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简牍概述

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发现于2006年,出土简牍2000余枚,全部存放在竹笥中。内容包括质日、官府文书、私人簿籍与律典、算术、书籍、日书等。质日简册大致包含汉文帝十年到后元七年的各年质日,除记各月大小和各日干支外,还记载有时令和墓主人的日常公务。律典、算术类可与张家山汉简对照,书籍类多见于《说苑》《新序》《韩非子》《列女传》等传世文献。这批简牍资料的发现,对于研究西汉时期的历法、法律、基层官吏的日常公务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简牍制度新探

本世纪以来,古代简牍实物大量出土,为我们讨论简牍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1912年,寓居日本的王国维受到斯坦因从敦煌长城烽燧遗址发掘的简牍和橘瑞超从新疆所获简牍资料的启发,撰写了《简牍检署考》,广采文献所记,详考简册版牍之制度。其后,讨论简牍制度者甚多,重要的有1939年傅振伦著《简策说》(《考古》社刊第6期),1957、1960年劳干分别发表《居延汉简图版、考释之部》(史语所专刊二十一、四十),1964年陈梦家著《实物所见简牍制度》《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1976、1980年马先醒撰《简牍通     

简牍发掘方法浅说——以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室内发掘为例

2010年初,北京大学接受香港冯燊均国学基金会的捐赠,入藏一批从海外回归的珍贵秦简牍。这批秦简牍的保存状况较好[1],课题组决定组建发掘组,集中考古与文物保护等方面的人员,对竹简进行室内发掘整理,在完整保存简牍信息的基础上,对简牍的堆积状况、编连、相互关系进行科学记录,尽可能多地提取相关信息。     

读者来信:《〈河堤简〉校读》的一处说明

《考古》2005年第11期刊登彭浩先生的《〈河堤简〉校读》一文,对《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中的24枚河堤简(陈松长:《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第86～94页,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重新释读,解说了若干古算术语及计算方法,并据地名推断了其年代和性质,指出河堤简大约是西汉早期南郡汇集各县把河堤开为     

尹弯汉简研究的新成果——廖伯源《简牍与制度》评介

尹湾汉简是１９９３年２月底发现的,由于木牍与竹简保存情况较好,缀合整理工作进行得很快,１９９６年８月就在《文物》杂志上公布了大部分释文,１９９７年北京中华书局又印行了《尹湾汉墓简牍》。尹湾汉简内容以汉代地方行政文书为主,对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研究来说十分...     

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

1972年以来,出土的大量宝贵历史文物中,有数量可观的简册帛书,主要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简册、湖南马王堆西汉墓简册帛书、江陵凤凰山西汉墓简牍、临沂银雀山西汉墓竹简,其年代上起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年),下迄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这些简帛书除了内容十分重要外,还为研究这一段时期汉字字体结构和书法艺术的发展史提供了最可信的材料。现就这方面作一些初步研究,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简牍中的体育健身资料及其史料价值

<正>20世纪以来,国内出土了大量的简牍,其内容极为丰富,极大地推动了史学研究的深入。这些简牍中,还包含有为数不少的有关体育健身的珍贵资料。一、出土简牍中的体育健身资料及研究概况。西北简牍(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壹—伍)》,中西书局,2011—2016年。简牍整理小组编《居延汉简(壹—肆)》,史语所,2014—2017年。张德芳主编《居延新简集释(一—七)》,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     

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所载汉代气象资料

1993年 ,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六号汉墓出土一批西汉成帝时期简牍 ,其中被整理者题名为《元延二年日记》 (以下简称《日记》)的简册 (简 1— 76) ,记事文字内容除记录墓主何时出发、何地住宿及其它公私事务外 ,还载有成帝元延二年 (前 1 1年 )一年的四季始止、天气暖热、阴晴风雨等气象资料① ,这是迄今所见有关黄河下游汉代气象与气候变迁的第一份实际记载 ,对于了解西汉晚期黄河下游地区 ,尤其是汉代东海郡、楚王国两地的气候 ,无疑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该简册图版、释文自公布后无人研究涉及 ,今不揣浅陋 ,姑妄言之。为了研…     

《神乌赋》初探

尹湾6号西汉晚期墓所出竹简中,有一篇基本完整的《神乌赋》。这是我国古代文学史资料的重大新发现。本刊1996年第8期已经发表了《神乌赋》大部分竹简的图版。同期所载《尹湾汉墓简牍释文选》,选入了此赋的释文。同期所载滕昭宗《尹湾汉墓简牍概述》和第10期所载《尹湾汉墓简牍初探》,都对此赋作了简单介绍(后者对赋文内容的介绍较为符合原意)。为了使大家能更好地研究、利用《神乌赋》,我们专为它写了这篇《初探》以     

近20年敦煌悬泉汉简研究综述

近年来,敦煌悬泉汉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20年来,从考古成果的初步报道到发掘简报的正式发表,从研究论文的大量涌现到研究专著的先后出版,悬泉汉简的研究体现出逐步深入的特点。简册研究是悬泉汉简研究的一个亮点,由于发掘科学,一批简册保存了出土的原貌,为简牍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此外,关于西域、羌族、传置、邮驿、人名、人口、西北地理、法律、纪年、语言等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部分研究还体现出系统化的特色。随着悬泉简文的全面公布,悬泉汉简的研究还会有更多收获。     

西北汉简与两汉档案——从两份简册实例看汉代的档案管理

西北汉简中保存有大量汉代边塞文书档案。当时的基层组织如悬泉置、甲渠候官都设有文档室,并有相关收藏保存制度。令史、书佐等专门缮写和管理公文的基层吏员兼有档案管理的职责。西北汉简文书作为边塞档案具有原始性、客观性、真实性。这些简牍实物,反映了汉代档案管理的细节,从中可以看出汉代档案卷宗形成、收藏、编目、分类管理以及日后利用的情况。《康居王使者册》《寇恩册》等西北文书简牍对汉代边塞档案的形成、管理及其功能作用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紧扣文本 立足前沿——《秦简牍研究》丛书评介

正从我国简牍发现的历史来看,秦简牍的面世最晚。1975年底,第一批秦简牍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竹简出土。所谓"地不爱宝",数十年来,由于考古事业的发展,大批战国晚期秦国至秦代的简牍得以重见天日。迄今为止,所见秦简牍已有十三批,有字简牍超过两万三千枚,总字数达三十多万字。其内容主要有律令,司法与行政文书,日书、算术书、病方等术数、方技类书籍,以及地图、信函等,涵盖     

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房中”简初识

<正>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了5000余枚竹简和近百版木牍,包括众多珍贵典籍和历史性文书档案,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墓葬发掘简报、展览图录等,已对简牍进行了介绍[1],这里仅就医书中保存相对完好的"房中"简再谈些初步认识。"房中"简共约60枚,简文多残断,完简字迹亦基本残泐,完简容字37～39字,与《礼记·中庸》《曲礼》《论语·述而》以及"祠祝""葬赋"     

阜阳汉简《诗经》

阜阳汉简《诗经》出自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随葬的遗物。墓莽及简册的有关情况,已经在《文物》1978年第8期和1983年第2期作过     

北大藏《水陆里程简册》所见秦南阳郡交通线路新探

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有记载从“邓攀渚”到“鲁阳”一段水陆里程数字,利用GIS测量实地距离与之比对,试复原沿线聚落、仓庾、津渡等交通节点的建址布局,进而重新考证《水陆里程简册》所载线路行径。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秦南阳郡在这一时期南北交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     

《睡》简与《放》简《日书》比较研究

《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之后,对《日书》的研究曾掀起过一阵热潮;但由于资料有限,研究《日出》始终处于极肤浅的程度。1968年4月,在天水放马滩又发现了两种《日书》,从而使这个问题的研究资料,又增加了一倍。经过甘肃省简牍专家的初步研究、整理,天水出土的《日书》中的一种,已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秦汉简牍论文集》中发表。释文发表的同时,何双全同志     

《尹湾汉墓简牍校理》评介

由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的张显成、周群丽的新著《尹湾汉墓简牍校理》(以下简称《校理》),属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和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成果.该书为16开软精装,共389页.正文前是《尹湾汉墓简牍概论》和《校理说明》;正文分上下两编,上编是《尹湾汉墓简牍校释》,下编是《尹湾汉墓简牍字表》;末附《主要参考文献》和《后记》.     

《云梦龙岗秦简》所见之秦代苑政

1989年,云梦龙岗六号秦墓出土了一批秦代简牍,其内容均与秦人法律相关,但保存状况较差。所残存者,刘信芳、梁柱二先生据其内容分为《禁苑》、《弛道》、《马牛羊》《田赢》、《其它》等五类。其中,尤以《禁苑》类律令最为详备,可与睡虎地秦简所见相关律令互为参证,或可以补史书记载之不足。在此,笔者欲以龙岗秦简所记律令为中心,结合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     

云梦龙岗六号秦墓墓主考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合撰《云梦龙岗六号秦墓及出土简牍》(以下简称“龙岗”)一文,公布了1989年在湖北云梦龙岗6号墓出土的秦代简牍资料。这批简牍的主要内容是《梦苑律》、《田律》等秦代律令,这是继发现云梦睡虎地竹简和青川郝家坪木牍后,秦律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拜读了新发表的全部材料后,感到发掘者对该墓墓主的认识还有     

新莽简时代特征琐议

<正> 断代是简牍研究的重要课题,它对提高简牍的史料价值具有重大意义。简牍断代的方法有多种,其中最可靠的是根据简文记载的年号断代,但简牍中载有年号的毕竟仅占少数,因此对大部分简牍而言还必须借助于其它方法:如对墓葬出土的简牍可以根据墓葬的年代判断;遗址出土的简牍情况更复杂,因为许多遗址曾较长时间被使用(如居延、敦煌之障燧遗址),则还须根据简文中具有时代特征的职官、地名、人名、字词等来判断。 居延、敦煌汉简中,新莽时期的简牍具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已故日本著名学者森鹿三先生曾写过《居延出土的王莽简》一文,做了比较系统的归纳总结,其中关于数量词有如下几个(与西汉简相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