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清时期的粤澳宗教文化交流

宗教化是中西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16世纪中叶澳门开埠后,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这次传入是通过澳门——广东然后进入中国内地的。澳门作为岭南的一部分,早就流行着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但随着大批广东移民进入澳门,澳门佛教、道教与广东佛教、道教联系就更加密切了。     

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宗教外交

抗日战争时期,宗教界利用宗教国际性的特点,广泛进行民间外交,揭露日本的反华宣传,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和支持。     

试论宗教的本质

宗教的本质是人们对自身与生存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思考。通过思考,人们往往认为与自己的生存状况相比存在着更加美好的生存状况,并且这一生存状况可以通过某种方法而达到。它信仰的是神圣的存在,并且它的认识方式是非对象化的。     

当代世界宗教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宗教的影响

当今,世界宗教的发展对我国宗教产生了种种影响.因此,准确把握世界宗教的发展趋势,正确认识由此带来的对我国宗教的影响,将有利于我们做好宗教工作,进一步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明清时期华北民间宗教论纲

华北是民间宗教发祥地之一。本文在前贤与时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宏观上论述了明清时期华北民间宗教的特点与规律及其在中国民间宗教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剖析了明清时期华北民间宗教空前兴盛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内在动因;揭示了民间宗教作为封建社会中的一种宗教信仰和社会组织,对下层民众精神生活与世俗斗争的持久影响与历史作用,并明确提出对于民间宗教这样的下层宗教应该进行理性的认识和认真地清理。     

明清时期武威地区的宗教与民族关系探蠡

明清作为我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正统宗教与民间信仰亦得到空前的繁荣发展。古武威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中国的西部重镇,这里民族成分复杂,宗教派别林立,民间宗教亦在适应社会需要、迎合群众心理的情况下遍地开花。本文旨在对明清两代武威地区之各民族及其所奉宗教进行描述,探蠡各教派以及政教之间的关系。     

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宗教文明

在李唐王朝处于平定安史之乱时期 ,吐蕃乘机占领了河西北广大地区达七十多年。在此期间 ,敦煌呈现出佛教、景教、摩尼教、苯教、祆教多种宗教共存的局面。本文援引大量文献资料 ,对上述宗教的基本状况及相互关系作了论述     

浅析宗教冲突的发生机制

宗教冲突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和平与安全。排他性的宗教信仰、狂热性的宗教情感、偏离性的宗教行为以及逐利性的宗教组织等要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宗教冲突的发生机制。     

广府人的珠玑情结

珠江三角洲的许多广府人,在追溯他们的祖先时,总会饱含深情地告诉你：“我们的祖上来自南雄珠玑巷。”     

先秦及秦汉时期新疆宗教文化与民族演变的关系探析

在先秦及秦汉时期,新疆宗教文化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主要有原始宗教文化、早期佛教文化,还有祆教文化。多种部族、民族集团在这里共处,呈现出或融合或分化的特点。这时期宗教文化对新疆早期部族、民族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早期部族、民族形成有推动了宗教文化的趋同。     

简述乾隆时期满语文的推广、应用及发展

本从满语创制．改革、发展的过程．着重阐述了乾隆时期满语的推广、应用和发展的情况：在推广和应用方面．不仅保持了顺、康、雍时期的各种政策和手段．并在各方面都有所加强;在满语规范方面．改音译为意译;在满扩展区域方面．创制了满篆书三十二体。论述了努尔哈赤时期在语言的基础上创造了满,皇太极时期改制了满．乾隆时期规范发展和完善了满．并在满的规范中促进了满语的发展。可见乾隆时期是满语发展的重要时期。     

康乾时期玻璃窗和玻璃制品探究

17—18世纪,中西双方展开大规模平等双向式文化交流,促进了双方社会的发展。本文主要研究康乾时期西方先进玻璃制造技术对中国玻璃制造业的影响、玻璃窗的使用和普及以及玻璃制品的广泛应用。研究表明,西方玻璃制造技术的传入促进了中国传统玻璃制造业的发展;玻璃窗和玻璃制品的使用对建筑外立面和室内装饰风格产生了较大影响。     

雍乾禁教中天主教的传播与信众

康熙末年至乾隆三十三年,清朝政府多次禁教,而以雍正二年、乾隆十一年最为严厉。本文叙述这两次禁教,以及在禁教前后西洋传教士潜匿、潜入内地,从事隐蔽的传教活动,致使老教徒继续宗教生活,出现一批新教徒,产生一些华人神职人员和天主教骨干成员;在禁教中,他们不畏刑罚惩处,坚持信仰。本文主旨是陈述这一事实,尤其侧重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和信徒的社会成分、奉教原因、诚挚态度。此外,对不绝如缕的传教与信教的历史事实,笔者提出讨论性问题:如何看待民间的天主教信仰,君主专制主义的以信教为犯罪行为的不合理性何在?宗教信仰能够使用法律强制手段解决吗,能够使她消失吗?宗教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希望以后有所探讨。     

雍正、乾隆朝引见绿营武官分析

文章依据雍正、乾隆朝引见绿营武官的履历档案,分析了这一时期绿营武官的籍贯、民族等问题,并比较雍正、乾隆两朝的变化特点。揭示了旗人特别是满人的选官特权在乾隆朝更明显,任职比例大幅攀升,任职层级提高,且多在战略要地任职。陕甘籍官员以功绩、福建籍官员以水师技能也分享了选官特权。乾隆朝武官人事渐显因循化趋势,循资任职比例增多,避籍制度宽松、年龄增大。通过对出兵记录的分析,估算了这一时期出兵西北、西南和台湾的比例。     

康雍乾时期的贵州山地文化观

清代康雍乾时期派到贵州地方官员的奏折、疏言、著述和皇帝的上谕、朱批、圣旨等所构成一系列对治理贵州的决策及实施过程,正记述了对贵州山地、山地民族和山地文化及其特征的认识过程,形成了独特的贵州山地文化观,在贵州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康乾盛世下清廷蒙古司法治理政策研究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成为中华的统治者,在潜意识下,更注重追求清统治下各少数民族对其“中国”正统身份的认同,并竭力消除“夷夏”差别。因此在康乾盛世时代,清廷更注重“中国”作为统一国家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天下”中心身份的认定。其中清廷对蒙古各部司法治理的加强就是其加强从传统“中华”到“中国”身份转化的一项重要政策。该政策不仅巩固了相对统一的中国疆域,而且促进了蒙古地区经济发展和与内地的文化交流。     

由钱粮亏空看康雍乾时期财政制度创设中的因果关系--兼论清朝官僚政治的制度缺陷北大核心CSSCI

在对清前期钱粮亏空案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挪用”与“垫支”、“摊捐俸工银”与“摊捐养廉银”,以及“蠲免”与“捐纳”等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由“挪用”到“垫支”的支出行为发生由非法到合法的转变时,并没有解决难以归款的问题。而由“摊捐俸工”到“摊捐养廉”,说明财政体制上存在着公私■的制度缺陷,虽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不断增大的财政缺口,却产生了官员低俸甚至是无俸的政治风险。此外,“蠲免”在被誉为造福于百姓的惠政加以推行的同时,被蠲免的直省因无征赋税不得不以备受诟病的“捐纳”“挪垫”“捐输”等作为解决财政短缺的途径。以上制度与措施之间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诸问题都指向了清朝低存留的财政体制,这成为清朝国家难以解决的政治隐患。     

康雍乾三朝八旗官兵赏恤制度

康雍乾是清代最盛世时期,经济各方面发展稳定,规章制度逐渐确立完善。本文依据馆藏档案记载,对这一时期八旗官兵赏恤制度的确立完善及发展情形作一简述。     

热河普陀宗乘之庙乾隆朝建筑原状考

清乾隆年间在热河修建的普陀宗乘之庙,经清中晚期变迁及20世纪修缮工程,建筑现状与乾隆朝已有较大出入。本文基于田野考察、修缮工程师访谈、清宫档案文本和历代图像资料,对该庙乾隆朝的建筑原状进行了细致考证,包括已塌毁的无量福海殿、九间房,形制发生改变的大红台群楼、御座楼区域、平台殿,非原始设计而属后续添建的塔罩亭、千佛阁以及档案名称失载或功能被误判的"呀达噶楼"、"哑巴院"等组成部分,捋清了该庙原初形制、变化时间节点和称谓指代。对原状的考证为进一步的建筑史研究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