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莽到东汉 再说“货币”一词

正我曾经写过《中国"货币"一词的初史》,刊登于《中国钱币》2016年第五期。主要观点是:中国古代属于货币性质的名称很多,如币、货、金、银、珠、玉、钱、刀、龟、贝、泉……等等。"货币"也是名称之一,不过出现的时间比较迟,不是在先秦。《汉书·食货志(上)》说:"《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     

东汉的“义学”与“名教”

东汉的“义学”与“名教”陈苏镇一、问题的提出东汉王朝作为新莽改制失败后“汉德”复兴的产物,其整体面貌与西汉有同有异。同的主要是制度设施,异的则是思想文化,尤其是士人阶层之风尚。钱穆指出：“东汉士大夫风习,为后世所推美”,其中常见之表现不外“久丧”、“...     

东汉李冰石像与都江堰“水则”

在批林批孔斗争的推动下,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继续大规模地修建都江堰灌溉工程。1974年3月3日,在新的修建基地上发现了一千八百多年前的石刻李冰造象。这件重要文物的发现,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改造山河、征服自然的雄伟气魄和高度智慧。对于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给予了有力的回击。石像完整无缺,未被冲泐。袖手直立,     

从“司马主天”到“太尉掌兵事”:东汉太尉渊源考

《续汉书·百官志》太尉条存在脱文。复原后,东汉三公制呈现为太尉掌兵事、司徒掌人民事、司空掌水土事的三分结构。这种结构显示的是三公在现实政务层面的分工。西汉后期的今文家说秉持司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的三公分职说,主要指三公分别对应某一方面的宇宙秩序及相关灾异,而非政务分工。成哀时期的三公制建设运动在受到三公分职说影响的同时,其制度实践和理念内涵与古文家说也有相通之处。这一时期尚看不到三公分担外朝政务的迹象。从王莽辅政时期到新莽王朝,随着内辅位置为新设的四辅占据,原来的三公被外朝化,开始分担具体政务。但大司马转向主兵之任,是在地皇年间形势危急时出现的临时措置。大司马的这一转变为其后的更始政权所继承,并进而影响到了刘秀集团创业期的大司马。东汉太尉掌兵事的历史脉络来自于以上过程。     

从“争得民主”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正>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鲜明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作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高举人民民主旗帜,百年来团结带领人民为争得民主、     

东汉“天禄”铜镜的发现与探讨

正2011年4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杭州市余杭区星桥镇里山发掘了一批汉、晋及隋代墓葬,其中一座东汉墓(M8)出土了一件"天禄"铜镜[1]。铜镜保存基本完好,正面光亮,绿锈沁入镜体;背面除边缘及纽有绿锈沁入外,其余均呈青黑色。半球形纽,圆纽座。纽座外饰两只张口相向、交尾一体的有翼神兽,形象基本相同,龙首,曲身,体生翼,长尾卷曲。一只头生双角,躯体较长;一只头生独角,躯体稍     

“鬼食”与豆腐

成都有一种“鬼饮食”,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有一种食物,本身绰号就叫“鬼食”。 据说淮南王刘安在家炼丹不成,胸中烦闷,外出散心之时,见到八位老人鹤发童颜,健步如飞。细问方知,是吃这种“鬼食”所致。就连康熙皇帝南巡时,都曾给巡抚宋荦下过圣旨,说这种食物不同寻常,可令御厨太监传授给巡抚厨子,以备受用。它通身洁白如玉,弹性十足、口感细腻,营养价值非常高,到底是什么?豆腐。为什么豆腐叫“鬼食”呢?     

隆兴寺攀松古藤与“松风萝月”大字刻石

<正>定隆兴寺原养性斋院西墙上嵌有"松风萝月"大字刻石,为明天启年间的知县吕一奏所书,笔法遒劲,洒脱自如,不仅是一件书法艺术佳作,也为历史人物的研究增添了实物资料。     

东汉“水银沁”铜镜表面处理技术研究

中国古代所谓“水银沁”铜镜, 表面白亮,反光性能良好,抗氧化腐蚀性能优良,历经千百年仍光可鉴人者不在少数。自铜镜被玻璃镜取代之后,这项延续2000多年的传统金属工艺即告失传。课题组运用现代科学仪器,对东汉“水银沁”镜残片由表及里进行了     

“英雄崇拜”与“人民拜崇”

卡莱尔,够得上“英雄崇拜”历史观的一位典型代表。他说,如果路易十六不是那末软弱,“整个法国历史发展的前景就会改观”。“如果米拉波能够多活一些时间,法国和世界历史就会是另一种样子”。如果丹敦战胜了罗伯斯比尔,“法国全部历史就将走另一条道路”,等等。他把英雄史观概括为:“在我看来,世界的历史,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完成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们的历史。……甚至不妨说,他们是创世主。我们在世界上耳闻     

从漆画到铜雕──东汉“马踏飞燕”铜雕艺术构思的渊源

马在古代战争中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神骏"一词的代名词,因此古往今来,爱马之人多若繁星,从帝王将相到艺术家,甚至普通平民,莫不对其宠爱有加。而汉代及唐朝正是两个将马爱得如痴如醉的朝代。汉代的郊祀歌中便有颂扬天马的章句,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更是将爱马的狂热表现得淋漓尽致。唯其如此,汉唐两代对于马的艺术刻划也是神形兼备,曲尽其妙。先说唐代,这是一个画马名家辈出的时代,从唐初的江都王绪,到稍后的曹霸,再到韩干,代有才人,各领风骚数十年。其中尤其是韩干,因其传世作品《照夜白图》构图洗练…     

“东汉佛教图像”质疑——与俞伟超先生商榷

佛教造像于何时传入我国,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所关心的问题。《文物》1980年第5期上发表了俞伟超先生的文章,明确提出了“最迟至东汉的桓灵时期,从新疆开始,直到东边的山东滕县和沂南、北边的内蒙和林格尔、南边的四川彭山乐山等地,佛教图像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传布”。1982年《文物》等杂志发表多篇文章,论证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的大批佛像为东汉时期所造,遂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和争议。本文作者阮荣春同志认为我国东汉时期尚不具备产生佛像之条件,他曾于《考古》1985年第1期就孔望山佛教造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本文主要针对俞伟超先生所举出的几处“东汉佛教图像”提出异议,并进一步阐述了东汉时期不可能产生佛像的主张。     

苏轼的“尚意”书法与《集归去来辞诗》刻石

本文围绕西安碑林藏苏轼《集归去来辞诗》刻石,对苏轼的“尚意”书法不践古人、追求个性自由的本质,及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略加述评。对该刻石所据之墨迹本的由来及刊刻者邓霖其人,对苏轼这件书法作品产生的背景及其价值,略加考述。认为《集归去来辞诗》刻石之“六首本”和“十首本”各有出处,不能因为《苏轼诗集》收录10首,便轻易否定“六首本”。     

“十八军”已经融入到藏汉人民的血液里了

正朝圣我的家在河南西部的洛阳,位于中国地理南北分界线—秦岭—淮河一线上。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隋唐大运河的中心,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距离拉萨3000多公里,与拉萨经度相差21度、纬度相差5度、海拔相差3000多米,气压相差30多千帕。遥远的距离阻断了联系,家乡人很少有人知道18军,也不太了解西藏。但是因为父亲的缘故,耳濡目染,我的生活中却充满了西藏。     

刘秀“退功臣而进文吏”与东汉政治建设

<正>“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是范晔对刘秀施政方针的总结。“退功臣”即对开国元勋封以高爵而不任吏职,“进文吏”则是任用儒生为官。这始于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史称“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建武五年,“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后汉书·儒林传上》)。     

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外戚宦官与“党锢”

刘秀在农民战争中夺得了政权,建立了东汉王朝,其政权的性质依然是地主阶级的统治,是西汉王朝地主政权的继续发展。东漠政权的存在,共一百九十六年,在这将近二百年的政治发展过程中,除了农民向封建地主阶级进行了无数次反抗暴动以外,而统治阶级内部却拼命的闹着争权夺利的斗争,这就是当时的外戚宦官的专权与所谓「党锢之祸」。在东汉一代的政治舞台上,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有三种人物在活跃着,即儒生、宦官、外戚,这三种人物:按其阶级属性来说,都是属于当时的封建地主阶级,按其所代表的集团利益来说,他是作为统治阶级集团内部各个集团的政治代表而出现的。先说儒生,儒生大部份是出身于官僚、商人、地主,他们能够参与政治活动,是从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开始的,刘秀本人就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儒生,他自始就热中与对地主阶级的勾结,在东汉政权的建立过程中,他不但保留了从西汉新莽以来的旧的官僚、商人、地     

东汉上虞瓷业生产状况及与“始宁县”之关系

东汉时期,上虞众多窑场烧造成熟瓷器,开创了陶瓷史上的新纪元。本文详细阐述了东汉上虞瓷业的生产状况,并探讨了始宁县的设置及其地域与上虞青瓷生产的关系。     

“亲亲相隐”制度研究综述

"亲亲相隐"原则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其特殊性在于要求亲人之间对犯罪行为的隐瞒,这并不符合封建法制的思想。这个原则依托儒家的忠孝思想产生发展,在中国中央集权社会中得以巩固,但由于它的特殊性使得它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不可能全面执行,势必存在着一定的限制条件。本文是一篇研究综述,旨在理清这种中国古代特殊法律制度的研究历史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阿魏”多源考释与佛教戒食

"阿魏"自唐代以来的文献中多有记载,但长期以来学界对其名源和内涵、意义等缺乏梳理。作为一种外来植物,"哈昔泥"、"鹤悉那"、"熏渠"、"兴具""形虞"等众多的异名均具有鲜明的域外文化烙印,历史上曾有几条阿魏的传入路线,进入中原后受到内地的广泛认可与欢迎,在中国传统的医药史和饮食生活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功用。味道极臭的阿魏可以驱虫、治疗关节病,而且是元人加工肉食不能省略的调料,还是佛教信仰中戒食的"五辛"之一。由于其经济价值高,历史上甚至出现了仿制品。系统地揭示阿魏的名源、内涵及功用,对于正确理解其丰富的文化意义具有重要意义。