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墓志研究综述与理论思考

作为出土文物资料,中国古代墓志既是彼时历史的实物见证,又是传世文献资料的补充,历来受到相关领域文史研究者的重视。就其整理与研究来说,前人多注目于出土数量甚多的北朝墓志及隋唐以降的历代墓志,而东晋南朝墓志由于历代出土较少,学界对其研究不多。然而,随着近年来国内考古发掘工作的新进展,东晋南朝墓志屡有发现,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日趋深入。现将既往研究成果作概要总结,冀对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开展有所裨益。     

东晋南朝时期“三吴”的地理范围

关于东晋南朝时期“三吴”的地理范围,历来有三说,即《水经注》说、《通典》说和胡三省说。以往学者对此三说往往不加辨析而各执一说。本文通过对当时史料的详细考察与分析,认为《水经注》说为正确。     

杂祀、天象与皇权：东晋哀帝欲行“洪/鸿祀”考

东晋哀帝隆和元年因“天文失度”欲行“洪/鸿祀”,遭臣下谏止,未果而终。“洪/鸿祀”当作“洪祀”,典出《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意即大祀,万民有过,天降六沴,天子以格祀之礼大祀五精帝求得谅宥。因经典依据、具体仪注与先代故事缺位,“洪祀”至东晋时已为杂祀,唐修《晋书·哀帝纪》“史臣曰”强化了杂祀色彩。《通典》杜佑注可证中唐时人对“洪祀”的理解已偏离原典,转变为与鸿雁相关联的“鸿祀”。“天文失度”当指隆和元年十二月戊午朔日食,太史禳祈则指合朔救日礼。升平五年、隆和元年灾异指向,哀帝十二月日食诏及“桓公入石头”童谣,源头皆指向桓温僭逾。哀帝正是以日食为契机,借口合朔救日无效,欲行“洪祀”,意在表明桓温为灾异源头,而他则作为万民代表祭祀五精帝,求取谅宥的同时可端正承统,稳固元、明、成帝再至己的中兴正统谱系。在此意义上,“冀以免咎”实是哀帝欲颉颃权臣,维护积弱皇权的真实心态写照。无果而终后哀帝方回归下诏救日礼,后改元兴宁,并亲行宣示皇权的藉田礼。     

敦煌出土文书所见“五逆之罪”考

“五逆之罪”原本为佛教用语,但在敦煌地区出土的世俗汉文收养文书中却出现了这一词语的广泛使用。这一现象反映出佛教在10世纪敦煌地区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这一时期,该词语的使用开始发生衍变,不再仅局限于佛教,适用范围有所延伸,包含有“忤逆”之意,用来泛指各种逆伦之罪;另一方面,也是唐五代以来儒家传统思想文化与佛教思想双重影响下对敦煌地区世人观念冲击的结果。     

南京东晋墓“虎啸山丘”砖画新考——也谈南朝墓葬拼镶砖画高士隐逸题材的另一种渊源

南京东晋墓中出土的“虎啸山丘”砖画不是传统的龙、虎画像题材,而与该时代特别流行的高士隐逸文化有关。从东汉张衡将“虎啸山丘”作为隐逸的比类后,虎啸就与隐逸产生了联系,而魏晋高士文化中流行的啸也与虎啸有着紧密的联系和类比关系。“虎啸山丘”砖画的内涵其实与之后的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画一脉相承,不仅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拼镶砖画,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关于高士隐逸文化的表现。     

新见《田沼妻班氏墓志》略考——对“扶风班氏”家族的几点补充

扶风班氏为汉代史学大家班彪、班固之后,两唐书中班氏一族唯一有传者即户部尚书班宏。新出土的《田沼妻班氏墓志》志主班氏乃班宏侄女,志文内容充实了对这一家族的研究资料,对探讨中古时期的家族开拓了新的思路。     

长安高阳原出十唐班繇及妻李氏墓志探考——对《元和姓纂》中“扶风平陵班氏”的几点补正

200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办配合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基建考古中,发掘出土《班繇墓志》一方,并采集到唐大和五年《班繇妻李氏基志》一方一两方基志内容表明班繇系班宏第五子,不仅对研究班宏之子嗣、联姻及其家族葬地多有帮助,而且为解读《元和姓纂》中有关扶风平陵班氏和班宏子嗣的记载提供了新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