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及其成效

本文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和外交部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财政厅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重庆档案馆编四联总处史料集、民国报刊杂志等原始史料为依据,考察了国民政府管控侨汇的机构、政策、流向变迁历程及其成效。认为战时侨汇是外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金融抗战和军事国防联动布局的关键物资,国民政府对侨汇管控有其金融抗战和国防战略部署的双重需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存在着复杂的政策调整和隶属机构的变迁,这些措施增加了海外侨汇流入祖国。四联总处、财政部、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对战时侨汇管控做出重要贡献。文中1940—1945年度中国银行经收美元和英镑外币侨汇数额的统计图,填补了战时侨汇本币和外币统计数据欠缺的空白。     

蒋介石与战时美国对华财经援助

作为抗战时期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获得美国财经援助的交涉中,努力使中国的利益最大化,他能够调动有关外交官和特使的长才与积极性,与在华美国使节和来访美国高层官员沟通,有助于加强中美之间的了解。抗战时期中国虽然获得了数笔商业信贷、平准基金借款和巨额财政援助,但相应的谈判过程不无曲折,最终失败的案例也不在少数。蒋介石等人对美国的基本国家利益、战略目标、决策机制及其实际运作都了解不够,对于战时中美关系的定位也难免错位。此外,战时中国的外交决策机制和主要人事缺乏连续性与稳定性,中国国力与美、英、苏的差距甚大,在对日持久作战中并非时时处处都能够为盟国所倚重。对于蒋介石及其属僚在战时对美外交中的作用和成败得失,应有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美国和抗战时期中国的平准基金

美国和抗战时期中国的平准基金吴景平１９４１年４月,中美之间曾达成平准基金协定,相应设立过中美平准基金,用于维持法币的官方汇率,直到１９４４年基金结束。研究美国在战时中国平准基金问题上的态度,分析美国方面维持法币汇率上所起的作用,对于深入了解抗战时期中...     

蒋介石为设立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与国民政府教育部等来往电文选

1942年奉蒋介石手令,国民政府教育部、经济部、中央研究院、兵工署等筹备成立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以加强和推动战时国防科技研究以及相关人才储备。本组史料选自本馆所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反映了蒋介石指示相关机构发展完善国防科学运动以及充实储备工业科学人才等情。     

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见证中华民国历史关键变局

正2006年以来,随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所藏的《蒋介石日记》的开放,“蒋介石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与此同时,蒋介石相关人物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如宋美龄研究、陈诚研究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应该以蒋介石研究为主线,俾使整个中华民国史研究取得更多新成果。因此,除了依托《蒋介石日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以及“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     

蒋介石与战时外交体制探析——以宋子文使美为中心

国民政府战时外交体制的功用,体现在重大外交决策以及人事安排上,其特征就是高度集权于蒋介石个人。自1940年6月起,宋子文以蒋介石个人代表的身份长驻美国期间,直接对蒋介石本人负责,与蒋介石之间的重要联系力求绕开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外交部,也绕开驻美大使胡适,对美交涉成就显著,是战时外交体制灵活、高效、保密且成功运作的范例。蒋介石的最高决策地位,既是战时外交体制的基本特征,也是这一体制得以维系运作的重要因素。战时外交体制的确立,固然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集体抉择,但对战时外交体制的认同却是非常复杂和难以掌控的,其运作过程的稳定性也就难以保证,这也是战时外交体制的主要局限性所在。     

“蒋介石与抗日战争(1931-1945)”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为了推动蒋介石与抗日战争史的相关研究,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于2014年6月7日至8日联合主办了"蒋介石与抗日战争(1931—1945)"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韩国、新西兰,以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40余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共提交论文25篇。会议围绕"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的主题,分别就蒋介石与抗战战略、抗战军事、战时外交、战时内政,以及外国人     

民国时期意大利与中国关系的档案史料——以《陈公博访意报告书》(1938年)为例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民国时期中国与意大利关系中文研究成果与史料刊布的简要总结;第二部分介绍三种重要的中意关系新史料: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并简要说明它们对于中意关系研究的意义;第三部分是根据陈公博访问意大利的报告书来论述抗日战争初期的中意关系。本文的主旨在于说明,新档案的发现已为从深度与广度两个方面拓展民国时期中意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

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的关系,以往研究几乎无人涉及.1930年代初,教育理念相近的蒋介石与南开校长张伯苓由初识到相知,政治与教育的相互需求以及私人友情的增长,对于此后南开大学的存续与发展关系重大.抗战爆发,毁于战火的南开大学成为战时高等教育损失的标志性形象,蒋介石在广泛的舆论同情中做出了"有中国即有南开"的承诺.其后...     

蒋介石对战时物价问题的认识及其因应措施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对物价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演变过程。他对通货膨胀和物价问题的公开表述与私人记述及内部指示之间有不一致之处。在公共场合或公开讲话中,蒋介石对经济形势的看法总是比较乐观,对抑制通胀、平定物价显得充满信心。实际上,蒋介石对战时物价问题的严重性始终具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全面介入战时物价管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抗战前期的物价平定与抗战后期的物价管制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从宏观层面而言,蒋介石对战时物价管制成败得失应负主要领导责任。由此,亦可窥见他对经济抗战所起的复杂主导作用。     

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以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为中心

迄今为止,关于战后中国对日讲和政策之研究,大多以1952年4月28日签订之《日华和约》为主要对象,而对于1945年至1949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研究则明显不足。部分学者主要将焦点集中于战争赔偿、战犯处理、战俘和日侨之遣送等问题。近年亦有学者关注战后日人留用等问题。但是,这些研究都不足以揭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全貌。笔者利用《蒋介石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外交部档案,以及国史馆等相关资料,考察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所制定的一系列对日讲和政策,揭示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全貌,从而加深人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     

孙殿英屯垦青海事件之重考——以“蒋介石档案”为中心

孙殿英屯垦青海事件,不仅对近代西北影响巨大,且因牵涉国民党军政要人甚多,与"新疆事变""察省事变""闽变"等事件错杂因应,又处于国民党围剿中共的特殊时期,多受学人关注。但因受资料所限,关于此事件的研究,难免有疏漏、偏颇或不实之处。鉴于此,本文拟以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为中心,结合"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和《民国档案》刊布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对孙殿英屯垦青海事件进行重新考辨。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中的一则错误

藏于台北“国史馆”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以下简称“蒋档”）原名“总统府机要室大溪档案”（即“大溪档案”）,包括了蒋介石在大陆与台湾时期的函电、文稿、照片等文件,隐藏着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秘密,备受学术界关注。1995年“蒋档”全部被移交至“国史馆”后逐步开放,已有许多学者查阅并在研究中加以引用。[第一段]     

《抗日战争时期粮食供求问题研究》

正团结出版社2015年6月版,26.6万字,36元粮食攸关民生,平时极为重要,战时尤为迫切。八年抗战之所以能够获得最后胜利,与国民政府能够较为有效地解决粮食问题,使军粮、民食不致过分缺乏有关。本书运用国民政府档案、行政院档案及农林部档案等大量原始资料,配合相关论著、报刊,及近年出版的《事略稿本》《蒋介石日记》,深入探讨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粮食的具体供求情况及国民政府解     

英国与中国的法币平准基金

英国对中国平准基金态度的演变 ,也是英国在远东与日本矛盾逐步激化、对华政策逐步趋于积极的过程。 1 93 5年中国实行法币政策时 ,英国没有加入中国平准基金。 1 93 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 ,英国对该问题仍持消极态度。随着远东局势的演变 ,1 93 9年英国政府为英商银行加入中国平准基金提供担保 ,1 940年同意英商银行加入乙种平准基金 ,1 941年英国财政部直接供款加入中英美联合平准基金。 1 945年中英美平准基金的解散 ,则标志着英国在中国货币金融领域影响的终结     

台湾蒋介石档案开放

蒋介石从大陆撤退之前,有计划地将以他为中心的档案搬到台湾。这一部分档案连同其在台湾期间积累起来的资料,共约5000卷,100万件,分装440箱,比较完整地记录了蒋介石一生的公私事务。由于一度藏于台湾大溪地区,因此通称《大溪档案》。《大溪档案》原由台湾“总统府”机要室管理,长期处于密封状态,只有少数历史学家经过特批或其他途径利用过其中的少量资料。1995年3月移交“国史馆”,定名为《蒋中正总统档案》。据台湾报纸报道,“国史馆”副     

论蒋介石与战时行政三联制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为实现抗战建国,成立中央设计局和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推行行政三联制,强调计划、实施与考核三个环节的相互联系,以提高行政效率。蒋介石对行政三联制做了充足的准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政现代化的理念。但行政设计宏大,受战时环境及经费所限,实施倍感艰难;考核流于形式,难以充分调动行政人员积极性,行政三联制未能发挥实效。通过行政三联制的考察可反思蒋介石在战时的政治理念与现实的背离,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国民政府缺乏实事求是的行政风尚。     

蒋介石与纳尔逊会谈记录(1944年9月19日)

1944年9月19日,蒋介石与纳尔逊进行了两次会谈。在19日上午的会谈中,纳尔逊认为,重庆国民政府过于紧缩的财政政策、极端落后的运输状况以及通货膨胀下限价政策等都是阻碍战时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就此提出了种种补救办法。同时,纳尔逊还就成立战时生产局诸问题陈述了意见。蒋对纳尔逊所述各端表示同意,并希望他能来华主持中国经济。在同日下午的会谈中,蒋、纳着重讨论了战后中关经济合作问题。纳尔逊表示美国可以提供给中国资本与设备,帮助中国建立小工业。但不主张中国建立汽车制造厂。他还对修造扬子江大闸表示兴趣。这两次谈话记录对战时中国经济、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对战后中美合作的倾向均有一定的反映。特自馆藏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中选出,公布于后。     

抗战时期的国际宣传处

国际宣传处是国民党战时对外宣传政策的执行机构。从它1937年11月创建,直至1947年1月改隶行政院新闻局,历经八年抗战,其间进行了大量的对外宣传活动,反映了抗战不同阶段国民党当局对外宣传方针、政策上的变化。本文试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档案为基本材料,介绍该机构的内部组织及其特点,以期对国民党战时对外宣传政策的研究有所裨助。     

蒋介石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

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不久，蒋介石就知晓其真相，并以文字形式在日记和档案中表达愤怒和谴责之情。战时，蒋介石支持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宣传，以提高中国人民抗战的勇气和决心；特别是1942年2月访问印度期间，蒋介石在公开发表的《告印度国民书》中，第一次提出“在1937年12月南京被陷之一例言之，一周以内，全城人民被屠杀者多至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