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时期的“东亚联盟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集团所推行的“东亚联盟运动”是其全部卖国投敌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适应了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扶助汉奸政权、实行“以华制华”的战略需要。这个运动所标榜与鼓吹的所谓“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东亚     

试论日伪的东亚联盟运动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日本国内和中国伪政权统治区曾分别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东亚联盟运动。东亚联盟运动以“王道主义”为指导理念,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文化沟通”为基本内容,从思想上、文化上为日本独占中国、称霸世界的目的服务。日本的东亚联盟以尊重中国的“政治独立”相标榜,比日本国内其他侵略理论和“兴亚”运动更加具有欺骗性。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东亚联盟运动则与新国民运动相配合,旨在加强伪政权的统治,为投敌行径制造理论根据。     

汪伪政权与"大亚洲主义"

汪精卫与其追随集团为确保其自身在政治上的合理性,为建立其思想理论基础而极力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并将之作为其宣扬“中日和平”的根据,汪伪政权为进行对民宣传而主导发行了《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月刊》、《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及《大东亚月刊》等杂志,从分析这四种杂志内容的结果,我们可以知道汪精卫及其追随者们利用孙中山提出的大亚洲主义,作为使其“和平建国论”得以合理化的手段,并错误地将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等同起来,进而,连这种被歪曲的“大亚洲主义”也逐渐被日本侵略亚洲的理论,即所谓的“东亚联盟论”、“大东亚共荣圈论”所吸收,汪伪政权最终成为其代言人。     

陈公博出逃及伏法经过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副总裁兼行政院长汪精卫卖国投敌,1944年死亡后,其爪牙陈公博继任伪国民政府主席。 陈逆一贯追随汪精卫,为国民党汪派中的得力干将。1932年1月,汪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时,陈为实业部长兼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组织部部长。1938年汪精卫潜逃至河内,发表唁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倡导的“和平三原则”。当时负责国民党四川     

汪伪的“新国民运动”

1942年春天,汪精卫得意洋洋地乘坐他的“海鹣”号专机到苏州视察“清乡”,伪宣传部长林柏生为了采访新闻方便,要我陪同他乘汪的专机同赴苏州。汪精卫对伪军和民众集会的演讲,除了反复“大东亚战争”、“东亚共荣圈”一套卖国滥调以外,还有一些企图整顿伪区内军心民心的言词。     

汪精卫与四个女人

因舍身谋刺清廷摄政王载沣而名噪中外的汪精卫,在中国政坛沸沸扬扬数十年。从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到发动“七·一五”及反革命政变,从反蒋到投蒋,直至公开降日、组织卖国政府,上演了一幕幕政治闹剧。汪精卫由一个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前前后后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正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时候,国民党营垒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一部分亲日卖国分子,公然叛国投敌,由重庆逃往河内,转赴日寇占领的上海,并在南京成立了以他为     

试析中日战争时期日本的侵略理论

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国内有许多侵略理论。这些侵略理论配合日本政府对外侵略政策,从理论上说明日本侵略的“合法”性,并煽动日本国民支持侵略战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这些理论在实现日本独霸东亚、称雄世界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其手段有所不同。东亚联盟论主张以王道主义为指导,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为条件,建立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论则主张以协同主义为指导,用协同主义代替中国的民族主义;大东亚共荣圈则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名,扩大侵略,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其中,东亚联盟不仅限于对理论的阐述,而且成立了东亚联盟协会,形成东亚联盟运动。汪精卫集团也大肆鼓吹东亚联盟是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发展,在其统治地区组织了东亚联盟组织。东亚协同体论组织的昭和研究会在日本新体制运动开展后,参加了大政冀赞会,大东亚共荣圈被日本政府直接表述为基本国策。     

汪精卫的汉奸之路

汪精卫叛变投敌,一直是历史学的一个热门话题。投敌的原因、情形等,随着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死亡,成了众说纷纭的不解之谜。陶希圣,算得上汪精卫的左膀右臂,逃敌复归,对汪精卫和自己的行为留下“毒酒论”之说：好比喝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精卫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又索性喝下去。     

冯玉祥抗战时期在重庆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是冯玉祥当年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留下他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和趣闻轶事。痛斥汪精卫1938年12月18日,陪都重庆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汪精卫叛逃事件。这天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党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精心策划下携带妻子陈璧君以及同僚曾仲鸣、周佛海等潜离重庆,经昆明逃往越南河内。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卖国宣言“艳电”,积极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公开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次日(12月30日),汪精卫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四点希望”,公开劝国民党与日本侵略军谈判,共同反共。在谈话中,…     

东亚联盟与伪满洲国

东亚联盟是侵华战争时日本国内一种较有影响的侵略理论,它鼓吹以“王道主义”为指导理念,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文化沟通”为基本条件,结成日、“满”、华为核心的联盟。在这一虚拟的“联盟”中,伪满洲国被置于东亚联盟的“精神核心”、“王道主义”的模范地位。本文就东亚联盟与伪满洲国的关系做一概述和考察。 一、东亚联盟的提出及主要内容 东亚联盟是由“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提出并系统加以论述的侵略理论。石原莞尔从小就人军校学习,接受军国主义思想教育。１９２０年他曾到华中派遣队司令部任职,住在汉…     

日伪时期的《东亚联盟》与东亚联盟运动

中日战争期间,为侵略中国并在思想上控制中国,日本陆军中将石原莞尔抛出了“东亚联盟论”,并与木村武雄等人组建东亚联盟协会,出版机关刊物《东亚联盟》。“东亚联盟论”提倡以“共同国防、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以及文化沟通”为基础,建立日满华同盟,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影响较大的侵华理论之一。在“东亚联盟论”思想的指导下,木村武雄与石原莞尔等人开展起来的东亚联盟运动,宣传“王道主义”蛊惑东亚他国民众,极具欺骗性。从《东亚联盟》期刊发展的脉络看,东亚联盟运动大体经历了两个时期,分别以政治运动和半宗教半政治运动为特点。但无论侵略者们进行怎样的装点与掩饰,都掩盖不了“东亚联盟论”及其运动的侵略本质。     

胡兰成与汪精卫决裂真相

半个多世纪前,追随汪精卫降日卖国的大汉奸几乎都受到应有的惩罚,唯一的漏网之鱼是胡兰成。此人早年因文得宠,极受汪精卫的赏识,平步青云,从一个小小的报社主笔一跃而为汪伪政权的高官,号称汪氏的“文胆”,官至汪伪宣传部政务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局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春风得意时,他自诩“稳坐政论家第一把交椅”、“和平运动时位居第五”,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可笑他不识事务,屡屡卷入官场倾轧,又喜欢议论时政唱反调,由此触怒汪逆,遭牢狱之灾,还险些丢掉性命。后来在日本主子的庇护下,     

汉口沦陷时期的五首汪伪歌曲

1943年3月30日,是汪精卫叛国投敌,另立“国府”的第三年.汪系的大小喽罗早就策划届时举行什么“庆祝大典”.汪伪中国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为此发布《为庆祝国府建都三周年纪念告民众书》,责成伪汉口特别市教育局组织“汉口特别市青少年代表团”赴南京参加“庆祝大典”.     

也谈陈公博为何追随汪精卫投敌——与王克文先生商榷

王克文先生在《陈公博为什么追随汪精卫投敌》一文认为,陈公博“对汪精卫所领导的‘和平运动’,最初是持反对态度的”,“他最后之所以参加‘和运’和伪政府,主要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为了汪先生”。作者还认为,陈公博“和其他大汉奸(如周佛海等人)     

黄群：拆散日汪密约的幕后策划者

1959年12月50日,日伪双方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简称日汪密约。密约签订不到一个月,这一卖国条约就全文披露在香港《大公报》上,揭露这一阴谋的就是汪精卫集团的重要角色高宗武、陶希圣,史称“高陶事件”。“高陶事件”是国民政府隐蔽战线的杰作。而帮助和劝说高、陶脱离汪精卫集团,返回蒋介石阵营的关键人物,就是黄群。[编者按]     

汪精卫叛国投敌原因再探

1938年,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国民党副总载、国民参政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逃离重庆,转道河内,后公开投降日本。这一事件引起的一联串后果,对抗战的前途,产生了重大影响。55年过去了,投敌的汪精卫集团被牢牢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但就这一事件本身,引起的各种说法至今不休。《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上发表了刘华明先生《汪精卫叛国出逃探微》一文,读后颇有启发。本文提出与刘文所持不同的观点,从高宗武秘密访日、汪精卫出逃、河内刺汪、高陶拆伙等重要过程,重新分析,以证明汪精卫叛国投敌事件从一开始起,就是蒋介石精心策划、幕后操纵的一个让汪精卫“跳火坑”的骗局。     

1939年前后的“东亚共同体”:一个历史用语的考察

1938年底开始,为了策动汪精卫等人最终脱离国民政府以削弱中国抗战力量,日本政府两次发表了有关“东亚新秩序”主张的声明,日本的御用文人们随即大肆渲染“东亚协同体”理论,关东军则采用了与“东亚协同体”同音的另外一个词“东亚共同体”.1939年中,为配合在华树立傀儡中央政权,日本政府在对外宣传时使用的仍然是流行语“东亚协同...     

汪伪政权十大汉奸的下场

石头城里,弹冠相庆,到头来,不过是南柯一梦,一个个落得验明正身,绑赴刑场…… 如丧家之犬 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20分,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医疗无效毙命,结束了他的汉奸卖国生涯。汪精卫死后,在石头城里,举行了“迎棺”、“公祭”、“守灵”和大出丧等活动。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和汪精卫的死,给汪伪政权一班活人留下的是更多的恐惧和悲哀。就在汪精卫死后的第三天,周佛海在他的日记中哀叹:“既伤逝者,复念存者,今日之困苦危难,觉天下之大无容身之地也。”他又写道:“致念大局,危险万状,掀天撼地之大风浪即将来临,吾辈断无法渡此惊涛骇浪,必为…     

垂死挣扎的民国大汉奸

日本投降后,汉奸自然逃不脱被人民审判的命运,正应了“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古训。 陈公博乞求做干净些 抗战爆发后,陈公博追随汪精卫公开投敌叛国,担任伪政府立法院院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