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东石窟河道的商贸、庙宇与地方社会——蕉岭县新铺镇的初步考察

石窟河流域是岭东商贸与移民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围绕着水上运输而兴起的墟市经济、商业贸易、庙宇建设、神明崇拜以及移民活动,对当地地方传统社会的建设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石窟河上的航运与商贸活动促使社区宗族、神明信仰等权力化网络的建设,导致地方传统社会的整合与形成。本试以蕉岭     

论民间信仰对客家传统社会的调控功能

民间信仰是深深积淀于客家民系中的传统意识,它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自然崇拜、神明崇拜、风水信仰、义民信仰和特殊历史人物崇拜等等。在客家传统社会中,民间信仰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只要稍稍翻检一下客家地区的老方志、老家谱,大量关于神庙、神坛以及祭神祀神的记载便跃     

从珠江三角洲康公崇拜看神明故事地方化模式

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诸神大致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官方认可的神明,另一类是没被官方认可的,士大夫称之为“淫祀”的鬼神。在官方认可的神明中,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政府通过列入国家祀典或加封赐匾等方式,将民间神吸收改造为政府认可的神明（如天后、龙母）;另一种情况是民间将国家祀典或政府提倡的神明接受过来,并改造成为民间神（如北帝、关帝等）。珠江三角洲的康公（主帅）或康王崇拜应该就属于后一种情况,但康公崇拜比起北帝等“标准化神明”似乎具有更强的民间性。     

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

作为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与人类学对话的主要范畴 ,土地垦殖、宗族发展、神明崇拜、户籍制度的演变以及族群问题等 ,都展现了地域社会文化结构的动态过程。历史研究不仅要阐述人们在地域社会建构过程的能动性 ,也需要反省历史叙述本身如何在地域社会建构过程被结构化 ,而这种结构又如何推动和规限人们的行动。     

礼俗互动视角下的当代宗族建构现象分析——鲁中大窎桥村王氏宗族考察

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礼俗互动的结果,是连接国家礼制与地方民众的中介,这一传统在当代社会中仍以不同形式有所延续,并在乡村社会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鲁中大窎桥村王氏借助其丰富的家族历史记忆,以家谱续修、祖先祭祀、祠堂修建等形式,持续进行宗族建构实践活动,与当今自上而下进行的乡村振兴战略形成互动关系。从礼俗互动视角予以分析,有助于发掘乡村宗族的文化意蕴与运作机制,促进民众自发行动与政府合理施政之间的融合,助推当代乡村振兴战略。     

客家宗族的现代变迁及其思考

考察客家宗族的现代变迁必然须从梳理其传统宗族生活形态着手。宗族现象作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一个衍生物之一,最早可追溯到周王朝建立的宗法制度,这种宗法制度将宗族设置成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而宗族作为一个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团体,又延续着与封建王国相似的组织结构：在宗族内部,嫡长子世袭为宗子;宗族之间与宗族之中按血缘辈分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在历史上,宗族作为调整传统农村社会关系的重要力量和组织,深刻影响着农民的生活,在封建国家与农民个体之间起着一种中介的作用。     

仪式实践与榉村的社会整合

滇西汉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世系结构、祖先信仰、自然崇拜等是实现社会整合的有效方式。宗族内部秩序的整合依靠祖先认同所产生的内聚力来实现,并通过宗族祭祀仪式表达出来;村落共同体秩序的整合则依靠村民的集体信仰,这也是建立村落地域认同的关键因素。对村落社会整合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挖掘乡村传统文化的价值,为和谐社会的实践提供助力。     

技术情境中的国家礼制与地方神明崇拜

北宋时期“神舟”远航高丽的盛况两度出现,这不仅在宋廷企图恢复朝贡秩序的实践中展现了明州高超的造船技术,也使得明州地区的海神崇拜走向“标准化”。“神舟”出使归来后,明州的船舶生产、神明崇拜在技术与制度的语境中保持关联、互动。国家通过持续褒封神明的方式将地方信仰文化纳入国家体系,增强了文化认同感和社会稳定性;在新的技术情境中,明州地方以神明崇拜为媒介贴近国家正统,由此形成的不同于官方崇奉秩序的地方神明崇拜展现了独特的社会文化情景。     

科大卫与明清华南宗族研究

华南宗族是科大卫教授的重要研究领域。他以历史学为本位,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走进乡村社会广泛收集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并将之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形成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口述历史计划"堪称其进入传统乡村社会史研究的开始,"入住权"理论更是对宗族研究的重要贡献,补充了弗里德曼研究中宗族与地域社会关系的论点。在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宗族研究中,他从地方社会与王朝互动和整合的独特视角,以"礼仪"作为分析工具,展现了宗族制度的历史演变。正是这种路径,形成了有别于传统中国宗族研究的特殊风格。     

咸同兵燹冲击下的宗族生活及其重建——以绩溪南关许氏宗族为中心

咸同兵燹给绩溪南关许氏宗族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伦理生活、文化生活等造成了巨大冲击.兵后,许氏宗族着手重建,开展了重修宗谱、修建祠堂、兴复祠产、完备家法、整顿礼俗、复兴会社、维护茔墓、新建义仓等一系列活动.许氏宗族个案显示:咸同兵燹对宗族生活影响深远,诸多宗族生活一度中断,难以全面恢复昔日的盛况;但在官府支持与宗族举力重建之下,那些体现宗法传统和精神理念的宗族生活得到了及时修复、延续甚至是加强,然而从中难以感受到适应时代变革的气息.宗族生活的重建实态,显示了徽州乡村社会的宗法性品格.     

清明会与宗族结构——以民国河北栾城县寺北柴村为例

清明会是华北乡村比较普遍的宗族组织和宗族活动。河北栾城县寺北柴村的清明会比较典型,同一个宗族以"院"为中心有若干清明会,它强化了宗族分化的局面。清明会的组织方式是平等与不平等并存。它既保证了普通族众参与祖先祭祀和聚餐的权利,又在管理架构上维护了精英群体的支配地位。与此相对应,清明会在实际运作中,既要满足宗族福利的需要,同时也不得不追求经济效益,以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清明会是透视华北乡村的宗族结构与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角度。     

要理直气壮地认定各种公祭乃至最高级别的国祭

祭祀,是人类社会自古流传下来的信仰崇拜仪式活动。说到底,在古代中国作为农耕文明国家的礼仪制度中,只有两大祭祀的文化传统:一个是感念大自然的恩赐而举行的祭祀;另一个是敬仰古圣先贤和宗族祖先而举行的祭祀。     

传统客家村落的消闲娱乐

在客家村落社会生活的研究中,人们较多地关注村落社会生活中的生产、衣食住行、婚丧节庆、宗族与神明祭祀等活动,而对一般百姓的消闲娱乐却注意较少。本文试图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七,以闽西武平县北部村落为例,就此作一简要的描述和论述。     

名宦、宗族与地方权威的塑造--以山西寿阳祁氏为中心

本文以明清时期山西寿阳县的祁氏宗族为个案,考察了一个地方大族在基层社会如何运用各种社会资源,逐渐建立其权威的过程.当这种权威逐渐消失后,民众却依然保留着对祁氏权威的历史记忆,继续塑造这一地方权威和利用这一地方资源.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明清时期华北宗族在传统中国基层社会中的生存状态的了解,还能加深我们对明清华北地区的宗族势力与名人资源、地方权威状态与乡村权力结构等问题的认识.     

庙宇：台湾移民时期社区的自治中心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是血缘关系,宗族因而成为我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宗族的祠堂是宗族自治的中心,族长在这里祭拜祖宗亡灵,排解宗族内部纠纷等事宜。但是清代台湾移民社会时期的宗族,远不及华南祖籍那样强盛,较少由单姓组成的血缘性宗族村落,“宗教之亲少,洽比之侣多”,大多是杂姓居住的地缘性村落。因此人群和祖籍就成为初期移民结合的基础,也成为地缘性组织的依据。它一方面给予移民在新环境中共有的认同,另一方面,共同的方言和习俗为新社会提供了生活内容。     

华南海外移民与宗族社会再建——以新加坡潘家村为研究个案

有关东南亚华人社会是否存在宗族 ,是学术界争论的课题之一。本文以新加坡“潘家村”为个案 ,具体考察与讨论华南移民在海外建构宗族社会与特征等问题。本文认为 ,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宗族并非简单地移植于祖籍地 ,而是一个在移居地的社会环境下重新建构的过程。尤其在移民社会初期 ,华人宗族的建构有赖于祖籍地传统的组织原则和文化资源。而在移居地的社会脉络下 ,华人也必须调整这些文化规则 ,由此也在宗族结构、组织形态、以及祖先崇拜等方面出现了一些变异     

秦汉宗族政策与基层社会治理--兼论商鞅变法离散宗族的历史内涵北大核心CSSCI

宗族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合一、国家与社会合一,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点,宗族关系与国家权力在基层行政运行中的辩证属性,是基层社会秩序变迁的重要因素,其功能发挥因时而异,取决于多种因素。梳理分析这一问题,是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控制、治理理念、治理模式的重要方面。秦汉是中国统一王朝建立和大发展时期,是历代统一王朝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模式的奠基时期,宗族力量与国家力量经历了分与合、合与分的历史过程,直接影响着基层社会秩序与统一国家建立.     

从古契书看粤东梅县传统社会的原动力

本之古书主要是指传统社会中宗族组织与民间社会经济与化活动中的碑记、谱牒、契约、合同、算薄字据等。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界前辈陈翰笙、冯和法、傅衣凌等,就已注意到对古书的搜集和研究,①50年代,徽州民间契约书的大量发现,显现了从民间发掘古书的巨     

从梅县与高雄屏东的古文书看客家民俗的变迁

本文之古契书主要是指传统社会中宗族组织与民间社会中的经济与文化活动中的碑记、谱牒、契约、合同、算薄字据等。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界前辈陈翰笙、冯和法、傅衣凌等,就已注意到对古契书的搜集和研究,50年代,徽州民间契约文书的大量发现,显现了从民间发掘古契书的     

江右王学的学术传承与地方宗族的乡村实践——以明代中后期安福邹守益家族为例

明中叶以后,江右王门学者广建书院、频繁地举办讲会活动,不但推动了王阳明心学理论的发展,也使学术思想得到传承,并广泛流传于乡村社会。在学术思想草根化过程中,王门学者又将之与地方宗族紧密结合,在加快了宗族内部整合的同时,也使宗族更主动地承担起乡里的责任,如主持地方公共事务、教化乡里,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甚至为乡村利益而与政府谈判。江右王门的代表人物邹守益及其家族以书院为依托,以讲会为形式,以乡村事务为己任,不仅将学术思想转化为＂化乡＂理念,付诸于乡村社会实践之中;而且整合并凝聚了王门学者团体,成为重要的地方＂清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