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长安城遗址出土大型陶俑

一、前言汉长安城西北部一带,一向被认为有汉代的陶俑作坊遗址。五十年代,俞伟超先生曾在六村堡和相家巷一带作过调查,首倡其说。八十年代,又有人在此作过调查,证明俞先生所说不误。厨城门是汉长安北边中间的一个门,此处距汉城西北角约2公里,以往未曾听说此处有过什么重要发现。一九八五年五月,西安市汉城乡唐家村村民李腊珠在其村南的自留地掘土时,发现不少陶俑残片及残瓦当等,随即报告了陕西省博物馆。我们闻讯后     

汉长安城遗址

西汉的都城长安,在今西安市区西北约十公里处。二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前202—24年),这里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以这里为起点,横越当时的西域、波斯,渡海直达欧洲大陆。长安城和西方的古罗马相峙媲美,是当的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之一。汉长安城所处的陕西关中地区,"东有殽函之固,西得巴蜀之利,沃野千里,扼天下之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公元前204     

汉长安城遗址保护

汉长安城是我国迄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都城遗址,城垣内面积36平方公里,包括建章宫等遗址,遗址保护总面积达到65平方公里。1949年后,各级政府及部门不断加强对汉长安城遗址的保护,划定保护范围,严格控制遗址范围内的基本建设工程。本书为1949~2010年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工作的总结,     

呼伦贝尔哈克遗址出土动物骨骼分析

哈克遗址,位于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东南部,与鄂温克族自治旗相邻.自1985年发现以来,经多次发掘与研究,除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外,数以千计、种类较多的动物骨骼成为探研早期人类文化特征、人与动物关系、古气候环境的重要依据和组成部分[1].哈克遗址出土并用于本文研究的动物骨骼,均系经人类利用或食用后废弃的遗骸,它们与人类使用破损后遗弃的其他遗物如石器、陶器、骨器等,同出土于遗址地层或遗址的灰坑之中.从大量出土的石器、骨器、陶片和动物骨骼等人类文化遗存确定,哈克遗址是一处新石器至辽、蒙元时期的人类聚落遗址,动物遗骸是人类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出土骨签之名物考

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等地出土的刻字骨签,是近年来汉代考古的重要发现④。刘庆柱、李毓芳、吴荣曾、赵化成、李均明、刘振东、张建锋等先生曾分别对骨签的命名、性质、用途、年代及其刻文所见工官、书法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细致地研究和探讨,多有建树,丰富了我们对于汉代历史文化的认知。笔者拟在各位前辈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对各地出土弓、弩材料的分析,就未央宫遗址出土骨签的名实、器用之性质以及相关问题,谈一些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教正。     

汉长安城遗址出土骨签名物和用法再议

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骨签是研究汉代工官制度的重要资料,关于其性质,学界还有不同的争论。本文主要探讨了骨签的性质,认为骨签的正式名称应该为“揭”,并对骨签的用法进行了阐述。     

汉长安城的手工业遗址

西汉王朝首都长安城遗址,自1956年开展田野考古工作以来.又大体搞清了其布局结构.汉长安城南部东西并列有长乐宫和未央宫,二宫之间为武库.城址中部,未央宫之北,自西向东依次有桂宫、北阙甲第(达官显贵居住区)和北宫,长乐宫之北为明光宫.城址北部为市场和里居,市场主要为东市和西     

西安汉建章宫遗址出土带字砖

1974年秋,西安西北郊六村堡公社东柏梁大队,在汉建章宫遗址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时,发现一件细泥硬陶的青灰色带字砖。砖为长条形,长43.4、宽10.1,厚8.7厘米。底空,呈抽屉状,两侧边微有斜度,两顶端有圆孔(已残)。正面有两排阳文篆铭:"延年益寿,与天相侍,日月同光。"(图一)另外,同出残砖二件:一件尚存"与天相侍,日月同光"八字(图二):一件仅存"同     

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

2012年以来,在西安汉长安城北发现3组7座渭桥,其中厨城门四号桥为战国晚期修建,厨城门一号桥经西汉及东汉至魏晋两次修建,洛城门桥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所建,厨城门三号桥为唐代所造。发掘表明,至迟到康熙时期渭河河道未大规模北移。     

汉长安城遗址发现裸体陶俑

1980年6月,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七七级同学在汉长安城遗址西北部进行调查时,于六村堡东南数十米的菜地中采集到男女裸体陶俑等汉代遗物。这一带地处汉未央宫遗址西北,历来多出汉代陶俑,陶范,残品往往堆积路旁池畔。陈直先生认为这里是汉代制造陶俑作坊的遗址。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程大昌     

汉长安城遗址不同保护模式探讨

近年来,在国家、省市文物局的大力支持和地方政府的密切配合下,汉长安城遗址的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由于大型土遗址保护是我国当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议题,相关的认识、方法、理论不完全成熟,因此当前汉长安城遗址不同保护模式在取得一定进步的同时也发现一些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对汉长安城遗址不同保护模式的探讨,为今后大遗址的保护工作提供一点借鉴。     

黑龙江嫩江县铁古拉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

铁古拉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嫩江县,地处嫩江中游左岸的二级台地上,属红马山文化,为早期铁器时代遗址。2004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发掘,出土大量动物骨骼遗存,总数达2153件,种类包括软体动物类、鱼鳖类、鱼类、鸟类及哺乳动物类,此外,还出土了骨、角和蚌制品。根据动物考古学研究结果,铁古拉遗址古代先民是以家畜饲养为主,渔猎采集为辅的生业模式;进一步推测,铁器时代嫩江流域在畜养方面较青铜时代已有明显变化,但仍然与东北南部地区生业情况保持不同的发展趋势。     

耀县北村商代遗址出土动物骨骼鉴定报告

北村遗址位于耀县演池乡北村村东,南距耀县县城约30公里,东南距铜川市4公里。这一带是关中平原与陕北高原的交界地带、北山中段的南缘,地理上属于渭北石质中山低山区。南北走向的两塬成一“V”字形,王家河从中间穿行而过。北村遗址位于西塬的边沿处,与王家河谷地相对高度约140米。     

安徽省亳州后铁营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

后铁营遗址作为皖北地区一处大汶口文化早期的代表性遗址,为探索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发展和扩张提供了重要材料。本文以后铁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为研究对象,通过种属鉴定、量化统计、年龄结构等多种方法,对当时的动物资源利用、家畜的饲养及肉食资源获取等问题进行研究。通过与尉迟寺、万北等遗址的动物考古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尝试系统探讨皖北、苏北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生业活动等问题。     

四川大邑县高山古城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动物骨骼遗存

通过对四川大邑县高山古城遗址2015、2016年出土动物骨骼遗存做了比较详细的鉴定、测量、统计和分析,可以肯定为家畜的仅有猪和狗。从出土动物骨骼的NISP、MNI统计来看,家猪的比重均占绝对优势,NISP占比达93.78%,MNI占比为86.49%;家猪上、下第三臼齿的长度、宽度较小,均处于家猪第三臼齿的长、宽参数范围内;从猪的年龄结构来看,以月龄10~20个月为主,也与一般农耕聚落家猪的宰杀年龄结构相符。鉴于以上三个方面的观察,可以推断高山古城先民饲养家猪的技术比较成熟且稳定,饲养家猪也是先民肉食资源最主要的获取途径。而狗所占的比重不高,占NISP、MNI的比重分别为3.76%和5.41%,可能多用做狩猎伴侣或其他。结果表明宝墩文化时期的高山古城先民以饲养家猪作为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途径,当时的家畜饲养技术比较成熟稳定,而稻-粟混作的农业体系无疑为家畜的饲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甘肃省礼县西山遗址出土动物骨骼鉴定与研究

另外一篇文章是动物考古学的研究。西山遗址位于甘肃省礼县,文化堆积的年代自新石器时代到两周时期。文章通过对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的鉴定、测量和量化分析,围绕西山遗址古代居民对动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展开讨论。例如,仰韶文化晚期的家畜品种有狗和猪,至西周及东周时期,增加了马、黄牛、绵羊和山羊;狗作为肉食资源或伴侣动物的方式在各期并未发生改变,至两周时期也用于随葬和祭祀;其他家养动物除作为肉食资源外,还在墓葬和祭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如,家畜饲养和和狩猎是仰韶文化晚期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两种主要方式;西周和东周时期,家畜饲养业成为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方式。两周时期的古代居民对随葬和埋葬动物的选择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不仅表现在随葬和埋葬动物的种属选择集中于特定种属的动物身上,而且表现在不同种属动物的年龄分布各具特点。     

十二桥遗址出土动物骨骼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十二桥遗址位于成都十二桥西侧,是成都平原较早发现的一个商周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通过对该遗址早期文化层特别是第十二层出土的动物骨骼的分析,认为成都平原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气候温暖湿润,植被茂盛,分布着数量众多的鹿科动物、黑熊、藏酋猴、淡水鱼、龟,甚至还有亚洲象和犀牛。中国传说中的"六畜"在这一时期已基本训化成功,成为人类主要肉食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