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的“求真”与“致用”

正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传统士人也向着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认为,"与梁启超、胡适一类‘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学者对比,顾颉刚无疑是一位纯学人"。但在近代政治环境极其复杂的大背景下,顾颉刚作为一个有着巨大社会声望的学人,他个人的命运无疑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相关联,他的学术始终面临着"致用"的要求。     

张朋园 可以选出一个陈“总统”也可以法办一个陈水扁

张朋园1926年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廷: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民主政治的困境: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等。     

梁启超受众观研究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学者、思想家、政治活动家,而且还是卓越的报刊编辑家、报刊政论家。梁启超一生笔耕不辍,留下三千多万字的著述。作为一个报人,     

清末民初中国政党运动

在中国,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是到20世纪初即清末民初才出现的。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加上中国清末封建王朝的没落与腐朽,在西方列强的蹂躏下,中国的社会政治危机不断加深,遭遇亘古未有的巨变。正如梁启超形容的:中国面临“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此民族存亡的时刻,许多卓越的仁人志士都努力探求救国救民之道。洪秀全发动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和李鸿章发起的具有近代化意义的洋务运动,康有为和梁启超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清朝末期…     

康有为、梁启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

康有为、梁启超作为叱咤风云、家喻户晓的近代名人物,他们的名字是与戊戌变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两人曾经生活在中国近代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对近代历史的演变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为实现改良政治、救亡图存而进行的教育改革中,音乐启蒙教育也成为他们思想主张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梁启超在南京的讲学生涯

中国近代风云人物梁启超,其前半生一直置身于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但到了晚年,则致力于述及讲学。上世纪20年代,即在南京留下踪迹。     

梁启超的公私观

对于公私问题的思考和论述是梁启超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梁启超对公私观的理论重构,是承袭传统与汲取西方文化的成果。他批判了中国传统的公私观,对"公"、"私"的内涵进行了转化,从"朝廷为公"向"国家为公"转化,从"群体之私"向"个体之私"转化。由此,把公私的主体转化为"国家"与"国民"。在此框架下,从道德、政治、经济、法律等不同视域,对公私规范进行了重构与解释。他把中国传统的"公私对立"观念转化为公私相互依存;他区分了政治法则与伦理道德,使传统的"公"、"私"观念在政治学说层面上具备了近代形态;他还强调国民的权利及其对国家的责任。梁启超的公私观对中国当时及其后的公私秩序的讨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1820-1937)》

正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扩张和海通时代的到来,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的一个部分,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世界之中国"。然而,但凡涉及此议题的著述,较多关注国家意义上的外交、政治、军事等宏大主题,聚焦也较多是高层政治精英或思想界、学界的领袖人物。与以往研究不同,此书矢志于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发现世界历史,并试图通过一系列与此时世界性发展密切相关的具体案例的研究,重点关注日常生活史意义上的底层社会、普通民众在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集中讲述权力在身体层面上的现代性布控和运作,以及普通民众面对殖民者、官府不断加强的控制,为争取、捍卫     

试论近代科举废除后知识分子身份的转化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在近代中国社会巨变的浪潮中,传统知识分子在科举废除之后摆脱了单一的"读经—求仕"的发展取向,走向了近代社会大分工之下的职业化道路。知识分子的身份与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由"四民阶层"中的士阶层逐渐分化为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袁世凯为何不重用梁启超

在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堆里,梁启超的才能无人能及。24岁之时,就名满天下。袁世凯对他的才华敬佩有加。“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12年之后,梁启超在袁世凯函电不断地催促下,回国就任法务次官。袁世凯在梁启超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时,给予梁启超空前的礼遇。给他住贤良寺,那是当年曾国藩、李鸿章做封疆大吏入京时住的地方。给予一个手无寸铁只有一枝笔的梁启超这样的礼遇,对于善玩政治的袁世凯来讲,肯定有着自己的政治目的。     

梁启超对先秦儒家伦理与政治关系的解读

正梁启超1920年欧游回国以后,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和评价。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伦理和政治关系的研究,是其中引人注目的内容之一。一、孔子学说以人格养成为目标梁启超对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以很高的评价。说:"中国文明实可谓以孔子为代表",如无孔子,"则吾史殆黯然无色。"认为中国人两千年来能凝为一体,"维持其不敝,实赖孔子为无形之枢轴"。[1]梁启超认为,孔子之伟大乃在其人格。他以孔子与世     

民族主义的再发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中华民族”的讨论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出现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密切相关。此词在清末由梁启超首先提出,至孙中山的"五族共和"说而确立,清末民初可谓"中华民族"观念的创生期。至20世纪20—40年代,受到中日战争的影响,"中华民族"的讨论再度勃兴。本文阐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指政治与学术精英)对于"中华民族"的讨论,析论其国际背景、内涵与意义。抗战时"中华民族"之讨论一方面引发内部之分歧、权力的斗争,另一方面该观念所造成之凝聚性,则有效地团结人心,共赴国难。     

解玺璋,写70万字《梁启超传》 作品被认为是梁启超辞世80多年来最为详尽客观的传记

"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这是文学评论家、近代史研究者解玺璋的看法。他用4年时间写完的《梁启超传》被认为是梁启超辞世80多年来最为详尽、客观的传记。这部作品分上下两部,70多万字,呈现出了梁启超生前的种种是非曲直,折射出这位"饮冰室主人"身处的时代漩涡、风云底色。9月7日,初秋的北京,     

“贵文贱艺”思想与近代知识分子阶层重心的转移

近代以降,随看中国内忧外患形势的日益加剧,知识分子阶层勇敢地承担起了救国救亡地历史使命。他们或以艺见长,或以突出。然而由于中国传统之重轻艺思想的深远影响,近代知识分子阶层只能遵循“学而优则仕”这条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老路子。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此种情形直接阻碍了中国进一步现代化的进程。     

另辟蹊径，匠心独运——《〈天演论〉传播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动员》评介

近代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先进的中国人为拯救国家和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多种多样的救国方略,从而使社会思想文化处于激烈的变革之中.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首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发表了各自有关梁启超的最新研究成果,涉及梁启超的国民和性别观、思想和文化观、哲学和科学观、政法、经济和社会观、民族和宗教观、史学和文学观、新闻、舆论和教育观以及梁启超和同时代重要人物、事件的关系等诸多领域。选题广泛而细微,视角独特而开阔,或对传统看法进行了再审视,或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多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发现和运用了新的史料,充分体现了学术创新精神。     

知识分子参政模式的重塑——梁启超对民初知识分子参政影响管窥

章认为,梁启超是知识分子参政传统转化的过渡性人物之一,他自己的参政特点表现了新旧相间、新的取代旧的趋向。由于梁启超巨大的个人声望和激荡人心的笔,他影响了相当一部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参政行为,成为知识分子参政传统现代转化的承上启下的中间人物。具体说,梁启超启迪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给他们开拓出新的参政方式,为其确立了新的参政态度。     

国家目标的外倾——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的一个背景

正近代中国被西潮入侵,屡战屡败,创巨痛深,朝野震动,于是接受西方以强弱定文野的观念,自认野蛮,由原处"天下"之中而退居"世界"的边缘。①如梁启超在1912年所说,今日"我国在世界现居何等位置"、将来如何"顺应之以谋决胜于外竞"之道?是每一个国民应关注和思考的基本问题。②据裕德菱记载,慈禧太后在逃难西北又返回北京后,也"殷望中国,得在世界列强之中,占一     

民国各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

正"中华民族复兴"论,就其核心概念"中华民族"与"复兴"旨趣之明确组合的思想自觉形态而言,可以说形成于民国时期,大约在20世纪10年代末和20年代早中期开始出现,九一八事变之后逐渐风行全中国。但若溯其源头,恐怕还得从清末孙中山的"振兴中华"论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谈起。前者代表排满革命党人的汉民族主义之"光复"理想;后者则预示了后来立宪党人融合中国各民族、实现共同发展的"大民族主义"(梁启超语)之国族"振兴"愿望,它们为共同孕育这一时     

探析戊戌变法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文化背景

戊戌变法是19世纪末旧中国知识份子救亡图存的一场政治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知识分子对戊戌变法的产生及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他们是在怎样一个精神文化背景下促成了戊戌变法?他们有着一种怎样的精神文化状态?本文将对此进行简要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