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蒋介石全国总动员理念释辨

对蒋介石在抗战动员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应给予客观评价。就其动员指导理念而论,史实表明,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就开始形成了实施"全国总动员"的设想,其主张包括:实施国家总动员所畏不在鲸吞而在蚕食;实施国家总动员最后决胜之中心不在都市而在乡村;实施国家总动员是现代国家的唯一特质。客观辨析蒋介石的国家总动员理念,其目标主要指向是"抗日"而非"反共";其实现方式是"组织""统制"而非"放手发动群众";其实践后果是"政府包办"而非"全民抗战"。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背后的国共政治博弈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交后,为掩饰抗战阵营的重大裂痕,诱骗中共代表出席国民参政会;而中共提出事变善后的"十二条办法"作为出席条件,这让蒋介石倍感舆论压力。双方反复谈判,第三方积极斡旋,台前幕后,斗而不破。末了,蒋介石将中共出席条件与各党派的平等联系起来,借此孤立中共,并利用参政会的决议化解中共政治攻势。中共则借机达到将皖南事变实质揭露出来、遏制反共逆流的基本目的。     

张嘉趝对日态度初探——以胡佛研究所藏《张嘉趝日记》(1935-1937)为中心

胡佛研究所藏《张嘉趝日记》(1935-1937)是研究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日关系的重要史料,尤对国民党高层对日和战态度有着较全面体现。虽然日记并未记有张嘉趝本人明确的对日态度,但其呈现出的张与蒋介石、杜重远、张群等人的过从往来,恰是张嘉趝对日态度的体现。     

“红色法学家”林亨元的传奇人生

林亨元一生颇具传奇色彩:福州一个书香门第的富家子弟,青年时参加了国民党,发起组织"青年任社""以天下为己任";"九·一八"事变后秘密加入邓寅达领导的"第三党",发动群众反蒋抗日;抗战中辗转广西、福建到达陪都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积极投身民主运动,在进步刊物发表文章抨击蒋介石的一党专政,呼吁统一、团结、民主、法治,被媒体誉为"红色法学家",后经中共地下党组织考查批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林伯渠对陕甘宁“模范边区”建设的历史贡献

<正>全面抗战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往往被国民党妖魔化。在国民党所描述的语境之下,不仅共产党员被认为是"共产共妻、杀人如麻的暴徒",而且其所在的根据地也因所受"匪患"深浅的不同分别被称为"匪区""半匪区"和"安全区"。而自从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尤其在林伯渠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之后,整个根据地发生了焕然一新的变化。短短几年时间,边区群众和外界纷纷将其视为"模范之边区""革命之圣地",同时其模范的形象还多渠道地向沦陷区、大后方以及国际社会传播。     

蒋介石“放水”长征说辨正

在第五次"围剿"后期,蒋介石运用"驱其离巢"策略,逼迫红军西走。这从表面上看虽有"放水"之嫌,但实际上乃是欲擒故纵,他早已在"远处张网"。红军突围后,蒋介石又在日记中以"不可错过剿匪成功之大好机会"自勉,频繁调动和督促各部,希图用多道封锁线剿灭红军,阻其入黔。而在红军进入贵州前后,蒋介石确实开始将追剿中共与统一西南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量,以求"一石二鸟"。但他从未放松追堵,仍处心积虑欲消灭红军,并无驱其入川之意。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蒋介石更是在日记中懊恼不已,视为"用兵一生莫大之耻辱"。因此,或许蒋介石的某些决策在客观上有利于红军突围,但其主观上从未有意"放水"。进而言之,尽管蒋介石后来借追剿之机统一了西南,但却不能倒果为因地反推他当初便纵共"西窜"。在他的内心中,追剿始终是首要任务,并深以未竟全功为憾,解决西南问题只是其聊以自慰的一个收获而已。     

尼克松竞选与蒋介石、宋美龄晚年的感情风波

一位"女子",一位"小人",使蒋介石很"苦痛"1972年,晚年的蒋介石已处于重病中,深为一位"女子"、一位"小人"所苦。其3月17日日记云:"女子与小人之言不可听也,"从文意揣度,这里所称"女子"     

孙科被“劫持“回重庆

在台北“国史馆”收藏的蒋介石档案中,有蒋介石命亲信根据自己日记编写的事略稿本,其真实性已经为蒋介石日记原稿所证明,而其收录的与日记相关记载有直接关系的电报、手令、信函等文件,则大大丰富和拓展了蒋介石日记的内容。     

抗战时期玉门油矿开发中的政治权力

玉门油矿的开发堪称抗战时期后方工业建设中最重要的工程,为增强中国抗战实力、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贡献了重要力量。以往相关研究著述中,对当时握有中国最高政治权力的蒋介石在玉门油矿开发中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却极少涉及。本文依据蒋介石日记及相关档案文献资料,从开发的决策、运输困难的解决、资金的增拨等多方面,梳理分析了蒋介石在其中所发挥的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认为,最高政治权力的介入和支持,是玉门油矿开发成功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正是国民政府的低效与腐败,大大增加了玉门油矿开发建设的成本和抗战的困难,而对这一切负有最大责任的恰恰又是蒋介石本人。     

卫立煌,反共骁将的回归

他曾是孙中山的警卫,后又成为蒋介石"剿共"的干将;他既为蒋介石立下赫赫战功,又敢于和他唱对台戏;他在抗战中虽创下辉煌战绩,胜利后却被解除了兵权;在辽沈战役中他暗做"内应",配合了解放军的战略进攻,事后却成了中共公布的战犯;蒋介石下野后,他逃到香港隐居,1955年初却突然返回大陆……这就是国民党爱国将领卫立煌曲折而传奇的一生。     

中共抗战持久的“三驾马车”: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

抗战时期,中共坚持敌后抗战,成功达成持久抵抗的目标,完成自身的生存发展。中共的敌后持久抵抗,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构成互为作用的"三驾马车",而党政军民一体化形成的总体战则是基础中的基础,在多种要素的相互影响中,持久抵抗的链条得以形成、运转。中共在抗战中的成功,是实践中不断摸索的产物,得来不易,展现了领导者战略和政略上非同一般的高度。     

中共代表参加了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吗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开始全面抗战.为国共合作抗战事,蒋介石邀中国共产党人派代表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中共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为代表到南京.对于中共代表在南京是否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的问题,不少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者持肯定态度,而对于中共代表在该会议上的所达成的协议或意见则说法不一.事实真相到底怎样,现根据档案及其他资料辨证之,也请有关方家不吝指教.     

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前后

正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派出大批国民党军队进占解放区、游击区和各被我包围的原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大城市,企图抢夺和独霸抗战胜利果实。此前,蒋介石在1945年8月11日下达三项命令,要求解放区军民"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他的嫡系部队则"积极推进";要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以待国民党军     

"围剿"期间蒋介石和陈诚关系之怪现状

1930年代,蒋介石展开对中共苏维埃区域的数次"围剿",作为蒋介石信任的爱将,陈诚在"围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蒋介石一生,用人无数,有始有终者,首推陈诚.蒋介石对陈诚的期待、信任和培植,超越常人.1930年代"围剿"期间,蒋、陈之间互动尤多,其间透露出的蒋、陈间介乎君臣师友之复杂关系,集团利益下的离经叛道,细加观察,颇有意味.     

中共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叛变的应对处置

抗战之残酷众所周知,不论是哪个党派,出现少数动摇变节乃至叛变投敌者都难以避免。中共华北根据地军政人员的叛变,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中,体现着不同的动向和特点。少数军政人员的叛变投敌,当然与共产党人的纪律要求格格不入,更与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南辕北辙。因此,中共非常重视对叛变者的应对和处置。影响较大的叛变投敌事件处理要迅速有力,一般人员的叛变投敌则要具体分析;针对特务利诱要加强对敌工作的系统建设,开展整党整军、加强干部团结和学习教育,则是较为经常的应对方式。在战时国共的矛盾纠葛中,"叛变投敌"几乎是双方相互指责的表述话语。国民党从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角度指责中共,中共则从民族抗战的立场展开舆论应对。由于中共及时制定了正确的应变方针和善后措施,华北根据地少数军政人员的叛变,非但没有影响中共抗战与革命的历史进程,反而使之在艰苦卓绝的抗战精神砥砺之下日益壮大。     

先秦志书篇名、体例问题补证

《左传》《国语》称引的"志""前志""军志""史佚之志"等志书目前仅存二十余则佚文,通过钩稽相关史料及上博简古文字材料可进一步证实:志书又称作"记",一则完整的志书文本由警句格言和历史事件两部分构成。传世文献征引志书有三种方式:一是只征引警句格言部分,二是只征引历史事件部分,三是征引完整的志书文本。《逸周书·史记》是目前所见唯一一篇完整志书。志书体裁具有"二重性",从"学在官府"的背景审视,可以将其看作官府档案;以"六经皆史"的标准衡量,亦可将其视为古代史籍。志书乃史官为君王提供鉴戒而作,实为史家撰作史书之滥觞,对先秦时期史著及史学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     

“中原突围”中的皮定均旅

1946年6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围攻中共领导的中原军区。"皮旅"作为"中原突围""丢卒保车"之策的"卒",掩护大部队转移后,踏上孤军无援的突围路。战松子关、破青风岭、抢渡磨子潭、战津浦路,终于成建制归队。历经千难万险的24个昼夜750公里行程,精彩诠释了人民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伟大精神。     

蒋介石与中日三原则谈判

1935年间,中日两国在应对"华北事变"的同时,由最高外交当局进行过关于国家关系之三原则的谈判;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又推动、指导了此次谈判。从1934年10月蒋介石写作《敌乎?友乎?》到1935年10月日本决定"三原则",中国方面首先"以进为退",借广田演说之机,由王宠惠提出了"三原则"而调整中日关系;在华北事变之后,又"以退为进",继续以蒋作宾明确提出对日"三原则"。日本则首先静观而不予回应,在华北事变之后,又开始了外交上的进攻: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三原则",并首先否决中方的"三原则"。中国政府在出师不利、东京谈判失败的情况下,于"五全大会"之后,在此前的"三原则"谈判基础上,在南京主动发起了与日本的调整国交谈判,并再次否决了日本的"广田三原则",使得中日"三原则"谈判无果而终。中日双方在谈判中的主动与被动之不断移位、攻守与进退之互相转换,使得彼此在成败与得失之间各有千秋。但相对于华北的风云诡谲和剑拔弩张,中日在东京、南京的谈判桌上所进行的外交斗争,其对于战前两国关系的能量与效果毕竟有限。     

关于抗战“速胜论”的几点辨析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中共党内的王明以及《大公报》等新闻媒体是抗战“速胜论”的代表,这或许与历史事实有一定出入。实际上,蒋介石始终坚持持久抗战的战略,并非“速胜论”者。王明对抗战形势的困难和持久性估计得亦相当充分,同时也没有完全寄希望于国民党,因此将之视为“速胜论”的党内代表并不妥当。至于《大公报》,虽曾一度流露出某种急躁情绪,但只是一闪即逝,很快便重归冷静。就当时舆论界的主导倾向而言,“速胜论”并非主流。时过境迁后,它更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

几年前,蒋介石后人蒋孝勇的遗孀蒋方智怡,将她保存的蒋介石日记和蒋经国日记从台湾运往美国,存放于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室。蒋介石的日记自1918年起,至1972年止,共55年,无日不记,篇幅浩繁,内容庞大。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翻阅了全部日记,认为它给“世人提供了一个认识20世纪中国的新视窗”。2006年胡佛研究所将蒋介石1932年以前的日记复印出来,供读者阅读研究。2007年4月下旬,又开放了1932年至1945年的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周天度乘去美国探亲之际,于5月前往该处翻阅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日记,时间是1936年12月10日至12月31日,共22天;然后寄回国内交由同事孙彩霞编审编排整理,并加文字说明。日记没有中规中矩地按版面的页面书写,在正页的上下两端以及左右两侧也写有内容。日记有的地方写有“续昨”,还有的在页前写“（接上页）”,页后写“（接下页）”,由此推断,日记的部分内容不是当日记述,而系日后补记。因日记原件不能对外,提供读者的是从缩微胶片还原的复印件,有些字句被油墨遮盖,无法辨认,以口替代。同时,为帮助读者理解,笔者在一些地方添加注解,个别明显有误或能推断内容的文字也力所能及地指出。虽然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台湾蒋介石档案《困勉记》公布了日记的部分内容,但因为这两者都意在表现蒋介石在“艰难困苦”中“意志卓越”的记述,故往往有断章取义之嫌,再加上蒋介石及其编纂者屡次加工,内容已不能反映日记原貌。现在公布的日记原件,为西安事变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史料,具有重要价值。例如：关于蒋介石与周恩来在西安会面晤谈情况,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明确提到此事,并概括说蒋介石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