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契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今人说的契约与古文书学说的"书契",是内涵、外延都各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契约是一种约定,但并非所有约定都是契约,如家训、族规、乡约、政府策命、丹书铁券等等就不是契约。契约是凭证,但并非所有的凭证都是契约。出入关津的凭证,官府仓库的出纳取予的凭证就不是契约。常被人视为契约的青铜器卫盉、散氏盘、曶鼎铭文都是青铜器主人单方面铸造,记述其生产过程的记叙文,都不是契约。我国现存最早的契约是简牍契,为数不多,内容非常简约。魏晋以后,随着纸张的普及,纸本契约取代简牍契约。纸本契券总体上远比简牍本契券完善,也更为普及。唐贞观末、永徽年间以后,契约文书才普遍自称为"契",此前则多称为"券"。唐以后传世文献所说的契约,不同于古文书学所说的"书契",而与今人所说的"契约"大体同义。从简牍时代进入纸本文书时代后,"书两札刻其侧"的"书契"历史早早结束了,而契约的历史却方兴未艾。最初的契约通常是一式两份,战国孟尝君食客冯谖于薛烧债券故事就有一个"合券"过程,东汉樊重、北魏李元忠的焚券,就已是债权人自行焚券,一焚了之,表明其时的债券多数已是"单契",由债权人收执。     

笔谈:古文书的史料价值与研究路径

<正>编者按:在中国古代史学界,甲骨文、简牍、敦煌文书、明清档案、徽州文书等出土或传世文书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形成了"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明清)档案学"、"徽学"等学科。然而,这些学科受限于研究对象的时代性及存在形态的差异性,形成不同的概念与分类标准,始终缺乏一个能够将作为原始文献的古文书与一般编纂的典籍文献区分开来,进而从整体上概括中国古文书内在特点的理论体系。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历史学、文献学、档案学等既有学科的相关研究基础之上,参考国外古文书学的理论与经验,建立起跨断代的、涵盖公私文书研究的"中     

读汪桂海著《汉代官文书制度》

自 190 1年西北边陲发现第一枚简牍文书至今已近百年 ,在简牍研究即将跨入新世纪之际 ,广西教育出版社推出了汪桂海博士《汉代官文书制度》(以下简称汪著 )一书。该书代表了简牍文书研究的新水平 ,对促进秦汉史 ,尤其是政治史研究也颇有助益。汪著共分五章 ,二～五章为全书骨干。第二章分诏令、章奏、官府往来文书与司法文书四类详细讨论了官文书的特点、用途。书中所及既包括文献中常见的策书、诏书、制书、章、奏、表、议、教、檄等 ,还有不少文献中只见其名 ,因简牍出土而窥知面貌的传、除书、书、劾状与奏谳书等。第三章具体分析官文…     

汉代简牍中的私文书发展特征研究

本篇通过比较分析,总结出汉代简牍私文书与商甲骨、西周青铜栽体的私文书相比的两大发展特征。揭示出汉代尤其是西汉的简牍私文书在我国古代私文书史和简牍文书史上的地位,并分析了其社会根源。     

武威旱滩坡十九号前凉墓出土木牍考

前些时日写了一篇关于甘肃墓葬出土简牍的短文,主要是探讨甘肃墓葬出土简牍与社会习俗的关系。经过对出土简牍的排比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甘肃墓葬出土的简牍大体以汉代为界,汉代以前(包括汉代)出土的简牍文书以死者生前用品为主,是墓主人生前喜爱之物,死后作为随葬品一并埋入墓中;汉代以后墓葬出土的简牍文书多是为了陪葬而做成的简牍,或称“遣策”、或称“衣物疏”。     

西北汉简与两汉档案——从两份简册实例看汉代的档案管理

西北汉简中保存有大量汉代边塞文书档案。当时的基层组织如悬泉置、甲渠候官都设有文档室,并有相关收藏保存制度。令史、书佐等专门缮写和管理公文的基层吏员兼有档案管理的职责。西北汉简文书作为边塞档案具有原始性、客观性、真实性。这些简牍实物,反映了汉代档案管理的细节,从中可以看出汉代档案卷宗形成、收藏、编目、分类管理以及日后利用的情况。《康居王使者册》《寇恩册》等西北文书简牍对汉代边塞档案的形成、管理及其功能作用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金绍城与中国简牍学的起源

近代法学家、画家金绍城于1909年10月4日参加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于1909年10月5日在北京参观了伯希和随身带的敦煌文献,是中国敦煌学起源的见证人之一。金绍城于1910年8月20日至1911年5月21日进行环球旅行期间,于1910年12月在巴黎两次面见法国汉学家沙畹,了解到沙畹正在考释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从中国新疆、敦煌获得的简牍,并设法从沙畹处获取简牍的照片。为给金绍城提供简牍照片事,沙畹和斯坦因于1910年12月至1911年1月间多次往来通信。沙畹于1913年在英国牛津出版的《奥莱尔·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一书,是罗振玉、王国维于1914年在日本京都出版的《流沙坠简》一书的资料来源,而这两部名著分别标志着简牍学在欧洲、中国的起源。根据罗振玉为《流沙坠简》写的序言中说,某"乡人(浙江同乡)有自欧洲归者"第一次告诉他有关沙畹考释斯坦因简牍的消息,该乡人"为言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云"。本文作者曾推测该"乡人"可能指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现根据新资料放弃前说,倾向于认为该"乡人"更有可能指金绍城。本文证明,金绍城是最早赴欧洲调查中国西陲出土简牍的中国人之一,也是促成中国简牍学起源的中国学者之一。     

出土简牍法律文献的定名、性质与类别

百年来出土、发现的出土简牍法律文献,数量众多,类别丰富,因而从文献学、法律史学的视角辨析其定名、性质、类别的必要性毋庸赘言。就定名而言,律令类简牍或可不从"文书"之类,而当归入书籍并作为独立门类。就性质而言,应辨析墓葬出土法律文献抄本与原本的关系,追问"为何抄写"、"如何抄写",将有助于对文献的产生、性质、流播的判断。简牍法律文献的大致类别,有律、令、课程品式、法律解释、案例汇编、散见案件、司法档案、司法文书及官箴吏训。类别之明,可透视当时法律文献的生成途径。     

关于“中国古文书学”的若干思考

正近代以来中国古史学界发展出若干研究出土或传世文书的新学问,时代涵盖战国秦汉直至明清。虽然这些学问研究的对象多是文书,但却并没有形成和建立起自己的"古文书学"。201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些研究甲骨文金文、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书、徽州文书的年轻学者倡导下,成立了"古文书研究班"。到2012年,召开了第一届"中国古文书学研讨会",标志着"中国古文书学"正式成立。"中国古文书学"从成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5年。在5年的实践中,我们对有关"中国古文书学"的成立背景、定义、研究范围、研究方法、性质和特     

五一广场出土东汉简牍的整理与研究前景

正2010年6—8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五一广场地铁站地下水管改迁施工,在编号为1号的窖内发掘出土近万枚简牍。这批简牍大多保存完好,字迹清晰规整。按其形制,可分为大木牍、木两行简、封检、签牌、竹简等;从简牍上的"永元"、"延平"、"永初"等纪年来看,其时代为东汉的和帝至安帝时期。该批简牍当为长沙郡临湘县的官方文书档案,主要是临湘县与门下诸曹及下属诸乡、亭之间的往     

篆隶之间探秦制——读陈伟《秦简牍校读及所见制度考察》

陈伟著《秦简牍校读及所见制度考察》,校读简文以断代为指归;阶层考察关注底层身份的生存状态;制度研究以创新为追求,堪称简牍校读与制度研究的典范。《考察》不仅考释、补正、断读了许多秦简牍的释文,而且在制度研究中多有创获。比如对"岳麓简先王之令"的解读,提出了"司寇、隐官践更"的话题,深化了对司寇、隐官身份地位的认识。对《岳麓书院藏秦简》(肆)所见"发徭"与"券徭"简的断读和释义,对解决长期争议的"月为更卒""更数"等问题也极具启发意义。     

突地考

在考察沙州、新疆发现的吐蕃写本简牍时,我们经常遇到一个与地亩有关的概念“dor”。那么,什么是“dor”呢?把这个时期的汉文文书与已有的藏文文书译本对照研究,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概念背后存在着有待探明的事实。早在1956年,山本达郎先生在刊布斯坦因汉文卷子中若干有关地亩的文书时,就使人们注意到一个与地亩有关穾的“”字。近年,池田温先生将此字转写为“突”,并认定它就是吐蕃文书中的“dor”。这个发现是十分重要的。最近,王尧先生又据包括1973年新发现与“dor”有关的简牍在内的全部现存新疆藏文简牍进行了全面的论证。这些,对我们进一步理解有关文书极具启发。     

西域木简所见《汉律》中的“证不言请”律

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汉代简牍,是当时边塞防御机构中各种文书的遗物,其中有些属于狱讼文书的木简,记述了少量《汉律》的佚文,是研究汉代法律的宝贵资料。《汉律》久已失传,所以这些佚文的发现,可补文献之阙疑,为研究《汉律》提供新的线索。西北地区的简牍之中,曾屡次出现征引"证不言请"律的简文,例如: (?)先以"证不言请,出入罪(?)"(《甲编》59) (?)官,先以"证不言请,出入(?)"     

再论“地券”的鉴别——答李寿冈先生

对于汉代以后的"地券",如何去伪存真,进行鉴别,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由于《文物》发表了《徐胜买地券》,我感到可疑,结合平日所考虑的一些鉴别上的问题,写了《从徐胜买地券论汉代"地券"的鉴别》短文。事隔数年,始在1978年第7期《文物》上读到李寿冈先生的《也谈"地券"的鉴别》一文,和我商榷。空谷足音,跫然以喜。《文物》1973年第5期上所发表的我那篇短文,由于《徐胜买地券》上的年号是汉光武帝的"建武中元元年",这件"地券"又是属于土地买卖文书,而不是那些具有封建迷信内容的另一类"地券";因此,这篇短文只限于论述汉代属于土地买卖文书"地券"的鉴别,其他概不涉及。李寿冈先生的商榷把范围扩大了。从时间上来说,他引用了晋代的《杨绍买地券》、唐代的《王     

紧扣文本 立足前沿——《秦简牍研究》丛书评介

正从我国简牍发现的历史来看,秦简牍的面世最晚。1975年底,第一批秦简牍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竹简出土。所谓"地不爱宝",数十年来,由于考古事业的发展,大批战国晚期秦国至秦代的简牍得以重见天日。迄今为止,所见秦简牍已有十三批,有字简牍超过两万三千枚,总字数达三十多万字。其内容主要有律令,司法与行政文书,日书、算术书、病方等术数、方技类书籍,以及地图、信函等,涵盖     

里耶秦简与秦地方官署档案管理

<正>秦史的研究随着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特别是青川秦木牍、龙岗秦简的陆续发现, 呈现出不断升温的趋势。2002年4月于湖南龙山里耶古城一号井(JI)挖掘出的里耶秦简更是推动了这一形势的发展。这批秦简总数在3．6万枚左右,时间断限大约在秦王政二十五年至二世元年,简牍性属于秦地方政府档案文书,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登记和转运,里程书。当数以千万计的秦简集中出土的消息传出后,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真可誉为“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收获”。目前,已有学者对先期披露的简牍     

宋元买地券研究

买地券是两汉以来墓葬中常见的随葬明器。虽然,自近代学者罗振玉著录和研究买地券以来,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并对买地券的演变过程、券文内容以及史料价值等问题作了综合的分析和研究,但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如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晚期买地券(晋以后)文字荒诞,信迷色彩浓厚,与实在的土地契约文书     

中国银行“改版券”概略——兼及“改版券”的概念、基本点及种类

<正>"改版券",顾名思义,钞券"原版"修改后印制之券。民国时期中国银行纸币"改版券",笔者所能确认者仅有七种。可记述这些"改版券"改版印制的文字并不多见。为此,笔者不揣冒昧、草拟本稿,一边简述这些"改版券"改版印制的大概情形;一边以其为主要观察对象,尝试着对"改版券"的概念、基本点、种类进行梳理,提出初步的理论框架,供读者参考。管见刍议、敬祈指正,抛砖引玉、以求共识。一、中国银行"改版券"概略兹按"原版(券)"的来源,将中国银行"改(1)版券"分为两类,列举如下:(一)以与中国银行有亲缘关系的大清银行李像券为"原版(券)"改版印制之券     

“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16”在香港举行

<正>2016年12月12—13日,由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和韩国国立庆北大学史学科BK事业团共同主办的"简牍与战国秦汉历史: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16"在中国香港举行,海内外近40位学者围绕新出土的战国秦汉简牍文献展开讨论,共举行了1场主题演讲和9场专题报告,发表论文34篇。新资料方面。刘国胜介绍了湖北安岗楚简的整理情况,并讨论了楚地丧葬文书的     

古代文书检验中的激光技术及其应用

古代文书一般指简牍、帛书、经卷、官方奏折、来往信函以及古字画中的款识题榜等.在考古发现和博物馆收藏的各类文书中,由于年代的久远,常常遇到消退、涂改的字迹,模糊的印文以及各类真伪文书的检验问题.这些均属于文书检验范围.它包括对文书受到物理或化学作用而发生污染、损坏的机理的研究;制作文书的物质材料的种类及其在各种物理、化学作用下的变化规律的研究;各种损坏文书、变造文书、模糊记载等文书形成时间的检验原理和技术方法;纸张、墨水、油墨、印泥、胶水浆糊等的定性、定量分析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