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筑城人民的夏页文

夏页文(1918—1988年),又名夏方林,山东省长清县人。5岁人私塾读书,后进入县立一小上学。1931年高小毕业。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少年夏页文开始为中国的命运担忧,同时对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等小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     

“殊为可疑”之处

《河南文博通讯》一九七八年第四期登载的郑杰祥同志的《二里头文化商榷》一文,论述很精辟,但我觉得有些地方还值得考虑。例如,他在谈到“汤都西亳说”时说:“二里头处于夏的政治中心区域,汤灭夏后,会不会马上把自己的国部迁到敌对势力的政治中心区域,殊为可疑。因为这种政治社会的客观条件既不允许,商人集团也不会那么幼稚,把自己的国都远离本部族的势力范围,建立在敌对势力的政治区域,这在     

对贵州“四清运动”的一次谈话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九日下午三时半,李井泉同志在家中接见了原贵阳市委伍（嘉谟——编者注）、夏（页文——编者注）、朱（厚泽——编者注）三人。次日,十二月十日上午九时,又把贵州省委第一、第二书记马（力）、池（必卿）找到家中。与伍、夏、朱一起谈话。     

读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后记

这是萧克同志1971年冬在江西永修云山国务院农林部“五七”干校写的一篇读书笔记。原文写于作者所存1960年人民出版社《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91─599页眉批上。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75周年,又是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发表的75周年,我们特请萧克同志将他这篇文字核校后,在本刊发表,想来定能给读者以教益。     

回忆贵阳市委党校工程建设

中共贵阳市委党校一直在三江“五·七”干校旧址,条件差,设施落后,不适应党培训干部的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以后,市委十分重视,市委书记夏页文等领导研究,决定新建一所党校。新的党校工程,由冯金禄同志负责筹建。冯金禄随后会同规划院付院长王陶进行选点,先后踏看了百花湖、贵工等地,最后初定在龙洞堡森林公园后门外一块坡地上。第二天,市委常委会的同志都去察看,一致同意在此建校。     

隋煬帝是不折不扣的暴君——与万繩楠同志商榷

(一) 拜读了您刊本年第九期万绳楠同志所写的“论随炀帝”一文之后,党得万同志敢于大胆的提出自己的新颖见解,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而且确实他所提出的某些论点,值得重视和研究。但笔者,对于万同志的大部分论点,不能苟同。这里限于篇幅,仅提出一点即:隋炀帝是不是暴君,发表我自己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与万同志商榷。     

来信摘登

贵刊2003年第1期刊出拙作《中国包产到户首创者王定的遭遇》十分感谢。我将此文寄给王定同志的老伴叶葵仙同志,她阅后十分激动!她的儿子从挪威打电话给我说,他准备将全文刻成碑,立在他父亲的坟侧,作为永久之纪念!叶同志再三叮嘱我,对你刊表示谢意!她并提请贵刊更正文中的误植3处;1、26页左栏第3行第5个字应为“两”,即“两江师范”。2、26页左栏第9行最末一个字,应为“县”,即“副县长”,而非“副师长”。3、26页右栏第3行第2个字“榔”应为“柳”,即“柳江县”,广西没有“榔江县”。这是我原稿将“柳”写成另一种笔法“”所致。另外,27页左…     

周维炯同志生于哪年

中国现代史的有关资料,在介绍豫皖红军和苏区的主要创始人周维炯时,对于他的生年,有两种记载: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辞海》(中国现代史分册)第110页载:“周维炯(1905——1931)”;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江淮英烈》第202页载:周维炯“一九○八年生”。周维炯同志究竟生于哪年呢?笔者为了解周维炯同志早期革命活动,曾于1982年的11月,走访了周维炯同志的同胞姐姐周淑敏老人(住安徽省金寨县班竹园乡唐家山生产队)。老人告诉我们,她是属     

来函照登

尊敬的编辑同志大鉴： 顷读贵刊2009年第8期，于第64—68页发表《姚依林谈一二·九运动——姚依林同志访问记录》一文，署名“彭定安”，我不胜惊诧!这是一次严重的编辑工作的失误。     

答《(元君庙仰韶墓地)商榷》

马洪路同志的《元君庙墓地的分期与布局——〈元君庙仰韶墓地〉商榷》这篇大作,对《元君庙仰韶墓地》提出了一系列批评,焦点是指责《元君庙》“主观拟定了一个所谓‘定穴安葬的规则’和‘布局’(40页)”,“按照想像中的‘定穴安葬的规则’来制定示意图”(39页),把元君庙墓地说成是一处杂乱无章的“一个母系氏族的公共基地”(40页)。现基本上依《商榷》一文的章节顺序,答辩如下。     

子夏的孔门求学时期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为孔子的得意门人,小于孔子44岁。在儒学发展史、中国教育史和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子夏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现代学术界不仅对子夏拜师入孔门时间的推断过于滞后,而且对其孔门求学时期的表现也有误解,认为他不够“乐知好学”,面对外界“纷华盛丽”的诱惑,“子夏等人属于‘心战’未能自决者”(《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册第251～252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揆诸史料,仍有深入辨析、廓清误解的必要。     

来函照登

河南历史学会编辑委员会: 查贵会出版一九八四年第三期《史学月刊》第67页晨朵同志所撰的《秋瑾与陶荻子》一文,其中个别字句发现有错误,即67页第六段“陶大均父陶久芳,字寿宣”,应改为陶大均父陶寿熙字久芳。又第68页陶尚钰念劬信中所述曾雇用日妇藤本迭,应改为藤本逸,并非迭字,接下     

悼念瞿秋白第一文

瞿秋白于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从容就义。这个不幸的消息从各种渠道传到了上海。 9月1日“左联”机关刊物《文艺群众》创刊号出版。其中的《悼瞿秋白同志》一文署名“本社同人”,文长 2000多字,充满着对翟秋白的怀念,真挚感人。这篇文章写道：“秋白同志历尽了中国革命的一切艰苦,尝尽了肉体和精神的无限的劳瘁。他的肺病早到了第三期,他需要长期的休养,然而他没有。这样一位无私奉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永远是无数青年指     

回鹘文写本《慧远传》残页

1985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县第三中学教师乌玛尔同志向我提供了13页梵夹式回鹘文写本残卷。据他介绍,这是鄯善县七克台村一位农民,于1984年9月从村旁古城废墟里发现的。七克台村位于鄯善县东北40公里处,东连戈壁,是古代"丝绸     

亲历音配像工程（四）：我和君秋的“音配像”往事（续）

君秋同志勇挑重担。负起“音配像”总顾问职责 自1986年有了“音配像”的想法,李瑞环同志一直记挂着这件事。到1992年张君秋同志从美网获“终身艺术成就奖”和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回京后,李瑞环同志正式告知他“音配像”工作的计划,并嘱托他担任总顾问。     

也谈鲁迅为什么不去日本疗养——与蒋锡金、王尔龄两同志商榷

鲁迅逝世前一段时间,曾计划去日本疗养,但后来终于没有去成。这个问题近年来引起了一些鲁迅研究者的兴趣和关注。如蒋锡金同志的《鲁迅为什么不去日本疗养》一文(刊《新文学史料》第一辑,1978年12月),专门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和考索。随后,王尔龄同志的《鲁迅逝世前的两次斗争》(刊《新文学史料》第四辑,1979年8月)也涉及这一问题。现在,我把自己的不同看法提出来,以就教于蒋锡金同志、王尔龄同志以及从事鲁迅研究的同志。鲁迅要去日本,确如许广平同志所说,是他“早年的夙愿”(见锡金同志文章所引)。一     

《明通鉴》地名标误八则

一、《明通鉴》(中华书局1980年重印本)卷4页265:“若出其不意,直捣阶文……”按:“阶文”,不是一地,而指的是阶、文两州,见《明史》卷42《地理志·陕西》。《明通鉴》卷4页272:“大书克阶、文、龙、绵日月投汉水。”又卷11页518:“阶、文寇平。”此两例“阶文”标号明确,应仿之。二、卷14页632:“庆远,柳浔诸蛮……”按:将“柳浔”当作一地,误。柳,柳州府;浔,浔州府;见《明史》卷45《地理志·广西》。“柳浔”,应标作:柳、浔。三、卷20页823:“柳庆蛮韦朝烈等……”“柳庆蛮之叛在二年。”按:“柳庆”不是一地。柳,柳州府;庆,庆远府;见《明史》卷45《地理志·广西》。“柳庆”,应标作:柳、庆。四、卷44页1645:“起右副都御史周南巡南     

他为戏剧、电影、教育事业奉献终生──怀念钟敬之同志[下]

１９４９年北平解放后钟敬之奉命进关,中央电影局委派他和于伶同志一起参加沪、宁的电影业接管工作。当他们对南京的国民党官僚资本性质的“中制”、“农教”等电影机构接管事宜匆匆办理后,即随部队向上海进发。他参加人民解放军上海军管会下属文教委员会工作,夏衍兼文...     

《简牍制度新探》引文校对

《文物》今年第3期刊出胡平生同志《简牍制度新探》一文,其中对古代简牍尺度规格的探讨,饶有见地。但所引古文献之文句多处脱衍讹误。仅据原书,校对如次。 1.第67页《仪礼·既夕礼》曰:“知死者赠,知生者赙。书遣于方,若九若七若五。书遣于策。”案:“书遣于方”当作“书赗于方”。 2.第68页《论衡·谢短篇》:“汉事专载于经,各为尺籍短书。”案:“专载于经”当作“未载于经”。 3.第68页《后汉书·蔡邕传》注引《说文》:“牍,书版也,长一尺。”案:“书版”当作“书板”。通行本《说文·     

对《十九世纪贵州最后一个状元——夏同龢》的两点补正

读《贵州文史丛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十九世纪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夏同和》(以下简称《夏同和》)一文,觉得有两个疑问,特述如下: 一、夏同和中戊戌科状元,不是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秋。《夏同和》一文开头认定,夏同和是“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秋,中戊戌科状元”的。查有清科目取士,“顺治元年,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修”会试中式者,皇帝亲策于廷曰殿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殿试以三月。“乾隆间,改会试三月,殿试四月,遂为永制。”(《清史稿·选举志》)又《辞海》“礼部试”谓:“明清会试都在春季举行,故亦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