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嘉兴博物馆藏两件崧泽文化刻纹陶器

嘉兴博物馆馆藏两件崧泽文化晚期刻纹陶器的考古学文化属性明确,刻纹不仅丰富了这一阶段的图像资料,而且为良渚文化玉器的龙首纹和神人兽面像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启示,是十分重要的图像资料标本。     

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的兼体造型和意蕴

良渚文化玉器常见的“神人兽面” (图一 ) ,异解很多 ,可以参看林华东《良渚文化研究》的介绍。俞伟超曾推测这是女神彰露着獠牙阴户 ,但未见论文刊布。笔者独自发表了类似见解 1,车广锦接着也公布了酝酿已久的相同看法 2 ;但都不为学术界所重视。一些综述文章用惊讶乃至轻蔑的语气提到这种离经叛道的假设。然而它毕竟可在讨论中聊备一说。兹为论证如下。图一　完整的“神人”和兼体的“神人”(浙江余杭反山墓地出土 ,M12∶ 98,良渚文化 )岳洪彬、苗霞的论文大胆采用了笔者“兼体造型”的说法 ,却在根本上推翻了其理论假定。他们认为 ,“神…     

良渚玉器兽面纹大眼的研究

良渚玉器上的神人兽面像是集中反映史前良渚文化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原始宗教信仰的物质载体,其中兽面纹大眼是这个载体的重点。兽面纹大眼的主要构架——圆和弧边三角组合图案,源自于崧泽文化的陶器纹样,并与大汶口文化的镂孔圆有着相关的联系,反映了史前太湖流域在宗教、精神观念以及制作形态上的衍变。     

崧泽文化纹饰对良渚文化的影响

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基础上,各自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纹饰系统。崧泽文化的纹饰以刻划在陶器上的编织纹为主,显示出一种自然朴实的"崧泽风格"。而良渚文化的刻纹玉器自始至终是以神人兽面纹为主题,力图表现某种抽象的思想和观念,表达的是非日常普通事物,兹名之为"良渚模式"。看似两个完全不同的纹饰系统,在经过分析和比对之后,显示有些纹饰或组成元素前后相承,在陶器、玉器上交替使用,甚至演变成为一种符号,其象征的内涵意义也随之转变,对于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崧泽文化纹饰对良渚文化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SSCI

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基础上,各自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纹饰系统。崧泽文化的纹饰以刻划在陶器上的编织纹为主,显示出一种自然朴实的"崧泽风格"。而良渚文化的刻纹玉器自始至终是以神人兽面纹为主题,力图表现某种抽象的思想和观念,表达的是非日常普通事物,兹名之为"良渚模式"。看似两个完全不同的纹饰系统,在经过分析和比对之后,显示有些纹饰或组成元素前后相承,在陶器、玉器上交替使用,甚至演变成为一种符号,其象征的内涵意义也随之转变,对于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试论良渚文化玉器纹饰的含义

良渚文化的玉器历来为考古界所关注,近几年来,有关杂志相继发表了一些良渚文化的玉器材料和研究文章,其中以反山墓地和瑶山祭坛遗址出土的玉器最为引人注目。这些玉器形制多样,不仅集历来发表的玉器之大成,而且还有一些新的器形;同时,玉器上的纹饰也很丰富,有些尚属首次发现,意义重大。关于玉器上的纹饰含义,前辈学者已有论述,精到之处自不待言。我们在仔细研究了这些纹饰以后,有些自己的看法,现提出来,求教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前辈和同志。一、始终以突出鸟纹、兽面及人脸的形象作为主题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纹饰十分丰富,有的以写实的手法表现具体形象,有的以象征的     

瑶山祭坛及良渚文化神徽含义的初步解释

瑶山祭坛及良渚文化神徽含义的初步解释王立新良渚文化反山墓地与瑶山祭坛是近年中国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之一［１］,颇令国内外学者为之侧目,尤其是出土的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及其神秘纹饰一直是众多学者探讨的热点。与此同时,有关祭坛的功能和目的、神徽的含义等问题则...     

工艺探索 科技先行——良渚文化琢玉工艺研究的新进展

<正>良渚文化玉器的出土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但良渚文化玉器的辨识则是自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的。1973年在江苏草鞋山遗址良渚文化M198中发现了琮、璧、钺等玉器与陶器伴出的事实,首次从层位关系上确认了琮、璧、钺等玉器的良渚文化属性,使人们终于摆脱了传统史学观的束缚,开始对良渚文化玉器的年代与文化面貌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1986年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良渚文化墓地的发掘,数以千计大量玉器的集中出土,不仅解决了一些玉器的名称、用     

从反山出土“玉琮王”看良渚文化玉琮的形制变化

反山12号墓中出土的玉琮王(M12:98)是良渚文化玉器的巅峰之作。琮的器型变化体现了玉器制作的节约原则,完整的神人兽面纹则是随着神化体系的完善,经历了一定发展过程而逐步形成的。     

良渚文化用玉种类的考古学认识

良渚文化的玉器种类繁多,内涵丰富。文章从玉器的存在形式及存在方式两个方面,考察了良渚时期玉器的制作工艺、折射出的观念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历史文化背景。通过这样的分类研究发现神人兽面纹最能反映当时的观念,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展

良渚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发达的文化之一,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的环太湖流域及杭州湾地区,浙江省杭州市良渚、瓶窑两镇是其中心区域。在这个中心区域周边还发现了约一百多处良渚文化的遗址,出土的精美玉器、石器、陶器等数以万计。良渚文化有相当发达的稻作农业,懂得养蚕和纺织,并以磨制精细的石器、制作精美的黑陶器、雕琢精巧的玉器以及大规模的人工土台和玉器随葬墓而备受关注。其玉器中的琮、璧,礼器中的钺,陶器,丝绸以及神秘的神徽像等,均为夏商周文化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国古     

良渚文化玉器神人纹饰和有关诸问题

良渚文化诸多文物的出土,尤其是以“玉琮王”为代表的饰有神人纹饰的大量玉器的问世,引起世人特别是学术界的极大震动与关注。迄今为止,已发表了很多研究论述,对这些四、五千年以前的极为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进行深入地探讨,提出了各种绝然不同的见解与推测:“巫师”说,“图腾”说,“族徽”     

殷墟锡衣仿铜陶礼器的发现与研究

正目次一发现情况二涂层分析三性质与工艺四锡衣意义五锡衣与仿铜陶礼器一发现情况在殷墟文化四期晚段,随葬品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仿铜陶礼器,其形态、纹饰、组合均与铜礼器相同或极近。这类器物基本都是酒器或食器,有鼎、簋、、觚、爵、尊、觯、卣、、、共十一种~([1])。殷墟西区~([2])、大司空村~([3])、苗圃北地~([4])、四盘磨~([5])、小屯西二区~([6])、八里庄东~([7])、梅园庄南地~([8])、郭家庄~([9])、刘家庄南地~([10])等地点都有出土。     

民和喇家遗址碳十四测年及初步分析

正前言喇家遗址位于青海省民和县南端,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官亭盆地古遗址群考古研究"的过程中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与研究~([1])。1999年进行试掘,2000年开始较大规模的发掘~([2]),到2007年,遗址中先后发现了壕沟、房址、广场、窖穴、灰坑以及墓葬等,出土较丰富的陶器、石器、玉器、人骨等。灾难性场景是该遗址的主要特征,多处房址中有挣扎、躲避或呼救等不     

卜辞所见商代祭尸礼浅探

正目次一卜辞"尸"字补释二"选尸"、"延尸"与祭尸礼的准备三"延尸"地点的选择四"为宾"、"乍宾"与选择"尸"的傧相五一类特殊的祭尸卜辞六"王宾"卜辞再探讨七对《合集》1402卜辞的探讨八关于祭尸礼上某些仪节的占卜九小结"尸"在商周祭礼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正如孔子所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庙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1])神尸和神主一样,都是祭祀时人们所尊事的对象~([2])。祭礼必设神尸的     

良渚文化图像玉璧试析

图像玉璧是良渚文化玉器的一种特例 ,对于图像玉璧的探讨亦已有许多大家发表了他们的力作。但是就目前所见 ,人们更多地将视点聚于图像上 ,少了对图像玉璧总体的把握 ,因此很难对这类玉璧的性质等问题形成明确的认识。本文拟对此作一些探讨 ,以求教于方家。一、良渚文化玉璧之功用玉璧是良渚文化的玉质重器之一 ,在良渚文化的大中型墓中可出几件至几十件不等 ,如反山Ｍ 2 0出土 39件、Ｍ 2 3出土 54件、寺墩Ｍ3出土 2 4件、福泉山Ｔ4Ｍ 6出土 4件。近年来 ,玉璧的功用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之一 ,这个问题一旦解决 ,无疑有助于对良渚文化时…     

红山文化兽面玦形玉器用途研究

<正>一、红山文化兽面玦形玉器应定名为珑对红山文化兽面玦形玉器,不少学者作过研究,如孙守道、刘淑娟、朱乃诚等(1),其中以朱乃诚的专题研究最为全面。关于这些兽面玦形玉器的用途,朱乃诚根据三件发掘所得兽面玦形玉器在墓葬中的情况,作出如下两点推断:(1)兽面形式可能是具有避     

良渚治玉的社会性问题初探

良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已历半个世纪之久。自七十年代草鞋山、张陵山、寺墩等以琮璧钺等玉礼器为主要随葬品的大型墓葬发现以来,玉器已成为良渚文化内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福泉山、石山、瑶山等地大量玉器的出土,更大大丰富了良渚文化玉器的内容,成为国内外学者所注目的课题。 关于良渚玉器的研究,在功能、工艺、美学等方面,已有诸多探讨。但对于这些玉器所包含的社会性内容——如治玉阶层、占有方式等问题,则尚无专门论著,只是在一些文章中略见有倾向性意见。面对这大量的连现代玉工也无技仿效的精美玉器,研究者们无不为之震撼,于是许多学者毫不犹豫地断言:良渚文化时代,已有一批掌握熟练技术的专门玉工。并把他们看作是玉器占有者的对立集团,认为大量玉器的集中占有情况,表明死者生前可以大量     

良渚文化瑶山玉神器分化及巫权调整之探讨

本文根据《瑶山》揭示的甲乙两类、南北两行墓列12座墓葬,分别判定墓主为觋与巫的不同性别,进而考定南行6位墓主为觋,北行6位墓主为巫。作者首先针对出自巫墓内的所谓“神面”、“兽面”及“神徽”进行分析,重新认定“神面”为觋面,“兽面”为小巫扮演的道具兽或兽面,并破译原定“神徽”为觋戴魃头骑小巫扮演的道具兽以玉事神图徽,可简称为“觋事神图徽”。经过对南行墓列6座觋墓出土的玉冠形器、带盖柱形器、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玉钺、琮等6种玉器进行分析,本文认为玉冠形器为玉梳背,琮中之大孔琮应是镯,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神器之琮。巫专用的玉器有玉梳背、璜与圆牌。从觋巫所用玉器的尺寸、纹饰、形制来看,觋玉大大高于巫玉,也折射出觋的地位大大高于巫。本文论证了与母系、父系两种社会相关的由巫权向觋权过渡的新问题,指出瑶山墓地显示觋权已巩固,而巫权已败落并居于觋权之下。作者提出瑶山觋已是掌握政治军事大权而又兼顾事神的新型统治人物,即不称王的“王”,而当王掌权之后,巫觋便降格为“祝”与舞者,这就是《瑶山》在考古学上的重大贡献,也是玉文化研究的一次突破。     

试解良渚文化玉器的雕琢之谜

东南沿海区域,特别是江浙沪地区,在20世纪70-90年代之间,频繁出土良渚文化遗址、遗物。遗物之中,最令世人注目的是玉器。良渚文化玉器上繁密细微、和谐工整的雕刻纹饰,尤其是那些细线阴刻,堪称史前微雕杰作,真可谓“难施锥刃者”。 “良渚文化玉器——般用透闪石—阳起石系列软玉……在高碳的合金工具尚未出现之前,硬度达摩氏4—6度的玉器,是如何加工雕刻的呢?这是广大参观者最为关心的话题,也是令考古学者感到棘手的学术悬案。”对于良渚文化玉器上不可思议、难以琢磨的雕刻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