钱,岁铸钱九百二十余串,至清同治五年（1866年）,因农民起义占领惠远城终止,宝伊局前后共铸钱九十一年,先后铸有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共五个年号钱。     

论清末吸引侨资的政策及其失败的决策因素

清季末年吸引侨资的政策 ,经过逐步探索 ,在引资措施、激励制度、投资环境建设等方面渐露比较健全、规范、注重政策实施步骤等相对科学可行的端倪。但随着引资政策的实行 ,财政本位性对引资政策的反动 ,引资政策缺乏切实可行的优惠办法以及新旧体制的摩擦等深层次的决策性因素 ,制约了吸引侨资政策的深入。这是晚清政府半封建半殖民地本质所决定的。     

清朝宝泉局机构沿革新考

本文从明朝及清朝关外时期开始,对宝泉局的地位和天命年间铸钱时间进行了新的考证,并找到清朝关外时期从朝鲜进口铜矿的史料。考证了雍正年间在宝泉局一厂外多设四厂的原因,并对五厂的功能加以分析,同时对"宝泉分局"的历史概念进行辨析;最后对以往没有解释清楚的宝泉局撤销时间加以探讨。     

北洋政府的侨资政策及其评价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是华侨回国投资兴办实业蓬勃发展的阶段。这与海外华侨资本的迅猛增强密切相关 ,同时也与这一时期积极的工商政策与侨资政策有着直接的联系。北洋政府的侨资政策不仅继承了晚清积极引进侨资的政策 ,而且有所发展 ,有所创新 ,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中国共产党关于官僚资本的内涵及其演变

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内涵的界定,经历了从当初特指清朝洋务派和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办企业到专指国民党私人官僚资本再到国民党政府国家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的演变。我们党对官僚资本内涵的认识及其演变适应了当时政治斗争发展的需要,但其内涵的模糊性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特别是私人官僚资本必须进行严格的区分和界定。     

清代前期账局、放账铺研究--以五种账局、放账铺清单的解读为中心

清代前期不但有资本规模较大,主要针对商号及官员放贷的大账局,也有资本规模较小,可能针对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甚至地主农民放贷的放账铺。至少从乾隆年间开始,账局、放账铺已经比较普遍地运用合伙制的方式筹措资本。账局的重要业务之一就是对官员放京债,这种放贷利率高、数额大,但风险也甚高。与此同时,账局也开始大规模地对商号商人放贷,每家较大型的账局至少可能对三十至五十家以上的商号放贷,放贷数额常到一千两以上,最少也有一百两。这种放贷,直至道光年间还很兴盛。账局、放账铺已经具有了商业银行的功能,但是否够得上商业银行,还须进一步探讨。     

乾隆初年政府职能扩展的几个例证

世界历史在18世纪出现了罕见的“共时现象”,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政府职能的扩展。但在中国,相比之下这段历史却不太为人注意。本文力图展示乾隆初年清代政府在劝农、兴修水利和开矿几个方面的所作所为。如果说,在18 世纪的西欧,政府职能扩展已属于一种“现代现象”,那么我们又应如何看待中国的这段历史?     

清代及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丹达神崇拜

本对丹达神崇拜的产生、发展、衰落过程作了考述。认为丹达神源于清乾隆十八年入藏的云南参军彭元辰殉职于丹达山。后这一崇拜为清朝倡导,遂向拉萨、成都及康藏交通线传播;至辛亥革命位于拉萨和成都的丹达神庙才逐渐废弃,而边坝的神庙香火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     

清代河南书院的地域分布特征

清代是河南书院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伴随着书院的官学化,清代河南书院实现了自己的普及化,先后设置的292所书院已遍布省内各个州县。与明代相比,开封府仍然是书院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他府州的书院发展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完全打破了原有的斜十字状的分布格局,呈现出带状的分布特征。通过对书院数目、分布密度等要素的比较研究,各府州书院发展水平的差异可基本划定,黄河两岸诸府——开封府,河南府、怀庆府、卫辉府等成为清代河南书院较为发达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