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爱新觉罗·玄烨在历史上的贡献

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公元1654—1722年)是清代一个有作为的封建皇帝。他为了进一步维护国家的统一,便集中力量消灭地方藩镇割据势力。他认为“唐代之亡,非亡于权臣,而是亡于藩镇。”他目睹亡明大臣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由清政府分别在云南、广东、福建等地封为藩王后,竟暗中招兵买马,把持地方财政大权,把自己的封地变成一个独立王国。他们自恃军事经济实力,野心勃勃,图谋不轨,严重地威胁着中央集权的统治。玄烨认为“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于是在1673年下令撤除三藩。吴、尚、耿三人果不出玄烨所料,相继反叛,一时声势逼人,江南为之震动。妄图与中央     

明亡于神宗辨

明亡后,清人首论明“不亡于崇祯”而“实亡于神宗”。今人具体论证,一说万历十五年为明亡之始,一说万历十三年至二十年为明亡的“关键时期”。本文详论神宗“播乱机”,自万历十一年至二十五年陷入全面危机,但未必亡国。神宗之后,又历（泰昌）天启、崇祯二朝,尚有２４年补救机会,以举措失当而成溃烂之势。故明之亡,天启、崇祯不能辞其咎     

社神之宅——土地龛

“社神”就是民间常讲的“土地神”。清代翟灏《通俗编》卷十九引《孝经纬》云“社,土地之神。”土地神是古代传说中仙界职务最低的神。他们只分管人间的某一地段,因此数量极多。古城平遥有座至少经历了明、清两代的城隍庙,庙里的土地祠同时供奉着40位相貌、神态各异的土地神。他们是清代分管平遥城里10个坊和乡村30个里的地段神。多年以来百姓们会在俗定的日子里集中到这里,供奉自己的保护神。另外还在自己家院里建造神龛,将他们心目中的“社神”请回家,初一、十五(农历)供奉着,这些神龛即为“社神之宅”——土地龛。     

资产阶级上层集团与民初社会习俗的改造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勿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勿以小恶为无伤而为之。”这是蔡元培谈及改造社会恶习时引用《易经》上的一段话,认为不要以为生活恶习仅为区区小事,它会导致“祸及社会”的恶果,并以司马迁的“夏之亡也以妹喜,殷之亡也以妲己”作为佐证。清末,社会弊习陋俗往往不受法律的约束,反倒以个人的志趣和势力而任意为之。民初,面对陋俗,“吾人不可以不自省”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曾作过集体的反省,认为改造社会恶俗,“不以势力所能达而妄行”,是“共和思想之要素”,“而人人所当自勉”。他们认为,“我国素以道德为教义,故风俗之厚,轶于殊域,而数千年君权之影响,迄今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因此他们决意建立移风易俗的团体,身体力行,“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     

明宫藏银之谜

明亡后皇宫中到底存有多少金银?这个问题从明亡之日起就歧见百出、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成为难解之谜。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根据一些资料断定明亡时皇宫中存有大量金银。姚雪垠则指出郭老是“误信了宫中藏银的传说,”他认为当时宫中不会有大量藏银。而顾诚认为郭沫若的说法是可靠的,明亡时宫中藏有相当多的银两,比较可信的说法是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数量相当庞大。笔者认为,他们的争论是明亡后史家在这个问题上分歧的继续。问题虽小,却涉及了明末财政状况、崇祯皇帝个性、李自成农民军在京活动等问题,有必要加以深入探讨。     

龙沙嘉会结寒盟——记清初江南惊隐诗社

明末清初是江南文人结社最为活跃的时期,遍布于各地的文社团不可殚数。其中成员最多、影响最大、留下的历史足音最为深远的社团．按时间顺序当为东林、复社及惊隐诗社。谢国桢先生在《明末清初的学风》一书中说：“明亡后,继复社而起的,在吴江则有吴宗潜、叶桓奏所建立的惊隐诗社,为清初江南人士眷怀故明,耻事新朝所结的重要社事之一。”在异族入侵、江山易主的血雨腥风中,江南士人以诗歌唱酬为砥砺,演出了一幕幕催人泪下的悲剧。     

清朝太监制度(续)

三、太监管理制度乾隆七年(1742年)十二月,弘历皇帝在编写《国朝宫0史》的上谕中说:“明亡,不亡于流贼,而亡于宦官。”又说:“我朝列圣家法事事超越往古,而内庭法制尤为严密。世祖章皇帝御位之初,即立铁牌于内务府,永禁内监不得干预朝政,迄今百有余年,从无一人能窃弄威福者,固由于法制之整肃,而实由于君德之清明。”事实也确是如此,清朝最高统     

德川日本心学运动中的中国因素——兼谈“儒学日本化”

18世纪德川日本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心学思想,名为“梅岩心学”或“石门心学”。本文首先对中国及日本的两种心学历史作一番概观,以了解我们将要探讨之问题的思想背景;进而将梅岩心学置於日本近世儒学的背景中进行考察,指出梅岩心学的核心命题“由形之心”、“形直是心”显示了其思想的独创性,而与中国心学重在揭示良心本体的理路有很大不同;其次对心学运动中遗留下来的《讲学日志》这部民间文书进行了考察,从中了解到石门心学在民间的讲学活动及其特色,并揭示出日本心学运动中存在的某些中国因素;最后作为余论,对“儒学日本化”的问题提出若干看法．     

陕南御麦（玉麦）非玉米考

陕南御麦（玉麦）非玉米考萧正洪田艺衡《留青日札》、李时珍《本草纲目》等曾以“御麦”或“玉麦”为玉米之异名。今人颇用其旨,据之以考察明清时期玉米的传播过程。然作物之俗名往往因地而异,地方文献所载之“御麦”或“玉麦”能否以玉米视之,实难一概而论。明嘉靖《...     

论阳明心学与散文载道传统的进境

明中叶后,华而无实的文风渐滋日盛,以故时人每有文佞之议。在这样的情形下,同样以复兴儒道为职志的阳明心学承担起救弊之责,而阳明心学“心即理”主张下的“正心”所倡言的“师古人之心”的具体内涵也本质上暗合了散文载道传统。因此,若推本溯源的话,“师古人之心”比师古人之文无疑在学道的取资上更加勘进一步。而其对“文以载道”的影响自然不再像前代那样单纯地附道于文,实际上更要求道熔铸于心而自然流露。这样,具道于心而自然发抒之文,不论诉诸于何种内容,以何种形式表现,则文章必然充溢着道的气息而“莫非道之用也”。     

鸦片战争中广州升平社学、升平公所的抗英活动

所谓“社”是古代地方区域名称。（左传）谓“二十五家为一社”。（宋史·苏武传）中称为“人民组织之团体。”“社学”始置于明洪武八年,诏乡、社皆置社学,以教民间子弟。清沿明制,制订以生员为社师,并免其役。规定凡近乡各子弟,年在12岁以上20岁以下、有志学文者,可人学肄业。可见社学历代以来都是乡镇民间子弟读书的教学机构。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英军侵入广州城郊,在大敌当前、国势财危的时候,广州所有升平等13社均先后成为人民抗英自卫的团练组织。“升平社学位于番禹县北30里石井坝东。合13个社80余乡所共建。遗址尚存,是广…     

“以谏为忠”与“以谏求名”——论晚明士大夫的谏诤观与政治生态

在晚明士大夫的观念中,将针对皇帝而起的批评,要求皇帝行止、调整某一政策,显现出较强纠错诉求的激越建言之举视为谏诤,那些因此类建言而受到贬黜、廷杖等处罚的官员往往会获得忠臣的名誉。对谏臣之忠臣名誉的铺叙,以及不恤生死之进谏心迹的自陈,反映出晚明士大夫群体以谏为忠的主流政治价值观。反思谏诤的言论普遍存在,则对士大夫以谏求名现象的泛滥倾向构成一种制约。晚明以群臣好谏,政治舆论活跃为凸显的时代特征,但是也要注意到,晚明谏风大盛的另一面,是士大夫群体逐渐陷入一种无法逆转的政治角色困境中,他们看似强势的话语权却经常游离于具体政治运作之外,无力振作,直至明亡。     

孙应鳌与王学弟子

明嘉靖、万历年间.王阳明心学盛极一时,王门弟子布满天下,他们四处游说,哓哓然以师说鼓动天下,吸引了众多信仰者,终于以一种新的理论形式取代了程朱理学的正宗地位,一度成为晚明时期统治者的正宗思想。阳明本人的声誉也与日俱增,通过一段周折,到穆宗隆庆元年,王阳明被追封为新建侯,谥文成,神宗万历十二年,钦准从祀文庙,反映了王学地位的提高和加强。对此,《明史·儒林传》有生动的记载:“姚江之学……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     

贵州积谷贮贷的兴革

“积谷防荒”——由各个地方自行筹贮一定数量的粮食,用以调剂余缺、赈灾济贫,所谓“不动帑,不劳民”,“不假胥吏,不惊市廛”,而“以防天时之不常,济地利人和之不及也”,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积谷的存贮处所和经管单位为义仓或社仓,因而在历史古籍中,一般称之为“义谷”或“社谷”,至民国时期始总名为“积谷”。义仓和社仓有所不同,按照《大清会典》的划分,“凡民间收获时,随其所赢,听出粟麦,建仓储之,以备乡里借贷”者曰社仓;“凡绅士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奇言怪行

出生于1483年的王艮(字汝止,号心斋)是明代著名心学宗师王阳明独创性最强、影响最大的弟子.在王阳明先生逝世后,王艮回到故乡泰州讲学,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泰州学派”,后学如徐樾、颜钧、罗汝芳、何心隐、李贽等均为泰州学派,可谓“能以赤手博龙蛇”“非名教之所能羁络”(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之杰出人物. 王艮作为一代儒...     

试论孙应鳌易学的本体论

被儒家称为。六经之原”的《周易》,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渊源。生于晚明时期的孙应鳌是我国心学大师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是贵州著名的思想家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他继承王阳明心学思想,经过数年的笃学精思,穷探《易》理,终于在明隆庆二年(1568年)撰成《淮海易谈》四卷,     

论作证制度之完善——基于对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思考

证人不出庭作证，而法庭上书面证言通行无阻，是我国司法实务界面临的一个“顽症”。其原因在于：法律没有顺应人们“趋利避害”这一人之常情，制定相应的合符理性、正义的规定与应对措施，实务中也没有将某些具体制度落到实处。针对此“顽症”我们所能做的主要是：“补足”应对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强制性措施一一为证人作证提供抵御来自因作证而可能招致报复之箭的“挡箭牌”；落实证人经济损失补偿权。另外，确立证人拒证权，以达显法律的理性与正义。     

明代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传播和影响

明代中后期,与朱子学“别立宗旨”的心学在徽州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徽州士人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入徽州的心学主要有二支,一是湛若水之学,一是王守仁之学。湛、王心学对徽州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它既使南宋以来朱子学在徽州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同时也导致了新安理学学派中形成了二个不同的学术阵营。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心学兴起以后,朱子学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力的削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徽州学术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18世纪朝鲜学者朴趾源的人与自然观

在天体问题上,朴趾源认为,太阳之外的“万物”都是暗体,本身不会发光;月球像地球一样,也是由微尘构成的,也会有动植物;地球是圆的,本身是转动的。把天体看作一种物质的客观的存在,是朴趾源形成人与自然观的基础。在天人关系问题上,朴趾源反对“万物皆天所生”的观点,认为万物的存在、特征、优劣,都是自然生成的;质疑“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的观点,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不同意那种认为明亡是“气数”已尽的观点,认为明亡于“王泽已竭”。将天与人理解为两个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实体,是朴趾源人与自然观的核心。朴趾源主张,要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与技术,使民众的物质生活相对丰实。“利用厚生”的主张,是朴趾源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积极态度。以上三者构成了朴趾源人与自然观的整体。     

论余怀《余子说史》的遗民情怀

明亡之后,余怀史论之作颇多,《余子说史》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部,也是反映其遗民情怀最显著的一部。此书的遗民情怀主要体现在对明亡责任的追究,对政治、政事的讨论,对个人与国事关系的讨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