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即墨的贞节妇女简论

对女性贞节道德的要求是父权制社会形成的产物,在封建社会有着愈演愈烈的发展趋势。本文以《即墨县志》为依据,对清代即墨县的贞节妇女守节殉烈情况进行了分析:清代即墨贞节妇女在丈夫死后,首先以抚育丈夫子嗣、延续夫家香火为第一要务,而对于夫亡无子的妇女,大都选择了殉节之路;可见"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深深禁锢了妇女的精神世界,致使女性以出嫁后从夫、夫亡从子为人生皈依,当二者在现实社会皆无可从时,则意味着清代妇女生存希望的幻灭,导致殉节现象的普遍发生。     

唐人惧内轶事多

正惧内俗称怕老婆,用典便是"河东狮吼"。依照我国古代的纲常伦理,男子是家庭的主宰,夫为妻纲;女子处于从属地位,既嫁从夫。一般而言,妻子服从丈夫是古代社会众多家庭的常态。但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当一个性格懦弱的丈夫遇到一位强势或嫉妒心重的妻子时,惧内就在所难免了。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女性相对解放的时代,女权意识逐渐觉醒,在社会上层妇女中尤为突出,武则天便是那个时代女权人物的代表。在时代思潮     

以唐代为例看封建社会的"母权"

一提起封建社会的家庭关系和妇女的社会地位。人们往往一言以蔽之日“男尊女卑”。这种提法太笼统、太含糊,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片面的。因为人们往往只看到“三纲”对妇女的压制,而忽视了“孝亲”、“敬长”对年长妇女的保护。在“家无二尊”的父家长制社会中,夫是一家之长,妻则居于从属地位,夫为妻纲,妻要顺从丈夫。     

“拉帮套”:带夫改嫁的老东北婚俗

正旧时东北赶车人的土话中,一匹马套的车,当载重较大时,就要再加套上一匹马帮忙,这匹加套的马就是"拉帮套"。在婚姻模式里,也有一种"拉帮套",指的是已婚女子在本夫患病不能抚养妻儿、老人或家境极困难的情况下,另招一位男子来家共同生活,并由其负责供养本夫及全家,本夫仍是户主,那个男人无丈夫之名,却有丈夫之实,组成一个畸形的家庭。拉帮套,有的地区称"一个大嫂俩大哥"(吉林蛟河县)。本夫有"瞪眼王八""驾     

浅谈明清命妇礼服简

命妇,是封建社会中一特殊的女性群体,泛指有封号的命妇。历代封建王朝妇女的封号皆从夫官爵高低而定,唐以后形成制度。此后,虽经历了数次的改朝换代,但命妇制度始终沿用。     

雍和宫帝国的寺院

“种类繁多的服饰、头饰和饰物映人人们的眼帘。来自偏远地区的人们,特别是妇女对这些服饰深感自豪。只有为数极少的内行人能通过他们的靴子、喀夫坦式样的长袍、有檐帽、无檐帽和兜头帽,特别是妇女佩戴的头饰及珊瑚和绿松石饰物区别各个民族。”     

汉代妇女社会政治地位考略——以出土简牍为中心

中国古代社会对妇女的定位一向是"女正位乎内",男主外、女主内是性别的自然分工,更是社会制度使然。妇女不与外事有其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汉代去古不远,还残留着远古时代的尊母遗风,妇女整体所受束缚较少,在社会家庭中相对自由,在社会中能广泛从事各种职业,经济地位较高,相应地,政治地位也较高。这不仅在历史文献上有所记载,近年来出土的汉代简牍也支持了这种说法。汉代妇女政治地位高首先表现为普通妇女可以充当一家之主,文献中有关"赐女子牛酒"的记载就与此有关。汉文帝初即位"赐民爵     

《世说新语》女性称谓和性别文化

中古时期,佛教传入中国,魏晋玄学兴起,儒学礼制尚未严格规范所有的社会层面。在此背景下,《世说新语》"姊""妇女""尚书""贫道"等女性称谓反映了女性在家庭生活和社会领域的表现和地位,"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的性别专制体制在魏晋时期的实际情况,为我们了解中古汉语婚姻制度和佛教教义提供了语言事实。     

稀见的苏北反缠足文献

妇女缠足是中国古代摧残妇女肢体的陋习,古代有不少有识之士反对缠足。光绪朝后,由于内外形势突变的影响,反对缠足逐渐形成社会热潮,成为社会风俗改良的重要内容。光绪九年(1883),康有为在广东南海,与开明士绅倡议开"不缠足会",康有为并撰有"戒裹足会启"。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与康广仁在广东成立"粤中不缠足会",使"粤风大移"。光绪二十四     

发语词"夫"另说

现行有关教材和论著中,将位于句首的虚词"夫"一并定位为发语词(或称语气词、句首助词等)。这样做似乎简洁明了,却把问题简单化了。实际上,句首之"夫"有两种:一种后面紧跟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另一种紧跟动词(或动词性词组)和形容词(或形容词词组),二者的意义和用法是有区别的;区分其差别,有一定的价值。     

唐代妇女的贞节观

婚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自古就被置于很高的地位。《礼记·婚义》云：“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继后世矣,故君重之。”因此,婚姻的社会功能历来为统治者重视。而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使得统治者利用以父权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来维系社会的秩序与国家的稳定。统治者为了建立父权与夫权的绝对权威,把妇女紧紧地束缚起来,不遗余力地提倡妇女的节操。《礼记·郊特性》载：“夫婚礼,万世之始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统治阶层力图把“夫死不嫁”作为衡量妇女品行的理想道德标准,但在实际操作上,这种理想…     

良奸有别——清代侵害妇女罪量刑中的“贞节”尺度

清代法律在对侵害妇女罪行的拟罪中将"犯奸妇女"与"良家妇女"区别开来,侵犯"犯奸妇女"罪量刑低于侵犯"良家妇女"。这一原则可追溯到明末王肯堂之《王仪部先生笺释》,顺治初年修律时采用,乾隆年间已应用于实际的案件审拟中,嘉庆时经刑部确认奏准皇帝后列入条例。其后十数年间,又形成强奸及因奸致死和抢夺犯奸妇女罪量刑的系列相关条例。分析现存的清代强奸、抢夺、买卖妇女案例可知,妇女在被侵犯前是否失贞是清代司法实践中渐趋郑重的量刑尺度之一。     

试论西周胡国的族源

早在30年代以前,有宗周钟,其铭文中有“(害夫)”字。郭沫若同志以为该钟是西周昭王时器,“(害夫)”字应是西周昭王的名字“瑕”。而唐兰同志则以为是西周厉王时器,“(害夫)”字释为厉王的名字“胡”。后来也有同志释作“甫”的。1973年在陕西兰田出土有(害夫)叔鼎,铭文中有“(害夫)叔”二字。1975年在陕西扶风县出土的伯(?)诸器中,也多有“戎(害夫)”等字样。1977年在陕西岐山县发现大批西周的甲骨文。其中的 H_(11:232)片之文为:“其于伐(害夫)侯?”联系过去出土的录簋、录(?)卣、(?)甗等,对于(害夫)国的讨论又开展起来。     

林植夫走出集中营

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长林植夫被俘,关进了上饶集中营。林植夫是福州人,早年留学日本。在东瀛,他认识了同在日本留学的崇安人、同盟会会员朱尔英,与当时在日本的蒋介石也有一面之交。1931年4月,闽北红军第一次解放崇安县城时,朱尔英带着妻子和儿子到了福州。此时,林植夫在福州担任福建学院院长,经林植夫推荐,朱尔英在福建学院中文系任教。     

图形天下

这是一个伟大的母性群体。国难当头,她们"位卑未敢忘忧国"。她们送子参军、送夫支前,缝军衣、做军鞋、抬担架、推小车,舍生忘死救伤员,不遗余力抚养革命后代。她们用满腔赤诚演绎了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支前故事,她们用鲜血和乳汁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军民颂歌。她们是普通平凡的劳动妇女,她们是中国女性的代表,她们是人民军队坚实的后盾。     

“礼”对《唐律疏议》中夫妻关系法律规范影响

"一准乎礼",是唐律的一大特点。唐律在规定夫妻关系时也受到了"礼"的影响,可以说贯穿夫妻关系的始终,使"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从夫"等礼制思想走向法制化,或者说礼、法合一化。     

近代妇女陋俗变革的历史轨迹与理性审视——以“禁女学”为例

在中国传统风俗文化的历史长河中,"禁女学"陋俗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渊源。随着西方文明渐入中国,严重影响中国妇女生活的妇女陋俗的变革首当其冲。兴女学是其中的代表。历史的延续使许多陋习在当今社会仍有较强的生命力,种种"禁女学"陋俗及其相关的话题,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在继承传统风俗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对陋习进行彻底的变革。文章通过禁女学等陋俗的变革轨迹发现其共同特点和历史根源。     

唐宋以降岭南妇女参与墟市买卖研究

妇女在传统社会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理环境中不尽一致。岭南妇女至少从汉代就已参与墟市买卖。唐宋时期,岭南妇女趁墟贸易相当普遍,至明清时期已属常态。岭南妇女肩挑负贩于家庭与墟市之间,以家中余物换取生产生活必需品,形成了该区域独特的"贩妇"模式,这一现象与儒家倡导女性居家"女织"模式明显不同,凸显了岭南社会性别分工的独特性。妇女负贩趁墟凸显了岭南墟市的女性化倾向,也是对儒家推行"女主内"模式的反叛。但岭南妇女趁墟买卖主要是为了生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行商坐贾。     

五代渤海高公夫人王氏墓志考辨

比对五代渤海高公夫人王氏墓志与现存相关文献,墓志中"怀迁"当为王夫人之祖,与五代延州高万兴之父高怀迁并非同一人,仅同名而已。墓志中"思殷"为王夫人之父,与高万兴兄弟并无关联。墓主王夫人之夫高某为高万兴家族之成员,与高允韬、高允权为同辈。墓志中"渤海公"并非爵号,应为"渤海高公"之简称。墓志中仍然有诸多信息无法从现有文献中给予印证。     

古代蒙古人家庭生活观念探析

古代蒙古人较早地在家庭生活中确立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态,由于男子在家庭中的支配性作用,人们开始以父系血缘计算家族关系。蒙古人的婚姻习俗是丰富多彩的,古代蒙古族妇女在政治、经济以及家庭生活中都享有着受人尊敬的地位,蒙古人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游牧兼狩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