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同文馆与中国近代化教育

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面对前所未有的动荡变局,清政府发动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洋务运动。京师同文馆正是洋务运动的产物,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所翻译出版的教育机构和洋务学堂,它的建立对当时教育革新起到了示范作用,开启了近代教育的先河。从微观的角度,通过对京师同文馆的教育思想、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师资力量、学生来源、课程设置与考试制度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可以探究出其对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发展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试论京师同文馆的教学组织形式

京师同文馆的教学组织形式中,除了分专业的英、法、俄、德和东文(日文)等外文各馆及天文、算学、格致、医学等馆以外,还存在其他的形式——前、后馆的分馆教学、班级授课的分班教学、特班形式的短期培训等。研究京师同文馆的教学组织形式,对于了解近代中国教育历程具有一定价值。     

略论方志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方志事业的成败取决于人才,应尽快确立方志学学科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造就高端专门人才。近代学术与学科的发展,方志学学科领域明确,学科体系逐步形成,既是一专门学科,又是一综合学科,它涉及一个较大规模的学科群,诸如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人才培养,由高等院校方志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培养专门人才是最有效的途径。     

同文馆风波

成立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是清末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附属于总理衙门。和同文馆相比,总理衙门的成立被逼的成分要多一点,清政府在这方面积极性有限,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应付洋人之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梁启超与京师图书馆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他也是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却鲜为人知。     

王锡彤与京师自来水公司

近代中国公用事业史上 ,清末民初的京师自来水公司占着很重要的位置 ,它比较有效地解决了北京市区的用水问题。在京师自来水发展过程中 ,两个河南人起了重要作用 ,一个是袁世凯 ,一个是河南著名的资本家汲县人王锡彤。特别是作为该公司的主要管理者王锡彤 ,殚精竭虑 ,惨淡经营     

同文馆与晚清留英教育

晚清留英教育在船政学生留英之前已经开始,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就派遣了同文馆学生赴欧洲游学。之后,历届驻英公使都带有同文馆学生充任使馆随员或翻译学生,在处理外交及使馆事务之外,这些同文馆学生还负有学习的任务,可以入英国学校学习。19世纪90年代总理衙门还制订章程,派遣了两次同文馆留英生。20世纪初,京师同文馆归并京师大学堂改称译学馆后,再次派遣学生赴英留学。同文馆学生留英在整个晚清虽然不多,但也自成一系,是晚清留英教育中重要的一支。     

梁任公与国立京师图书馆

梁任公名启超,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卒于民国十八年(1929),广东新会人.光绪十五年(1889)举乡试.与其师康有为同是"戊戌变法"的主将,并称为"康梁"."公车上书"后,先后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及<西政丛书>.又主讲长沙时务学堂,鼓吹和推进维新变法.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人京,参与"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后,逃亡日本.持立宪保皇立场.1911年武昌首义后,初拥护袁世凯.袁欲南面称帝野心暴露后,梁启超又策动其得意门生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曾出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文学上主张文体改良和诗界、小说界革命."五四"运动后反对"打倒孔家店"口号.     

日本教习与京师警务学堂

1901年创立的京师警务学堂是中国第一所近代警察教育机构,也是清末最大的警察教育基地。虽然京师警务学堂聘用了一批日本教习承担大部分的教学和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并由川岛浪速担任监督(校长),但其主权仍掌握在清政府手中。作为中国最早的近代警察教育机构,京师警务学堂为清末各地警察学校的创办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对中国近代警察教育和警政建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京师图书馆述略

京师图书馆述略李镇铭京师图书馆的创建京师图书馆始建于１９０９年,即前清宣统元年,是当今北京图书馆的前身。１９１２年８月２７日正式向读者开放,距今已８０多年。清代末年,推行新政,首倡废科举、兴学堂,仿泰西诸国创建各种图书馆,提出在北京设立京师图书馆。光...     

缪荃孙与京师图书馆藏书目录

从宣统二年(1910)九月赴京就任京师图书馆监督,到宣统三年(1911)九月乞假寓居上海,缪荃孙(1844-1919)在京师图书馆任职差不多一年时间.在此期间,缪荃孙除了参与日常的图书馆事务,最主要的精力用于整理藏书和编制藏书目录,为京师图书馆的藏书建设与书籍保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南朝京师佛牙之谜

2002年12月15日,北京灵光寺佛牙舍利抵达泰国曼谷,开始接受为期76天的供奉,以庆祝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75岁寿辰。北京灵光寺佛牙是释迦牟尼遗留下来的两颗灵牙中的一颗,另一颗在斯里兰卡。追根溯源,这颗珍贵的佛牙最初是由金陵高僧法献从西域迎请而来,南朝时被供奉在京师建康(今南京)钟山的上定林寺。这颗佛牙的由来、流传很有些传奇色彩,有些谜至今也无法解开。     

略论道光朝京师学者的学术交游 ——以魏源和曾国藩为例

道光朝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政治、社会和学术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对此时学者的学术交游不无影响。经世致用成为联结不同学术倾向学者的一个重要纽带,对时政的关注淡化了学者心中的派别意识,学者的学术交游在更广阔的范围展开。然而,这种变化不是对所有学者都适用。魏源和曾国藩有机会却终生没有交集,表现出道光朝京师学者交游的另一历史面貌。经世致用和汉宋调和的时代潮流并没有促成魏源和曾国藩相识相交,迥异之性情和政治立场又构成阻碍二人结交的消极因素。     

广西文人与晚清京师雅集

京师是四方辐辏之区,宣南则为人文荟萃之地。虽清末国政危殆,雅集之会依旧频仍。广西籍文人王拯、朱琦、龙启瑞、蒋达、彭昱尧等或主持文会,或参与雅集,诗酒之间多议国事安危,体现出晚清京师文化的特色。     

京师畯尊读释

文章对京师畯尊铭进行了补充讨论。认为"王有繇功"之"繇"当读作"猷",训功业、功绩。通过有关铜器铭文的系联可知,"日庚"为京师畯之母,"庚"为其日名,"商"为其名;其父日名为"丁"。"畯"为作器者名,"京"系地名,"师"为其职称,所谓"京师畯",即在京地任师职而名畯者。该尊是昭王时期的标准器,对于确定昭王时期楚都的位置、周楚关系的探讨以及相关铜器断代等皆有重要意义。     

清代刑部与京师细事案件的审理

清代刑部作为天下刑名总汇,却大量审理京师笞杖案件,原因在于旗人尤其是皇族的特殊司法管辖以及清代京师审判制度的内在矛盾。清初,由于旗人特殊司法管辖,内务府和八旗对于旗民交讼之案须送刑部审理;五城察院对于单旗案件,也交刑部。清中期以后,涉及皇族的案件,不论罪之轻重,均由宗人府会同户、刑二部审理。清代京师并不存在逐级审转复核制,京师各衙门送刑部之案均不拟律,这使得刑部大量审理笞杖案件以避免拖累。     

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

1904年科举减额缓停至1905年立停之间,科举改革的走向、方式及时间,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议修京师贡院为其中重要关节.在京多数部院官员主修贡院,表明缓停定议可能节外生枝,废科举的取向变数极大.张百熙、端方、袁世凯等人采取断然之策,改缓停为立停;张之洞于此虽一度犹豫,但最终附和.疆臣与枢机相互沟通联络,促成军机处和政务处的人事调整,并说服当政绕开部院会议,直接宣布立停科举.制度变革进程充满玄机,从或然到必然,相关人物的主观努力相当重要.只是精心谋略与强行干预虽可排除障碍,促成科举终结,却难以消除隐患,化解矛盾,避免急行效应带来的社会震荡.     

咸丰朝京师铁钱与圜法改制

晚清以来货币制度发生剧烈更替。咸丰四年为缓解京师“铜匮”与“钱荒”,清廷“反经复古”而筹行铁钱。伴随此一新货币符号的产生,铁钱鼓铸、流通与清朝货币政策不断形成互动。尤其是在钱文反复壅滞的应对过程中,清朝从铸币投放、立法布令、引导疏销等方面救济币制。但随着货币秩序的整体紊乱,铁钱日渐贬值,以铁钱局与户部为代表的决策部门围绕铁钱减铸、存废等产生意见分歧,“立一法即增一弊”的政策纷更使商民无所适从,铁钱最终成为弃物。京师铁钱的嬗变轨迹映射出咸丰朝圜法改革的试错、容错与纠错过程,揭示了清政府在财政压力下的政策取舍与行为逻辑。     

清季京师模范监狱的构筑

<正>今日世界各国将犯人处以自由刑,置于监狱以改造其人格,其历史其实不算太长。西方自十八世纪英国监狱学家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提倡改良监狱以后,法学名家辈出,政府亦竞相投入资源,改造犯人的"监狱学"引人瞩目。~①监狱乃有形之庞然大物,具体直观,集中体现西方对于犯罪、法律和社会的新知。反观中国刑罚制度向称"五刑",自隋唐以降固定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