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岱地区与中原文明起源新探

大量田野考古资料表明,海岱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关系非常密切,两者互为渗透,相互作用,彼此影响,从而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逐渐从多源一体走向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统格局。     

海岱地区史前稻遗存研究

考古发现的海岱地区史前稻遗存数量,从后李文化时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呈增多趋势,空间分布范围也逐步扩大,岳石文化时期稻遗存数量减少。后李文化时期尚处于低水平食物生产阶段,稻在人类生活中重要性较低;北辛—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农业成为生业经济的主导,稻栽培成为稳定的农业发展模式;龙山时代农业进入强化生产阶段,稻作农业达到海岱地区历史上的顶峰;岳石文化时期,稻作农业萎缩,旱作农业进一步强化。     

略论海岱地区的西周青铜鼎

海岱地区的西周青铜鼎发现较多。本文通过类型学分析,将海岱地区青铜鼎分为商代末期至西周早期偏早阶段、西周早期偏晚阶段至西周中期、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三个时期,不同时期的青铜鼎又有形制和分布区域的差别。西周时期海岱地区青铜鼎的发展和流变格局,经历了一个从与中原周文化趋同到相异的过程,同时也是殷商文化消退和复归的过程,并可看作是西周时期海岱地区政治文化格局变迁的一个缩影。     

海岱和太湖地区宗教信仰与礼制的比较分析

海岱地区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祖先崇拜特点,礼制较多的体现在棺椁、陶礼器等方面。太湖地区特别是在良渚文化时期,表现出明显的神崇拜特征,王权、神权、族权三者结合得非常紧密,礼制较多的体现在玉礼器的使用上。海岱和太湖地区在意识形态上分别表现出注重世俗和注重宗教的特点。     

略论自然环境在太湖流域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化经马桥化时期的衰退阶段,到吴越时期的再次崛起,太湖流域曲折的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的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某些时候甚至左右着明的进程和方向。     

环太湖地区与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宏观比较

环太湖地区文明化进程大致开始于良渚文化早期,至西周春秋时期才逐渐进入真正的文明社会。环太湖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波折起伏较大,有着兴盛-衰落-再复兴的曲折过程,然而中原地区则是连续的不断的稳定的螺旋式发展过程。     

海岱地区商周腰坑葬俗再检视

海岱地区腰坑葬俗并未随着商王朝的覆灭而走向衰亡,反而在东周时期进入又一兴盛期.海岱地区不同区域腰坑葬俗的传播有早晚之别,并存在不同的区域波动.各区域内腰坑墓腰坑形制及墓向的选择,其背后蕴含着不同人群的丧葬文化传统.腰坑置器葬俗最早出现于商末的鲁北地区,随后在胶东和鲁北地区先后盛行,并存在区域间的相互影响.     

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玉料来源及琢玉工艺初探

关于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玉器,此前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作过研究.但对于玉料来源及琢玉工艺从未做过专题分析.本文根据考古学以及矿物学的最新研究进展,从考古学文化的分区、文化因素分析、制作工艺等角度进行了尝试分析.     

简论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之交海岱地区文化因素的南下

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之交是海岱地区文化因素南下的重要时间节点。该阶段皖中腹地、皖西南、皖东、宁镇—太湖、皖南等地区都受到了海岱地区文化的影响,发掘中出土的主要器物有篮纹鼎、罐、高柄杯、豆、大口缸、鬶等。这些区域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直接辐射区、次级辐射区、末级辐射区。海岱文化因素南下很可能主要通过水路在中心聚落间的层层传递来实现,这一过程加速了中国东部史前文化的融合。     

中国古代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文明持续发展,在世界文明史上是极为少见的。究其原因为,一方面是地理环境的基础作用,独特地理位置、封闭而又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其然;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历史和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相对封闭、完整且一脉相承的文化是其内在动因;人口、土地开发和技术水平三者关系的协调是其前提;先进的农耕制对土地资源的保护是其基础;文明中心随环境而变迁,保证了古代文明的持续发展。     

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问题

根据对西方和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历史回顾,文章探讨了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在国家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和现状。文章认为,中国的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应当超越以编年为目的的研究范例,将这项课题置于社会科学的整体框架中来进行研究,成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探索领域。     

论中国古代的"五帝时代"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时候,首先涉及的一个问题是文明时代从何时开始？什么时候出现统一的国家？夏代以前的社会怎么称号？这些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很复杂,一时难以统一。从大量的文献记载和新的考古发现看,已经为我们探索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大批资料,我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时代应该从黄帝开始,这个时代应该叫“五帝时代”。 “五帝时代” 是中国古史中的一时代,《史记》、《竹书纪年》、《世本》、《大戴礼》中的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帝王世纪》中的五帝是：少昊、颛…     

工艺生产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社会复杂化的表层是社会分层和政治组织形式上的专制统治,但社会复杂化无疑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文德安(Anne P.Underhill)教授的《中国北方地区手工业生产与社会变迁》(Craft Produc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ern China)一书,就是从陶器生产探讨社会复杂化过程的一部专著,本文是该书的第一章,主要介绍作者的研究意图和书中将要采用的阐释理论。作者长期从事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至夏商考古学研究。她注意到,当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陶质或铜质饮食器具在贵族奢侈品中占有异常重要的地位。作者认为,饮食器具地位的凸现,显示的是社会上层对高级食物和饮品以及生产、制作这些食品所耗费的劳动力的占有,是社会上层集团为了在竞争中彰显自身财富和威望这一社会行为的反映。为了适应这种社会需求,陶器手工业者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力,增加产品种类,其结果是导致了陶器的专业化生产;而这些因素又反过来影响了生产组织的变化。在社会复杂化过程中,贵族总是在谋求对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控制权,而经济控制权是实现一切权利的基础。鉴于高级饮食器具在社会上扮演的异常重要的角色,控制高端陶器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尤其是对最为关键的“生产”阶段的控制,也便有了不寻常的社会意义。精英阶层通过对专业陶匠及其相关的专业化生产的持续投资,实现了对这种高端陶器生产的有效地控制,而陶器生产技术的日益复杂,也使得对其生产的控制变得相对容易。这种“资助式”专业化或称附属式专业化生产,实际上是最早出现的“官营”手工业。判断附属式或官营手工业与独立的非专职的专业化生产的主要标准是器物的标准化程度。为了了解中国早期陶器生产,文德安博士曾屡次亲赴贵州、云南和新疆各省区,采集人类学、民族学第一手资料,并有长篇调查报告发表。这是北美人类学考古学家的治学路数。这种亲历的经验,使得作者在对中国史前陶器生产的研究上受益良多。陶器标准化程度主要是靠测量数据来体现,苦于国内考古发掘报告中往往缺少“典型器物标本”以外陶器的测量数据,作者数度穿梭于山东、河南各地的博物馆和考古工作站,测量必须的陶器数据。她认为龙山文化陶器已经属于附属式手工生产。作者的这一认识,已经从制陶技术的研究中予以证实。两城镇龙山文化制陶所反映的工艺流程,清楚地显示了陶器生产专业化发达程度。关于宴享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作用,国外人类学界与考古学界已有许多成果。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宴享是个人用以显示自身财富、维持或提高自身权力的一种手段。在我国,龙山时代存在饮品酒已经得到证实,但史前和原史时代宴饮的社会功能却并非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实际上,我国后代文献如《国语·周语中》所记“饫以显物,宴以合好”,就道出了宴饮的性质。《周礼·春官·大宗伯》所言,“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说得更为直白。也正是因为宴饮容易“合族”、“聚众”,故立足未稳的西周年统治者规定民众不得“群饮”,违者“尽执拘”、“其杀”(《尚书·酒诰》)。这是从反面理解宴饮功能的文字记载。本文对于我们的最大启示,与其说是作者得出的结论,不如说是在研究方法方面。作者实际上是把考古学上最为常见的陶器,放到政治经济领域加以考察,即把陶器的生产、流通与消费过程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器物所具有的社会性质或者产品蕴含的象征意义。史前时代晚期某些陶器所具有的礼器性质早就为学界所公认,但对于陶器礼器化的过程却缺乏有说服力的论证。作者假设,贵重食物、饮品和盛放它们的饮食器具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劳动,导致了精英阶层对某些高端陶器生产的控制与独占;而控制陶器生产的结果,直接引发了隶属式专业化生产组织的出现(这本身就是社会复杂化的一个体现),其在考古学上的表现形式,就是陶器本身所反映出来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前一个假设,通过对高端陶器与高等级墓葬等共存现象的考察很容易得到证实;后一个假设,则通过统计测量得出的陶器标准化程度和陶器工艺流程的复原得以验证。所谓先有假说,再加以验证,这是一个很好的个案。     

论中国古代社会的虚拟血缘关系

中国古代社会的虚拟血缘关系,主要包括异姓兄弟和异姓父子两大类。它的发展,从宏观方面来看,与王朝嬗替中传统社会组织的稳定与解体互相联系;而从微观运行来看,又与虚拟血缘关系在形成新的社会组织方面具有较高的运作效率以及较低的社会成本密切相关。正因为此,虚拟血缘关系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成为宗族社会与王朝政权控制力下降或解体时,社会边缘族群及下层社会组成新的社会集团时的重要选择。在宋代以后,虚拟血缘关系中的异姓兄弟,由于对王朝的稳定构成巨大的挑战,受到历代王朝日益严厉的压制以至禁止,但因其组成新的社会利益集团的较低社会组织成本和高效率,却在明清时代成为民间秘密社会的主要组织方式。     

夏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

夏文化代表了古代文明的诞生,同时又是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基础和出发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点是多个源头而以中原地区为主源,中国古代文明诞生时期的特点是出现统一的王朝,有一个先进的全国性中心,具有很强的文化凝聚力.     

中国古代早期城市化进程与最初的文明

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文明诸因素的综合表现 ,也是文明时代物化的最集中概括。城市发生进程或者说城市化进程也就是文明发生、文明化的进程。最早的文明社会应该在最早的城市里出现。是城市这种凝聚的大型聚落形式 ,将发生文明的各种因素集结起来 ,最终迸发文明生活之花。城市向周边乡村的扩展与渗透 ,实质上就是文明生活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