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角下的近代安徽族田分布

本文从祠堂数量、捐献族田人数以及土改调查的族田量分别对近代安徽族田的分布状况进行考察,在综合比较的基础上,勾画出近代安徽族田分布呈现自南部徽州山区向淮北平原地区递减的总体态势及其起伏.     

新见《田沼妻班氏墓志》略考——对“扶风班氏”家族的几点补充

扶风班氏为汉代史学大家班彪、班固之后,两唐书中班氏一族唯一有传者即户部尚书班宏。新出土的《田沼妻班氏墓志》志主班氏乃班宏侄女,志文内容充实了对这一家族的研究资料,对探讨中古时期的家族开拓了新的思路。     

近代苏南族田的规模增减与功能变动

在近代苏南,随着族田规模的增加,其功能从祭祀开始向赡族、助学等逐步展开,直至发展一些社会公益事业;当族田规模减小时,从社会公益事业渐次向祭祀缩减。祭祀是族田的基本功能。族田的主要功能也随着规模的增加发生变化,先以祭祀为主逐渐转向以赡族为主;随着规模的减小,赡族的主要功能地位又让位于祭祀。不同宗族族田的功能增减、主次功能转变应达到的族田规模可能有别,但是变化的趋势是确定的。族田功能随着规模增减所发生的有规律变动,是苏南人尊祖敬宗观念的外在表现。     

近代安徽族田经营研究

在近代安徽,就族田的田产经营而言,出租给外姓中、贫农耕种是主要经营方式;地租形态主要是实物地租,且租率较一般私田低;大部分欠租是在催缴过程中通过协商解决.就族田的地租经营而言,宗族通过放贷、购田和投资工商业实现地租的增值;宗族放贷地租的利率大大低于一般私人放贷;族田地租向近代工商业转化已渐露端倪.     

浅论清代广东族田的经营和管理

清代广东各地,族田的经营方式主要是采取租佃办法。据献记载,通常有“投标”佃耕和“批耕”两种。所谓投标佃耕,就是把准备出租的族田土地综合各方面因素定出一个底价,在祠堂张贴,向准备承佃的人招标,求佃在规定的日期到祠堂投标,最后通过竞标,以出价最高获得佃耕权。如     

近代江南乡村妇女的"财产权"

在近代江南乡村,尽管妇女对家庭生计有着重要的贡献,但家产的男系传承原则使她们基本上没有财产权可言。在家庭结构健全的场合,妇女根本就无权获得家产份额。寡妇相对而言有一定的家产处置权,但那仅仅是代儿孙监管而已,在寡妇无子的情况下,还要将家产捐给族里。出嫁女获赠“奁田”,娘家有随时收回的权利。因此,妇女的所谓“财产权”是残缺的,在家族共财制的农业社会的历史场境中,这是很容易解释的。     

论乾隆朝四库修书的失载

乾隆时四库修书,因民族和本朝忌讳、修书与学者眼光、管理疏漏及馆臣舞弊等,其所收并不全面。有该收而未收者,有故意摒弃删毁者,这给四库修书著录带来了缺载,亦为文化上的一大损失。     

明代后金女真"沈"姓探--从《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沈"姓记载看女真姓氏的变化

“沈”姓满洲族的老姓说法不一,“老姓”中没有“沈”字,还有朝鲜族沈姓和“沈氏”汉军八旗融入满洲族。事实上,辽金女真有“沈”的姓氏即“沈谷”,尽管可能是音译,但是其他姓氏如“童”也存在,《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记载后金女真有大量汉姓“沈”和女真名字者的记录。因为民族生存战争、土地的争夺与保卫,因为女真族、满洲族颠沛流离的生活环境和历史,因为没有相应的文化建设,一般女真族没有连续家谱的记录,女真到满洲的姓氏从来不连续,满洲族的家谱绝大多数的撰写始于多尔衮进关。从“沈”姓在后金女真中存在的举证,往前到辽金时代、往后到清代,“沈”姓都是以不同表现形式存在着,说明从辽金女真、后金女真、以及到辛亥革命前后满洲族都有“沈”姓氏,和这个族群一样,“沈”姓氏是变化演绎的,女真到满洲族姓氏同样是变化演绎的。     

汉代的"将屯"与"将田"小考

汉代“将屯”问题,至今已有多篇论文作了考述,但意见仍不一致;而汉代“将田”问题,因仅在晚出的敦煌悬泉汉简中提供了较集中的资料,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不拟对“将屯”和“将田”问题作全面论述,仅就“将屯”和“将田”这两个既相关又不相同的概念作一些辨析。     

清代"达呼尔文"与达斡尔族的满族文化认同

19世纪,以敖拉·昌兴等为代表的一批达斡尔族文人采用以满文字母音写达斡尔语的形式,创作了大量的达斡尔语书面文学作品,采用满文字母音写达斡尔语的文字形式也逐渐定型,成为这斡尔族历史上的一种文字形式--"迭呼尔文"."迭呼尔文"不仅是达斡尔族顺应当时大的历史环境所致,也从深层次上反映了达斡尔族对满族文化的一种认同.     

楚都丹阳"丹淅说"与"枝江说'的对比研究

本文主要从文献、族源、考古、地理等四个方面对楚都丹阳"丹淅说"和"枝江说"进行对比研究,然后综合起来考察.总的来说丹淅说优于枝江说,枝江说的文献依据较晚,在考古和族源方面完全得不到支持,在地理上也难以解释.但丹淅说也不圆满,存在很大的漏洞.丹淅说如要真正成立,还需要对枝江说方面的驳难作出认真的回应.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双重使命"是中国朝鲜族革命史的根本特性

中国朝鲜族历史的多元与复杂特性造就了中国朝鲜族革命斗争史的一个根本特性,亦即"双重使命".中国朝鲜族革命斗争历史上的"双重使命"特征,早已成为在国内外历史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学术观点.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有诸多先行研究者进行长期建构努力,国内外学界对这一重要观点也有广泛认同与采纳,目前付梓出版的诸多有关论著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也有的论著没有给予充分肯定.     

清代地方财政史研究述评

财政是国家或政府利用收支活动实现其管理职能的一种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亚当·斯密把财政称为“庶政之母”。宋代的苏辙曾说过：“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苏辙：《栾城集》卷二一,《上皇帝书》）。因此,财政史的研究有利于洞悉一个社会形态的运行及其因革变迁。     

关于商代金文中族名的界定与思考

商代金文中出现的族名主要有单一族名和复合族名两类.古代氏族名号有称二字者,或称其为复氏族名.复氏族名与复合族名较难区别.复合族名是在同一器物上铸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一族名,其出现的原因有多种,或为标识母族,或为某种性质的联合,或为通婚,或为同宗祭祀等等.复合族名中还存在着私名、地名、职官名等成分.     

“使黔首自实田”辨析

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中,把“使黔首自实田”作为秦始皇“巩固封建生产关系”的一项重大措施,在图表上说明:秦始皇三十一年“颁布了‘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让老百姓自报占田数目,按亩纳税,在全国范围内确认了土地私有制,巩固了封建的经济基础。”当然,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陈列说明亦有所本,它反映了史学界目前的通行看法,一些重要的教材及论著都认为秦始皇发布了“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在全国     

东山客家的"风水"族规

东山客家刘氏宗族在清朝道光、光绪年间订立的三个族规,对族内公共水源的蓄水、管水和用水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规定,还对妨碍风水的建筑予以拆毁做出了约定,族规本身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作者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对族规订立的背景、与族规内容相关的当时农业生产情况和族规所反映的东山客家的风水观进行了分析.     

蒙古贞土地制度的变迁与改革

辽宁阜新蒙古族早在清朝时期,从呼和浩特城迁徙到阜新后,生产方式由游牧经济模式逐渐转入农耕模式,期间经历了牧业、半农半牧和全牧业阶段,土地制度随之发生变化,由少数人占有,改革为耕者有其田的形式.     

中國歷史上的種族與民族

一中國史學者向來對於種族與民族沒有明確的科學概念。資產階級學者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把民族看作永恆存在的人們生活共同體,卻不是看作社會歷史發展一定階段的産物。例如孫中山先生解釋民族構成的因素,爲血統、語言、宗教、風俗、生活等,他不但忽略了民族形成與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之連繫性,而且把血統列爲民族構成的因素之一,把種族與民族混淆起來,把民族看作種族或部落組織的延續與擴大,這樣,也就是說民族是永恆存在的東西或超歷史的範疇了。到了蔣匪幫反動派政權建立以後,中國封建法西斯的大漢族主義者,更否認了中國境內各民族的存在,認爲各少數民族都是‘百世一支’的黄帝子孫,顯然是荒謬絕論的讕言。由於這種反動思想的傳播,許多資產階級史家,對種族與民族這兩個名     

先秦道家"道"论新解

"道"在中国思想史上是负载最重的语词.文化变局和时代危机,使先秦道家以"道"重新思考宇宙人生的各种关系.他们的"道"论有三重含义:喻指每一个体;隐含每一个体背后的他者;最高的道德境界.以此他们完成了从天的视域转向人的视域,并始终保持天人之间的联系,使道成为一个统摄所有现象、包揽一切的概念,也开启了诸子百家共同关注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