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邹县又发现商代铜器

1971年4月,在邹县化肥厂基建工程中出土了一批商代铜器,有觚、爵,觯、戈、削、弓形器等六件,共存的尚有陶器十件(见《文物》1973年5期第3页)。继化肥厂出土这批铜器之后,1973年5月小西韦大队生产队平整土地时又发现了商代铜器爵、觯各一件,出土地点距化肥厂很近,只有一河之隔。铜爵(图一)通高20、腹深9、足高8.5厘米,腹部饰三道弦纹,鋬内有铭文三字(图四)。第一字右上角笔划中断了一点。     

随州羊子山M4出土噩国青铜器的检测分析及相关问题

正羊子山墓地位于湖北省随州市西20公里处的安居镇。自1975年以来,这里先后发现过三座西周墓葬,出土有多件"噩侯"铭文铜器。1975年,安居羊子山出土鼎、簋、尊、爵4件西周早期铜器,其中单鋬尊铸有铭文"噩侯弟■季"~([1]);1980年,这里的一座墓葬出土鼎、簋、卣、尊、爵等18件西周早期铜器~([2]);2007年,羊子山M4又出土27件西周早期铜器,其中有8件"噩侯"器和2件"噩仲"器~([3]),M4的墓主应为一     

大竹县出土的明代铜器

1987年1月四川大竹出土了一批明代铜器,有铜爵128件,铜方炉15件,锡器3件。从铜器铭文可知,这批铜器是专门用以祭祀孔子、四配和十二哲人。明末文庙被毁,被人转移埋藏于此。     

烟台市博物馆藏几件周代铜器

正烟台市地处胶东半岛中北部,自1896年在归城东南鲁家沟发现一批西周早期铜器以来~([1]),不断有周代铜器发现和出土。这些铜器除少部分是经科学发掘出土外,相当一部分为破土所得。其中,1982年秋蓬莱黄家发现顾龙纹甗1件,1983年黄县乡城公社大王家(今龙口市徐福街道大王村)发现弦纹鼎1件(以上两件于2014年入藏),1994年烟台市芝罘区焕新路烟台二中建筑工地出土己爵1件(当年入藏)。另外,1958年10月烟台市博物馆征集双龙纹甗和窃曲纹各1件。现将这5件周代铜器介绍     

龙纹方鼎

通高20、口16、口宽13厘米。1956年上蔡县田庄西周墓出土,现存河南省博物馆。鼎为长方体,立耳,直口折唇,平底微凹,腹角起棱,下有四个圆柱形足。鼎腹饰一首二身的龙纹与排成凹字形的乳钉纹,足上部饰饕餮纹。此鼎制作精巧,造型美观,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品。同墓出土的还有“父辛觚”、提梁卣及觯、爵、簋、尊、甗等铜器,表明这是西     

夔纹扁足鼎

夔纹扁足鼎(见图),通高31.1、口径24.2、足高20.2厘米。上海博物馆藏。鼎是铜器中的一个大类,但扁足鼎这样一种类型,传世和出土的都比较少。1976年在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几百件铜器中,发现了几件扁足方鼎和扁足圓鼎,引起了专业工作者的很大兴趣。     

安徽滁州章广出土春秋铜器

<正>1993年,安徽省滁州市章广镇常山村出土一组铜器,现收藏于滁州市博物馆。这组铜器共7件,包括鼎1件、鬲2件、甗1件、缶1件、剑1件、削1件。该组铜器系偶然发现,出土现场被破坏,埋藏情况不详,但可确定为同一地点出土。这是江淮东部地区首次发现春秋时期成组铜器,该组铜器风格多样,较为少见。除鼎、鬲各1件著录于《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1]外,其余诸器尚未刊布,现一并介绍并略作分析。鼎1件（滁州0276）。     

浙江安吉出土商代铜器

1976年1月29日,安吉县三官乡周家湾村农民在修路改田时发现一批文物,计有铜器鼎、觚、爵、案足,玉器器柄、环、珠等。可惜多被挖破,完整的极少。我们闻讯后,即与湖州市博物馆的同志前往调查清理,又出土一只案足和一件玉璜。出土地点位于西苕溪万华渡口西北约500米处。据当地农民叙述,此处原是一不高的土墩,占地约100平方米。器物埋藏深度     

安徽省含山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

1989年秋,安徽省含山县仙踪镇孙戚村村民在村边取土时,发现铜戈和残铜觚各1件。两件铜器制作精美,风格独特,是安徽江淮地区前所未见的新发现。经现场勘查,这两件铜器出土地点仅距大城墩遗址西侧200米,可能是一座土坑墓葬。为了解巢湖一带商周青铜文化,特将1984年在与此相近的孙家岗遗址上采集到的铜爵和铜戈各1件,一并介绍如下。     

山东沂水发现商代青铜器

1982年7月,山东省沂水县黄山铺公社信家庄大队社员在村南平地时,发现铜爵、觚、剑各1件,即送交县文物管理站。经现场调查得知,铜器出土在一个深80、口径65厘米的灰坑中。在填土中杂有红烧土块、残碎铜片、铜兵器残锋和1件陶簋碎片。铜爵侈口,长流尖尾,短柱,菌状     

合川出土的宋“普泽庙印”及其相关问题

1983年12月,合川县城关基建工地出土铜印一方,柄纽,印面6.7×6.4厘米,通高4.7厘米,印面阳篆“普泽庙印”四字(图一)。出土时铜印置于盝斗形印盘中,盒口径7.6×8厘米,高2厘米。伴随出土的还有铜器三类五件:其一为爵杯三件,形制全同,每件高15.8厘米,有两件完好,另一件1足残;其二为铜勺一件,柄残,现长7.5厘米,其三为铜箸一双,长25.4厘米,径0.6—0.3厘米(图二)。承合川县文管所杨旭德同志见告后,笔者至现场考察。在距地面深约1.4米处发现古代建筑遗址,已揭     

应城发现殷代斝、爵

1973年3月19日,应城县巡检公社孙堰大队吴祠生产队出土了青铜斝和爵各一件,经县文化馆实地调查,了解其铜器的出土地点距应城城关镇约5公里,是社员在住宅附近挖菜地时发现的,青铜器发现在距今地表面     

西充县出土明代铜器窖藏

1984年7月16日,西充县医药公司修建工地发现一铜器窖藏。这一铜器窖藏在距地表约1.8米深的一土坑内,共出土铜器二十五件,除锈蚀严重和残损的外,比较完整的尚有十三件。 夔龙纹鼎 一件。敞口,外折平沿,斜弧腹,圜底,沿口上有两耳。腹部有三对夔龙纹饰,间有雷纹,三足也为夔龙形。腹内有铭文,上为族徽,下二字为父乙。口径12.6,通高17.2厘米。(图一、二)     

商戉鬲

解放后,在考古发掘中清理出了一些商代早期的铜器。如河南郑州白家庄、杨庄,辉县琉璃阁和湖北黄陂县盘土城等地出土的商代铜斝、铜爵、铜觚、铜尊、铜鼎、铜鬲等,它们大都具有下列几个特征:器形比较原始,近似陶器,质地单薄粗糙,花纹简陋草率。如斝、爵等器多呈平底尖足。无论在形制和花纹上,都和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铜器有显著的不同。中国历史博物馆,在1958年购得一商代早期的铜鬲,花纹极简单朴素,器身仅有弧纹数道,三个袋形锐足中空,上部双耳甚小,兜向里方,唇沿有一象形"戉"字(即岁字)铭文,直内曲刃,形颇原始,疑是氏族徽号。这个鬲的形状、铜质、花纹和     

陕西宝鸡上王公社出土三件西周铜器

1979年4月宝鸡县上王公社强家庄大队一竖穴土圹墓中,出土西周时期铜器三件。墓葬形制已破坏。三件器物介绍如下: 爵(图一) 通高19.5、腹深9.3、流至尾长8.1厘米。锥足稍向外侈,突底,伞状柱在流折内,柱上饰圆涡纹,宽流,尾部上翘,内侧有鋬。腹部饰饕餮纹,间以云雷纹衬地。鋬内有铭文三字"凤父丁"(图二)。觶(图三) 通高13.9、腹深11.7厘米,     

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出土铜铁器的分析及其年代

为研究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铜铁器的制作技术及其年代,本文对第3次发掘出土的17件铜器和3件铁器进行了成分分析,部分器物进行了显微组织观察。结果表明海门口遗址出土铜器的合金元素有铜、锡、铅、锑、砷等多种成分,当时已有较多的合金配比知识,加工方式多样化,处于较为成熟的青铜时代。2件铁器出土于第6层,1件铁器出土于第5层,出土于第6层的1件铁器进行了金相观察,为人工冶炼的块炼铁,是铁器时代的产物。剑川海门口出土的铜器与周边地区青铜文化出土的铜器也有密切的联系,结合碳十四数据,本文初步推断剑川海门口第3次发掘出土铜铁器的年代应处于春秋到战国时期。     

两汉时代云南的铁器

西汉时代云南已经使用铁器,但为数甚少,使用不普遍,而且当时人视为宝贵的东西,这可以从云南历次出土的实物中肯定的。首先是晋宁石寨山四十八座西汉墓中出土的铜器,共有2000多件,而铁器只出土115件,只有铜器的约百分之五。这115件中,全铁制的只有46件,其余69件,都是铜铁     

长安县新旺村出土的两件青铜器

一九八○年三月十四日,长安县沣西新旺村社员送交陕西省博物馆铜鼎、铜簋各一件。据讲,这两件铜器,是在村外挖土时发现的,两器同出一坑。沣西曾是西周沣京所在地。六十年代初期和七十年代中期,曾先后在沣西地区出土过大量西周铜器,这两件铜器从形体、花纹、字体看,与以前在这里出土的铜器相似,应为西周器物。现分别试述如下:     

辽阳地区出土的两件西汉刻铭铜器浅议

辽阳博物馆收藏有两件1988年出土于辽阳市太子河区东京陵乡石嘴山汉墓中的西汉刻铭铜器,其中的铜魁应为铜承盘,与同墓出土的铜熏炉是一组器物。两件铜器所刻铭文为研究汉代计量提供了实物资料,也反映了汉代辽阳地区与内地的经济交往。     

山东黄县庄头西周墓清理简报

1980年9月,山东省黄县庄头村群众取土时发现一座西周墓。出土铜器17件,其中4件有铭文。铭文中有内(芮)公、熊奚、小夫等名字,在胶东半岛地区尚属首次发现。结合以前灰城古城及黄水河流域出土有铭铜器,这一发现对研究胶东的历史,尤其黄县一带的古代史有着重要意义。1981年11月我们对出土西周铜器的残墓进行了清理,编号为M1(图一)。现将情况简报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