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汪伪政府的新史料——日本东洋文库藏汪伪政府驻日"大使馆"档案概述

早就听日本友人介绍日本东洋文库新近开放了其所藏汪伪政府驻日"大使馆"的档案.1998年11月至1999年2月,本人有幸短期访问日本,专程去东洋文库查阅了该档案.     

汪伪政府的成立曾五次延期

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０日,汪精卫宣布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伪政府成立。其实,在这之前,汉奸们曾５次向他们的日本主子提出组府的具体日期,可５次都由于种种原因而被日本否决。第一次,１９３９年的“双十节”。汪精卫叛逃到上海后,急于组织政权,５月底,经过同日本驻华中派遣军多次磋商,定于１０月１０日“双十节”这天组府。６月初,汪精卫在赴日谈判时,正式向东京提出了这个要求。东京方面在《对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之处理》中虽然认为“建立新中央政府（指汪伪政府──引者注）的时间,视形势及工作进展之…     

日本承认汪伪政府之经纬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但日本当局并未应汪伪政府的要求,当即对其加以承认。同年11月,随着日汪基本条约的签订,双方才正式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日本当局对承认汪伪政府迁延日久,一方面是要通过日汪基本条约确定在华侵略利益,另一方面认为汪伪政府实力不足,无法借扶植汪伪政府来完成其侵略目标,要"解决事变"仍需进行诱降重庆国民政府的"重庆工作"。由此,日本当局的政策一直在扶植汪伪政府与加强"重庆工作"间摇摆不定。然而,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日本外务省与军部在对华政治、外交事务主导权上的争夺,以及重庆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所采取的行动,均影响了日本当局的相关决策,使这一过程更加复杂化。通过考察日本承认汪伪政府的经纬,相信对了解日本侵华期间的决策过程会有所裨益。     

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

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包括运输管制、交易控制和价格限制三个方面。本文全面阐述了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政策的具体举措及其效果,并运用南京和周边地区的米价数据及价格相关分析方法,剖析了汪伪政府在南京米粮统制失败的原因。汪伪政府的傀儡性决定了其米粮统制的根本目的是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违背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从经济上看,米粮统制政策背离了市场规律,最终导致了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政策的彻底失败。     

战时中日特殊关系下的外交畸形——关于汪伪驻日使领馆实态的考察

1937—1945年的中日战争期间,两国外交关系处于"特殊"时期。中国政府1938年1月与日本断交之后,汪精卫伪国民政府1940年3月30日成立,日本政府迟至11月30日才对此予以承认,双方随后建立起了一种"畸形"的外交关系。期间的汪伪政府驻日使领馆,既是这一"畸形"关系之下的产物,又是我们研究汪日"特殊"关系的标本。本文主要依据日本东洋文库所藏汪伪大使馆的有关档案,对于中日战争后期汪伪使领馆的实态进行一些简略的考察。从编制和经费上看,其重上而轻下;从日常工作上看,其重虚务而轻实务;在最为重要的侨务工作上,其无意又无力;期间,并伴随着其人事变动之快和工作效率之慢。作为战时中日"特殊"关系之下的一个怪胎,汪伪驻日使领馆的这种先天缺陷、后天不足的"畸形"实态,亦终将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结束而破产。     

傀儡之军:汪伪政府海军述论(1940—1945)

汪伪政府成立初期,即积极筹划伪海军建设。在中央设海军部,同时在地方相继成立南京、威海卫、广州要港司令部和汉口基地部。本文在汪伪海军机构、军官群体、舰队实力、海军学校与伪海军接收等方面进行了考证,旨在厘清汪伪海军的兴亡历程。汪伪海军配合日军扫荡和维持日战区治安,事实上是日本海军附设的一个庞大的水上武装警察特务部队。汪伪海军为虎作伥,使中国人民倍受劫难。     

中国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伏法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决定接受盟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南京时,中国第二号大汉奸,时任汪伪政府主席的陈公博及大小喽罗们大为惊恐.为了逃脱历史的惩罚,陈公博连夜向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发报,愿出巨款乞求去日本“避难”.     

并不“一切如常”:抗战时期丹麦和瑞典对华外交政策的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尽管与大多数国家驻华使节一样,丹麦和瑞典的驻华使节并未随国民政府内迁,但丹、瑞两国在对华关系上均希望维持原状,如常进行外交工作。然而,丹麦于1940年被德国占领,使其在日德意的压力下被迫与重庆国民政府断交,转而承认汪伪政权。在重庆政府的积极争取下,前丹麦驻美大使高福曼被委派为"自由丹麦"运动驻重庆的代表,于是从1942年至1945年夏,中国出现了两个丹麦驻华使节。瑞典在战时一直保持独立,所以尽管日本屡次要求瑞典承认汪伪政府并与之进行废除治外法权的谈判,但其并未就范,而是在原驻华公使滞留沦陷区的情况下另派大使到重庆国民政府,以致该国也同时有两位高级驻华外交官。     

汪伪政府粮政述评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根据地和沦陷区都面临着十分紧迫的军需民食问题。粮食问题是关系战争各方成败的重要经济因素之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通过减租减息与大生产运动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①;国民党在国统区则通过实施田赋收归中央、“三征”与“限价”等粮食政策...     

试论抗战开始后蒋、汪矛盾激化分道扬镳的原因

蒋、汪的矛盾斗争发轫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山舰事件”,到改组派发起反蒋活动,则演成了真刀真枪,势不两立的架势。1932年,改组派烟消云散,蒋、汪握手言欢,分掌军政权力,开始了所谓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时期。但彼此始终同床异梦、勾心斗角。抗日战争爆发,蒋、汪矛盾尖锐激化,暗斗渐为明争代替。“联共抗日”与“反共降日”的政见分歧,伴随着权力之争,加上日本诱降、扶汪弃蒋的催化作用,导致蒋、汪间貌合神离的关系彻底破裂,造成了国民党的又一次大分化。     

1945年起义飞往延安的“建国”号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沦陷区的伪空军青年军官对前途一片迷茫,究竟该往何处去？在新四军和中共地下党的影响、策动下,汪伪空军少校飞行教官周致和、少尉飞行员黄哲夫等人决定弃暗投明,驾机起义。经过周密筹划,于1945年8月20日驾驶汪伪政府的专机“建国”号,从扬州起飞,飞向延安。这架日本政府送给汪伪政权的“国府”专机,成为八路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简明指南》即将出版

为进一步贯彻开放历史档案的方针,向社会介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情况,由施宣岑等主编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简明指南》最近将由档案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该“指南”除简要介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沿革、档案整理方法和开放制度外,重点介绍了馆藏南京临时政府、大元帅大本营、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汪伪政府的中央机关和重要人物227个全宗的档案内容,涉及党务、军事、政治、经济、财政、交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书后附有《馆藏全宗一览》,列举了馆藏700多个全宗的名称与档     

“日泰同盟与泰国华侨”讲座综述

20 0 4年5月2 0日,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和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邀请在华进行学术调研的日本学者村岛英治教授作题为“日泰同盟与泰国华侨”的学术演讲,这是“华侨华人研究论坛”2 0 0 4年度系列讲座的第二场。村岛教授的演讲使用较少为学人所利用的泰文和中文的第一手文献,分四个时期论述从1 941年日泰同盟成立到1 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的泰、日、华侨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日泰关系的演变对华侨产生巨大的影响。其中,第一时期即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 942年中期,日泰走向全面合作,銮披汶政府对华侨推行强硬政策,华侨不得不支持南京的汪伪政府,难…     

汪伪政权“接收”日本军管工厂的一组史料

汪伪政权成立后,日本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于1940年3月18日发表声明,拟交还由日军管理的中国工矿企业。此后三年间,经过讨价还价,日军陆续发还了一些工矿企业。为明瞭汪伪政权接收日军军管工厂的内幕,特自馆藏档案汪伪政府实业部全宗中选出本组史料,公布于后。     

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1941——1945）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提出了"重庆工作"的计划和条件。这一目的虽然没有促进"钱永铭工作",但随着11月30日承认汪伪政府而实现,并奠定了此后"和平工作"基础。1941年,日本加紧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事变"转向持久战略而无暇顾及"和平工作"。1942年,日本以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为主,开展"重庆工作";并以阎锡山为对象开展"对伯工作",来分化国民政府。1943年,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并在日本领导下、由汪伪政府进行"对重庆政治工作",但到年底,"开罗宣言"的发表宣告了"对华新政策"的破产;随后开始的"一号作战"又使得"重庆工作"无果而终。1944年7月小矶内阁上台后,再次转向通过汪伪政府的对重庆政治工作。但由于汪精卫病死,该工作愈加悲观,只好转由中国派遣军主持。小矶首相还企图主持"缪斌工作",由于受到内部的强烈反对而夭折。1945年4月以后的铃木内阁,为了本土决战,仍企图进行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但中国派遣军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均以失败告终;伪满洲国与日本驻军问题,成为检验其是否有和平真意或和平是否会实现的关键条件。日本在承认汪伪政府的前提下、并主要通过该伪政府进行的"重庆工作",其实质就是要使重庆国民政府沦为南京伪政权,以达到其不战而降的目的,其失败的命运亦是历史的时势之使然。一系列"重庆工作"失败的记录,证明抗战中后期日本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主要实施战略进攻;它也从反面佐证了中国政府坚持抗战的伟大意义。     

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1941-1945)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提出了"重庆工作"的计划和条件.这一目的虽然没有促进"钱永铭工作",但随着11月30日承认汪伪政府而实现,并奠定了此后"和平工作"基础.1941年,日本加紧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事变"转向持久战略而无暇顾及"和平工作".1942年,日本以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为主,开展"重庆工作";并以阎锡山为对象开展"对伯工作",来分化国民政府.1943年,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并在日本领导下、由汪伪政府进行"对重庆政治工作",但到年底,"开罗宣言"的发表宣告了"对华新政策"的破产;随后开始的"一号作战"又使得"重庆工作"无果而终.1944年7月小矶内阁上台后,再次转向通过汪伪政府的对重庆政治工作.但由于汪精卫病死,该工作愈加悲观,只好转由中国派遣军主持.小矶首相还企图主持"缪斌工作",由于受到内部的强烈反对而夭折.1945年4月以后的铃木内阁,为了本土决战,仍企图进行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但中国派遣军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均以失败告终;伪满洲国与日本驻军问题,成为检验其是否有和平真意或和平是否会实现的关键条件.日本在承认汪伪政府的前提下、并主要通过该伪政府进行的"重庆工作",其实质就是要使重庆国民政府沦为南京伪政权,以达到其不战而降的目的,其失败的命运亦是历史的时势之使然.一系列"重庆工作"失败的记录,证明抗战中后期日本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主要实施战略进攻;它也从反面佐证了中国政府坚持抗战的伟大意义.     

文徵明,“笨小孩”的逆袭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一道奇异的风景线--一些相同的汉语词汇,在两国有着截然相反的意思。比如“东洋”这个词,在中国使用的时候,通常指“日本的”,近代史上从日本进口的人力车,就被称为“东洋车”;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人也被称为“东洋鬼子”。而在日本使用的时候,通常是指“中国的”,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中有一个“东洋馆”,10个陈列室有一半展陈的是中国文物和艺术品,从殷商时期的青铜器到汉唐时期的画像石,从宋、明时期的瓷器、丝织品到历代的绘画书法,其中有许多是闻名于世的珍品。     

真“假“杨公素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至今的５０余年间,在担任新中国驻外大使的７０５位高级外交官中（截至２０００年４月１２日外交部中亚东欧司前副司长王开文出任驻拉脱维亚共和国大使止,不含驻国际组织的大使或大使衔外交官员）,前驻尼泊尔、越南、希腊大使杨公素也许是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后加入共产党的杨度,其公子也叫杨公素。同名同姓,是否一个人？为此笔者花了近两年的时间,终于弄清了真“假”杨公素之谜。 香港查良镰主编的《明报》月刊载文, 老外交家杨公素是“共谍” 查良镛主…     

恢复中美华沙会谈的起步

华沙会谈旧事重提1955年8月1日,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和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大使级会谈。1958年,中美大使级会谈从日内瓦移至波兰的华沙举行,从此被称为“华沙会谈”。     

英国外交档案有关汪精卫“和平运动”及汪政权的部分历史档案文件

英国伦敦国家档案馆外交档案部珍藏着不少有关汪精卫“和平运动”及汪政权的历史资料。这里选译的都是在1939年7月至1944年11月之间上报外交部的文件。报告的作者皆为外交界或驻外使节的高级官员,他们有的有着长期的对华经验,有的则长期在外交界服务。这些文件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了英国政府对远东战事中汪政权的态度,同时更反映了英国对重庆国民政府不折不扣的承认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