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和他的秘书们

“总理办公室”也泛指总理身边的工作班子．因为办公地点就在西花厅,所以常被人简称为“西花厅”。比如“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常被各部委说成“西花厅来电话了”。     

周总理的最后时刻

1974年5月31日,周总理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6月1日告别住了25年的西花厅住进了医院。1975年10月下旬以后,周总理就卧床不起了我清晰地记得,60年代中期,发现周总理患有心脏病,他只是按照医生的建议服药治疗,没有休息过一天,甚至发生了心律失常及慢性心力衰竭,他依然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总理教我做秘书：要广学博览

踏进西花厅“总理值班室” 1968年8月,周恩来总理同我正式谈话后,我开始在西花厅“总理值班室”正式值班,主要负责党、政、军、群等方面的工作。     

严凤英的庐山情

正1959年10月上旬的一天下午,一辆小车驶进中南海,停在周恩来总理办公、住宿的西花厅前。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王少舫走下车来,周总理和邓大姐已站在大门前迎候。周总理握着严凤英的手说:"去年在合肥见面时,我就说要请你们来家里做客,我没有食言吧!"邓大姐拉着严凤英的手,笑着说:"人见人爱的‘七仙女’来了,嗯,比电影上的人儿还要年轻漂亮!今天请你们来家吃饭是有条件的,我要面对面地听你和‘董郎’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严凤英和王少舫连声说道:"我们一定给总理和您尽情地唱。"     

一位警卫员眼中的周恩来

我在中央警卫局和北京市公安局警卫处工作多年,一想起当年的往事总是感慨良多。特别是参加周总理的警卫工作,亲耳聆听总理的教导,更使我终生难忘。“我为什么就不买票”解放初期,北京颐和园内住着不少中央领导和民主人士,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陈云、邓小平等常涉足园内会友,参加国务活动。其中周总理来园次数最多,有时去看望驻园的其他中央领导人,有时则陪同外国贵宾游览园内景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总理每次进园都问身边的人员买票了没有。记得有一次,总理进园刚走到仁寿殿时,突然有所悟地问:“刚才进园门买了门票没有?”我惊奇地…     

我在“文革”岁月中(上)

正当我国渡过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又展现蓬勃生机的时候,迷雾再一次笼罩祖国的葱茏大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前,我曾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二机部(即后来的核工业部) 副部长,一直致力于国家的原子弹、氢弹研发工作,文革中又当了周总理的联络员。幸有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和指点,我才没有遭到大的厄运,犯大的错误,但回忆那段风雨历程,仍叫人久久不能平静! 电闪雷鸣风云变1965 年全国开始了“四清”运动,当时我的身心扑在氢弹研制上,对全国政治形势不甚了了。二机部党委要我负责在青海的核弹研究基地(即九院)的四清工作,我认为,该单位领…     

真诚地做普通人

读《世纪伟人周恩来》,深感但凡伟人,都不把自己看得比群众高贵,而是始终把自己当作普通人中的一员,保持着谦逊和平等的风范。1956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周总理因出访需要,到北京市“中国照相馆”照相。当时很多人都在等候拍照,当摄影师准备给一位解放军战士照相的时候,忽然有人叫道“: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那位正准备照相的战士一听,赶忙上前给总理敬礼,并请总理先照。周总理微笑着对他说“:你先照,我等一等没关系!”那位战士在周总理的一再催促下,才照了相。这类小事书中记载很多,无不体现出人民总理时刻把自己当普通人的伟大品格。真诚…     

祖父许德珩在黄埔军校执教的经历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祖父许德珩与周恩来总理一同作为天津市的代表出席会议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在一次小组会上周总理问祖父：“楚生兄,你从法国回来后在哪里工作呀？”祖父回答说：“我在黄埔军校当政治教官,那时你已离开了,是熊雄负责。”周总理说：“噢,你还在黄埔（军校）工作过,那要记你一笔。”看到周总理清瘦的面容,祖父联想到当时很多关于周总理患癌症的传言,他沉重地说：“总理,你要保重身体呀。”周总理回答说：“我剩的时间不多了。”     

周恩来改新闻稿

1961年,周恩来总理出访归来,第二天在报纸上就有消息说“周总理神采奕奕地走下飞机”。看到报道,周恩来叫值班秘书把记者找来,指着报纸上的消息说：“现在国家遭难,人民受苦,我周恩来凭什么还‘神采奕奕’？”他还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现在,天灾人祸搞得我们连饭也吃不饱,我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居然还“神采奕奕”？这样宣传“上不合乎国情,下不安于民心”。     

忆中国原子弹的初制

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到现在跻身于世界核大国之列,已经历了四十六个春秋。我是1956年二机部(即核工业部)成立不久,调任二机部副部长的,有幸先后在宋任穷、刘杰两位部长的领导下,参与了我国核工业初期起步的艰难历程,负责核工业生产最基础的核燃料矿产的勘探、开采、加工、转化的全过程,为把第一颗原子弹升上天奠定了基础。     

来函照登

编辑同志: 贵刊今年第7期上刘树岗同志撰写的“周总理首次视察大寨”一文,我读了两遍。文中称卫恒同志是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身份接待总理和外宾的,这恐怕是记错了。总理第一次到大寨,我随卫恒     

半部文艺史，一个打杂工——记我的父亲周巍峙

周总理亲口对我父亲说,他是国家总理,而我父亲是“文艺总理”,但父亲在《八十自嘲》一文中,却幽默地自我描述说：“来自贫寒户,混迹文坛中,奔忙六十载。一个打杂工。”     

“七仙女”严凤英庐山留深情

1959年10月上旬的一天下午,一辆小车驶进中南海,停在周恩来总理办公、住宿的西花厅前。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王少舫走下车来,见总理和邓大姐已站在大门前迎候。总理握着严凤英的手说：“去年在合肥见面时,我就说要请你们来家里做客,     

周总理与皇帝侃家常

隆冬刚过,大地春浓。1962年2月12月下午,周总理邀请博仪一家子到中南海做客,总理和博仪座同桌。这是博仪第二次与总理同桌共饮。交谈起来,显得随便多了。总理谈到博仪的工作问题时,问他愿意做什么事？博仪略加思索后说：“愿意当工人。”总理马上问：“你的算术怎么样！”博仪摇摇头：“我从小就不喜爱算术,更没有学过它。”总理说：“工人要看图纸,要懂算术才行。你还愿意做什么事？”博仪望着总理那慈祥的面孔答道：“我在战犯管理所学过针灸,是不是到医院试试看。”总理沉思了一下说：“你愿意到医院工作,当然好。只是你给别人…     

我心中的周总理

周总理去世已三十余年,但回忆往事感慨万千。我1952年由华东军政委员会调到中央政法委员会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后又调到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当时人大常委会恰好和国务院在中南海同一个大院内办公。周总理办公地点在西花厅,人大常委会在东边摄政王府,离国务院接见外宾的紫光阁和海边也不远,因此经常能见到周总理。在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听到他做政府工作报告,大会期间我和一些同志被派往各省、     

我记忆中的邓颖超大姐

邓颖超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也受到世界人民的敬仰。人民都爱称她为“邓大姐”。我在参加革命以后就知道周恩来、邓颖超两位我党著名领导人,但认识邓大姐是在到了外交部工作以后。那时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偕同夫人来访,邓大姐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夫人,经常陪同周总理接待外宾,配合总理有力地开展外交工作,有时还到外交部参加一些活动。1955年12月8日到26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夫妇率团访问中国,周总理出面迎送、宴请、会谈,邓大姐也积极参加一些活动,同格罗提渥总理夫人作了亲切的交谈,对方对她的友好态度和渊博知识非常…     

周总理与《中国青年》杂志

“人民总理爱人民”,这是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广大人民对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敬爱的领导人发自内心的歌颂。周总理有宽广的胸怀,他胸中装着广大人民;他对新中国的年轻一代的成长,更时常挂在心中。我从1953年到1963年担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从周总理关注这个杂志就可以感受到他对青年的热爱。     

在中央警卫团工作的日子里（连载）

在周恩来总理辞世前六天,即1976年1月2日,弥留之际的周总理于中午醒来,用含混而微弱的声音说：“找Wu……Wu……Wu……”究竟是“Wu”什么,人们顺着“Wu”的发音推测,以为周总理是要见一位姓“吴”的,而且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中,确实就有姓“吴”的,如担任周总理值班室主任的吴庆彤。     

我与王洪文“打官司”

1968年我奉命担任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以后,自觉不自觉地和“四人帮”中的两个成员——王洪文、张春桥打了一场“官司”,从而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以及中央政治局若干领导同志,后来搞成了一桩冤案。若干年后又由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示平反,这段经历让我难以忘怀。     

我与王洪文“打官司”

1968年我奉命担任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以后,自觉不自觉地和“四人帮”中的两个成员——王洪文、张春桥打了一场“官司”,从而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以及中央政治局若干领导同志,后来搞成了一桩冤案。若干年后又由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示平反,这段经历让我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